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西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
汉文帝即刘恒。
吕后死后，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刘恒以代王入为皇帝，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田租、赋役和刑法，使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
汉景帝即刘启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进行“削藩”，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把诸侯王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巩固了中央集权。旧史家把他和文帝并举，称为“文景之治”。毛泽东对西汉文、景二帝却另有看法。
【毛泽东评点汉文帝、汉景帝】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人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引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
——引自《毛泽东之魂》
第3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刘恒、刘启传】
飞来横福公元前180年，陈平、周勃等铲除了诸吕后，刘氏宗室年龄居长的琅琊王刘泽驾车入朝。于是，陈平、周勃、灌婴等一班朝内大臣及刘泽等便一起密商拥立大计。
陈平、周勃率先发言道：“从前吕氏所立少帝，及济川、淮阳、恒山三王，实皆非惠帝遗胤，冒名入宫，滥受封爵。今诸吕已除，不能不正名辨谬。若使他姓再乱宗室，将来年纪长成，秉国用事，仍与吕氏无二，我等均无遗类！不如就在刘氏诸王中，择贤拥立，方可免祸。”这番议论一出，遂得到大家赞成。经过反复比较，乃公推代王刘恒继帝位。他们认为，一是高祖的八个儿子中，只留下两个，淮南王刘长和代王，而以代王居长；二是代王仁孝贤达，朝内朝外均有美名；三是代王母薄姬娘家寒微，无一人参政，不会重蹈诸吕祸国的覆辙。
原来，代王的母亲薄氏，素来为人忠厚，也非高祖幸姬。其父吴人，其母是故魏王宗室女。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薄氏被魏王豹纳入宫中。待高祖派曹参等人击败魏王豹后，薄氏便被送入宫中织室。一次，高祖进入织室闲游，见薄氏生得容貌端庄，颇有姿色，便将她纳入后宫为姬。
薄氏进宫后约一年，未得高祖召幸。她幼时与宫中的管夫人、赵子儿十分相好，少时她们在一起玩耍时，曾笑语约定说：“我等当中，日后如谁先富贵，应勿忘其他二人。”后管夫人、赵子儿果然也接连纳入汉宫，先后得到高祖宠幸。一天，汉高祖与管、赵二美人一起饮宴。二美人饮酒之间，忽然想起少时与薄姬相约的话，不由相视而笑了。高祖感到诧异，便发问道：“二美人为何无端发笑？”
“禀陛下，妾等少时曾与后宫薄姬相约，日后先富贵者，勿忘其他二人。今妾等均得陛下厚爱，独她一人久不召幸，故思想当年约定，不由发起笑来。”二人也是有心成全薄姬，乃将发笑原委娇滴滴地陈述一遍。高祖闻言，不免动了恻隐之心。
当晚，高祖便将薄姬召入宫中，见她久居后宫，容貌不免有些消瘦，但却性情娴淑，毫无怨言，乃用好言将她抚慰再三。公元前202年，薄姬生一子，是为代王。但至此以后，薄姬又很少再为高祖召幸。待高祖驾崩后，为高祖所宠爱的戚夫人等先后均为吕后所害。有的不死也被幽禁起来，不得出宫。而薄姬却因久不为高祖召幸，才幸免于难，后被吕后恩准出宫，随同代王到了北鄙代国封地。母子团聚。薄姬和刘恒本以为此生必定老死边陲，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大喜事降临。
话说陈平、周勃派的使者来到代地迎接刘恒。代王在宫中接见使者，问明来意，心中虽也大喜，但他深知权力之事残酷无情，害怕是一个陷阱，做事一惯小心谨慎的他未敢轻易应允，先后与臣僚、母亲商议并派代王舅父薄昭前往长安探实后，才决定前往即位。公元前180年9月，代王在长安皇帝宝座面南而坐，群臣口呼万岁，尊代王为天子，是为文帝。所谓“文景之治”由此开始。
文帝即位以后，尊母亲薄氏为皇太后，拜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并一一封赏了除吕安刘的一班功臣、列侯，又连夜下诏，大赦天下。于是，内外诸侯、群臣、百姓无不欢呼雀跃，拍手称快。
公元前179年孟春，群臣又联名上书，请预立皇子刘启为皇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之母——文帝继室窦氏，遂因母以子贵，得册立为文帝皇后。
说起来，刘启母子与刘恒母子一样，也有一些曲折遭遇。窦皇后乃赵国清河郡观津县（今河北武邑县东南）人，早丧父母，只有兄弟二人。父母辞世时，哥哥长君年龄尚轻，弟广国仅四五岁。三个孤儿，衣食无着，告借无门，实在无法维持生活。后来，宫廷挑选美女，窦氏应选入宫，遂强忍悲痛与兄弟分别。
窦氏入宫后，被分派去侍奉吕后。后来吕后觉得宫女太多，下令把他们分赐给诸侯王，每王五个，窦氏亦在发放之中。窦氏得知后，因离家太久思念兄弟，恳请主管此事的大太监帮忙，将她送往赵国，可离家乡近一些，主管太监答应了。谁知这名太监糊里糊涂，在编造花名册时，误把她写在代国名下。乃至吕后批准，颁发调书，再要改动已来不及了。
窦姬实在不愿去那人烟稀少、远离家乡的代国，但君命难违，她只能怨恨自己命运多蹇，哭哭啼啼，被逼上路。宫车驶入晋阳城，代王刘恒仔细一看，五个妙龄少女个个胜过自己宫里的北国佳丽，尤其是窦姬，端庄清秀，体态袅娜，双目盈盈，更胜过其他少女一筹。他喜爱不迭，选其为嫔嫱，当夜便命窦姬侍寝。从此，窦姬成了代王的宠妾，不久，生下女儿刘嫖，又生了两个儿子刘启和刘武。她在代王宫中地位仅次于王妃。代王王妃生有四子，王妃忽得一病，久治不愈，病死，所生四子亦接连夭折。代王因对窦氏十分宠爱，便让她暂领后宫。后来，代王被拥立为帝，她一同来到京城。结果，大儿子刘启被封为太子，自己竟得正位中宫，母仪天下。窦皇后又先后找到了失散的亲人，一家三人，终得团聚。
重农节用西汉初建时，经济残破，国弱民穷。为了稳定新生政权，发展农业生产，刘邦在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形势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已不适用，正如当时著名政论家晁错所指出的“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需要进行调整。在晁错的建议下，文帝变重农抑商为重农惠商，大力发展封建经济。其具体措施有：反复强调以农为本，并以身垂范。文帝在其劝农诏书中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他把农业看成天下之根本和第一要务，强调了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农业发展了，人民衣食有余，社会才能安定。否则，人民饥寒交迫，就会铤而走险。劝民农桑，可防患于未然。景帝也曾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他重申以农为本的思想，指出天下最珍贵的东西，是谷物和丝麻，不是黄金珠玉，并号召地方官吏劝民农桑，多生产衣食物品。
在号召臣民重农的同时，文、景两帝都能身体力行，为天下先。文帝下诏开籍田，亲自耕作，景帝“先亲耕，后亲桑”，树立了重农勤耕的榜样。
实行“贵粟”政策，富国裕民，提高商人的地位。为了全面落实重农政策，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实行“贵粟”政策。其原则是：“使民以粟为赏罚。”具体作法是“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就是允许人民用粮食买爵位，也可以用粮食赎罪。这样一来，国家的粮食多了，可以减轻租税，商人向农民购粮，粮价也会提高。结果，富人有爵，农民有钱。同时，国家粮食充足，农民负担减轻，也有利于人民归农重农。公元前168年，文帝下卖爵令：上造（二级爵）价六百石，递增至五大夫（九级爵）价四千石，大庶长（十八级爵）价一万二千石。五大夫以上，免除家中一人的徭役。为了北防匈奴，令入粟者将粮运到长城沿线，那里的粮食存够五年之用后，再运到内地各郡县收藏。“贵粟”政策的实行，使国家存粮大增，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同时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便利商人活动。这是一项具体的惠商政策。文帝一再下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取消在关卡检查来往行人的制度和在山林川泽樵采、捕捞的禁令。商人可以自由贩运，任意开山鼓铸，砍伐木材。结果，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范围扩大，品种增多，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景帝时，进一步放宽对商人的政策。“驰山泽之禁”对劳动人民也有好处，任民樵采、捕捞，可以补助生活。
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形势下，文、景两帝又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给农民更多的生产时间，提高农民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一是减免田租。汉初，田租定为十五税一，文帝减为三十税一，即收田租之半。公元前167年～前156年，全免天下田租，直到景帝即位的第二年，才复收田租，仍实行三十税一，并作为定制，一直执行到西汉末年。二是减轻算赋。过去，民年满15岁～16岁，每年要交人头税一算（120钱），现改为40钱。三是减轻徭役。过去民年满23岁～56岁，服兵役两年。
其他如原为每人每年在郡县当更卒一月，现减为三年充更卒一月。同时，两帝坚持保境安民的原则，尽量避免用兵作战。这就使得百姓的徭役负担大为减轻，得以安心生产。
在封建制度下，轻徭薄赋是统治阶级实施仁政的表现，是为了更长久更稳固地剥削农民。但是它毕竟比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要好得多。
文、景二帝不仅减轻赋役负担，让人安居乐业，此外，文、景两帝尤其是文帝并不因为经济发展就有所铺张，总是提倡节俭，反对浪费。一次，文帝想盖一座露台，和工匠一划算，需花费黄金百斤，相当于中等人家10家的财产，就取消了这项营建计划。
据历史记载，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宛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身穿用“弋绨”作的袍子，“弋绨”为当时的普通衣料。他所宠爱的慎夫人，穿着短裙。他们的帷帐，连花纹也没有，十分简朴。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撤销旧有的苑圃，将土地赐于贫民。
古代帝王有生前建造陵墓的习惯，文帝也不例外。但他下诏，建陵要因地制宜，从简办事，不许劳民伤财。“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临终前，他又下了一道遗诏：“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我甚不取。”主张一切从简，反对铺张浪费。
文帝俭约自守，节用爱民，还能实行社会救济，关心老弱病残者和遭受灾害的人民。公元前179年，文帝下令，对鳏寡孤独的贫困之人实行赈济，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并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按月发给米、肉、布帛，地方官吏必须按时按节去慰问老年人。公元前158年，发生了旱、蝗灾害，文帝又下诏，发放国库存粮，救济受灾而陷于绝境的群众。
更难能可贵的是，文、景两帝尤其是景帝注重文化教育，使之有较大发展，秦始皇焚烧未尽的先秦古书又大量出现。除了中央政府广开献书之路，大量搜求图书以外，有些地方贵族也奖励文化事业，热心学术活动。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喜好儒学，结交儒者，研究古代学术。每从民间得到好书，就抄写一份精良的副本退还给主人，另外还赏赐许多钱，留下原本学习研究。因此，四方学者及拥有祖上遗留古书之人，往往不远千里前来投献，使他得到很多好书，竟和朝廷所得相差无几。淮南王刘安也喜读书，不过他所搜求的偏重诸子、方术以及文学等类书，而刘德所收集的都是用秦以前文字书写的旧书，除儒家经典外还有道家著作。
刘德在他的封国——河间国（今河北献县东南）设置了《毛诗》、《左氏春秋》的博士，研究注解这两部用秦以前文字写的《诗》和《春秋》。这就是所谓的“古文经”，它们同朝廷博士传习的《春秋公羊传》等今文经很不同，不光字体有别，内容也有差异，对一些事件、人物的评价各有见解。
随着经学的学习、传播，汉代的学校教育也逐步发展。西汉初年的传经大师原来都在私学中教授，他们被召为博士之后，仍从事教学活动。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就很重视教育。他从郡县小吏中挑年轻聪俊者到长安跟随博士学习，学成归来，这些人都被提拔升官。他在成都设置“学官”，招收各县青年为学官弟子，免除其徭役，并根据学习成绩，从其中选拔郡县官吏或乡村属吏；还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留在身边服务，随同出巡属县。所以，当时蜀地民众都以学习为荣，争当学官弟子；家资丰厚者，甚至花钱谋求。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政府兴办学校的最早记载。
以上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安定。
减轻刑罚文、景二帝不仅减轻赋役负担，而且减轻刑罚，减少人民烦苛之苦。文帝母亲薄氏本是吃过苦的人，娘儿俩对百姓苦楚多少知道一些。所以文帝即位之后，很注意奉行汉初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他颁诏大赦天下，修改苛酷刑罚，以松弛自秦王朝以来过分紧张的政治局面，缓和对民众的压迫。
这里有一个缇萦请命的故事。话说名医淳于意，临淄（今山东临淄）人氏，自幼读书，很有学问，年轻时任齐国太仓县的县令，人称仓公，或太仓公。他曾拜当时的名医为师，攻研医术。由于他刻苦好学，医术远过于师，尤以望诊、切诊著称。
当地有个大商人的妻子患了不治之症，特请淳于意医治。淳于意看过病人即告诉病家：“此病已入膏肓，药力不可达，已无法医治。”病家死活相求，非要淳于意施药不可。淳于意无可奈何，勉强应付。事过几天，病人即死。病家无理吵闹，并仗恃有钱有势，告到官府，诬称淳于意不肯医治，借医欺人，轻视生命，使人病亡。当地官府便把他拿讯，并判成“肉刑”。只因淳于意曾做过县令，未擅加刑罚，就把他解到长安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