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于治道救时宰相——唐宰相姚崇。
姚崇，陕州硖石人。他40岁才步入仕途，以办事干练而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数年之间便升至宰相。此后，他又任过两朝宰相。在伴君二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以除弊救世为己任，在开元年间政绩颇丰，因此，有“救时宰相”之誉。毛泽东称他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毛泽东评点唐宰相姚崇】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如此简单明了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引自毛泽东读欧阳修等的《新唐书·姚崇传》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姚崇传】
剖析若流精于吏务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以突厥首领吐烈元崇反唐，武则天令以字行世。开元初，因避年号讳，乃复本名，改名崇。姚崇在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因自幼丧父，青少年时的姚崇没有受到严格的文化教育，以至于目不识丁。
他自小雅好射猎，直到晚年他亦能呼鹰走狗，纵于猎场，颇令唐玄宗叹奇。他虽然少文嗜猎，却又性格豪爽，洒脱不拘，崇尚气节。到近不惑之年，姚崇受别人的激励劝导，开始折节向学，潜心攻读，加上天资聪颖，他竟能应“下笔成章”举，经科举进入仕途，被授以濮州司仓参军的低职。他时常为自己的才学而自谦，但他明敏于政务，忠于职守，老成持重，所以升迁迅速，一连五次迁官至夏官郎中（兵部中层官员）。
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人入侵，攻陷了河北几个州郡，朝廷军机事务堆积如山，姚崇却能剖析如流，条理清楚，从不误事。武则天非常赞赏他的才能，视其为奇才，将他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兵部副长官），紧接着，又加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他自此跻身于宰相的行列。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武则天杀酷吏来俊臣，不再以严刑来对付大臣，朝廷内的矛盾大为缓和。一天，武则天问随侍左右的人说：“以前周兴、来俊臣等人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朝臣互相牵引，都承认谋反，国家有法度，朕不能法外施恩。但朕也曾怀疑其中或有滥刑之事，派近臣到狱中亲自审问，都得到犯人的手状，承认罪行属实，朕于是不再怀疑，就批准了来俊臣等的惩处意见。近来周兴、来俊臣死后，却再没听说有谋反的人，如此看来，岂不是以前有受冤而滥杀的情况？”姚崇毫不隐讳直言劝谏说：“自从垂拱以后，被告发而家破人亡者，都是因无辜受酷刑而被判有罪处死的。告发者特以此为功劳，天下称为‘罗织’，比汉代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派到狱中去复审的近臣，也因为害怕被罗织罪名，哪敢为冤枉者平反呢？被审问的人如果自己翻案，也怕遭酷吏的毒手。幸赖上天降福，皇上醒悟，诛灭了凶恶的小人，使朝廷平安无事。今日以后，臣愿以微贱之躯及家百口性命来担保，如今朝廷内外以后再没有谋反的人。请求陛下今后凡有告状，只将密状收起来，不要推究审问，如以后竟真有谋反之事，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了，异常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应促成此事，使朕得了滥施酷刑之君的名声。听了爱卿的话，非常合朕心意！”当天，即派宦官给姚崇送去了白银千两的赏赐。随后，武则天提升姚崇为凤阁（中书）侍郎，仍旧知政事。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姚崇母亲年迈，他奏请解职回家奉养老母，武则天不忍违其意，便拜他为相王府长史（相王李旦的属官），罢知政事。但不到一月，武则天即命姚崇兼任夏官尚书（兵部长官）、同凤阁鸾台三品（宰相）。姚崇敏锐地考虑到作为皇子的属官而掌兵部，在武姓后族与皇族之间矛盾斗争很微妙的情况下，会被人利用来做攻击的口实，不利于相王，便明智地上奏说：“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倒不怕死，但恐对相王不利。”武则天觉得有理，但仍要让他兼任春官（礼部）尚书。适逢突厥首领吐烈元崇率部众反唐，女皇欣赏姚崇的文武才干，令他这个“元崇”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去抵御突厥元崇部众，并让他以字“元之”行文。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已病息恹恹，宰相张柬之等人便策划政变，恢复李唐天下。姚崇从灵武赶回，参与其事。政变后第五天，武则天退位，徙居上阳宫。在女皇迁走之时，王公以下都欣跃称庆，独姚崇呜咽流涕，因为他的才干得到女皇的赏识，受到破格任用，对此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和依依惜别之情。当时张柬之等人在一旁指责他说：“今天这种时候能哭吗？恐怕你的大祸就因此开始了！”姚崇回答说：“我侍奉则天皇帝时间很久，突然分手，实在悲痛难忍。前几天我同你们诛杀奸逆，恢复李唐，这是臣的情义；今天离别旧君主，也是臣的情义。即使因此得罪，也是我心甘情愿的。”没过多久，刚即位的中宗果然贬姚崇为镏荽淌罚后又转迁常州刺史。对于姚崇此举，也有史家认为这恰是姚崇政治上的明智和老练之处。因为他看到当时张柬之等人没有乘胜剿除诸武势力，而中宗又是昏庸之主，以后诸武很可能得势，朝中局面复杂难测，这样，他作为政变的策划者而留在朝中，是很危险的，倒不如激流勇退。
的确，随后的局面正是如此，中宗乃无能之辈，皇后韦氏与安乐公主专权，并与武三思结为联盟，闹得朝中乌烟瘴气，张柬之等参与政变的功臣都惨遭迫害而死，唯有姚崇躲过了这一劫难。
独当一面直言敢谏唐中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死中宗，韦氏临朝称制，想步武则天之后尘。这年六月，相王子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谋，起兵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诸韦与诸武势力被诛杀、流贬贻尽。相王李旦即皇帝位，是为睿宗。以李隆基为太子。聪明有才、素有人望、并曾为相王故旧属吏的姚崇迅即被召回京师，出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当时，国家经过一系列政治动荡，纲纪大乱，大臣们多关心政治风向变化，勾心斗角，人心叵测，朝政败坏。姚崇肩荷宰相之任，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与以精干正直著称的宰相宋男力合作，一心想革除中宗时的弊政。他们举荐忠良，斥退小人，明赏罚，拒人情请托，渐使纲纪修举，政风整肃，大有贞观、永徽时的气象。一个月后，姚崇又兼任中书令。
但朝廷内争权夺利的斗争仍在继续。唐睿宗素以懦弱谦让著名，政事掌握在灭韦氏拥睿宗立有大功的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两人之手。每当宰相奏事，睿宗都问：“曾与太平公主议否？”又问：“与太子议否？”然后才说可行。太平公主深沉机敏，多权术谋略，类于其母武则天。在武则天退位及以后的历次政治变故中，她都起过重要作用，就连韦后、安乐公主也都要惧怕她三分。睿宗能登上皇位，即有这位皇妹的操纵之功。睿宗对她十分尊重，常与她图谋大事；太平公主如不朝谒，睿宗就会命宰相到其宅第咨询政务。公主所欲，睿宗无不听从，自宰相以下，进退升黜罢出就凭她一句话。太平公主日益专横，并且援引私党把持朝政，“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朝中官员趋附其门的人如同市集。她还认为太子李隆基不听话，经常胁迫睿宗，想动摇李隆基的太子之位。而李隆基只是睿宗的第三子，虽以功得立为太子，而两位兄长却又都在朝中大权在握，掌管着禁军。这些都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并随时会演变为新的政治动荡。姚崇与宋亩床煺局，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有必要确定太子稳固的地位和权力，保证国家安定，避免朝廷变乱。他们秘密上奏睿宗，请求迁太平公主去东都洛阳，罢去诸王手中的兵权，改为地方刺史。但昏庸无能的睿宗把这些话透露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闻言大怒，指责太子居心不良。李隆基惮于太平公主的威势，慌了手脚，连忙巧施明黜暗保之计，上奏指控姚崇等挑拨皇家兄妹、姑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姚崇被逐出朝廷，到申州做刺史。在睿宗朝余下的两年中，姚崇又先后转迁扬州刺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在任地方官的这两年中，姚崇为政简肃，声誉很高，百姓官吏都为他立碑记录他的功绩。
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睿宗传位于太子，李隆基即皇帝位，是为玄宗。次年七月，太平公主阴谋废玄宗。玄宗发动反击，杀依附于太平公主的诸宰相，并赐太平公主死，其余党羽或死或黜，作鸟兽散。十月，唐玄宗又召姚崇回京，任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旋升紫微（中书）令。于是姚崇第三次登相位并位居诸相之首。唐玄宗清除了政敌，孜孜求治，任贤使能，姚崇受到玄宗高度的信任和倚重。据历史记载，玄宗在征召姚崇入朝为宰相时，当时的宰相张说出于嫉妒，就暗令人弹劾姚崇，玄宗根本就不听。张说又让人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唐玄宗识破是张说从中作梗，差点杀掉提建议的人。
姚崇不负重望，连家口也未带，将住所安顿在寺院里，便履行其职守。由于他聪明敏捷，多次担任兵部尚书，三执宰衡，所有政事、边防、士马储械，都了然于胸，如数家珍。玄宗每次有政事访问姚崇等大臣，姚崇都对答如流，同僚们只能在一旁唯唯称诺而已。于是，唐玄宗把政务都专委他处理。姚崇便倾其才智，辅助玄宗。他根据当时朝政的种种流弊，将事关社稷的十件大事简单明了地上奏玄宗，表明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禁滥施淫刑，以仁义治国，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第二，禁穷兵黩武，三十年内不虚求边功；第三，严禁宦官干政乱政；第四，不准皇亲国戚任台省要职，废止历年因权贵请托而委任的“斜封”、“待阙”、“员外”等冗滥官员；第五，执法首先从皇亲国戚和近臣开始，禁止贵幸恃宠坏法，以示至公；第六，废除租庸调正赋以外的一切苛捐杂税；第七，禁止大肆建造道观佛寺，以免耗财伤农，涂炭百姓；第八，禁止以前皇帝与群臣亵狎的弊风，皇帝对朝臣要待之以礼；第九，皇帝要虚心纳谏，使百官得以直言朝政的得失；第十，汲取两汉时期外戚乱政、危及国家的教训，不蹈历史覆辙。唐玄宗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基本上接受了姚崇的十项建议，一时举朝兴高采烈，舞蹈欢呼。姚崇的十项建议便成为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的政治纲领，为“开元盛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姚崇的精明强干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君臣之间形成了历史上少有的亲密关系，传为佳话。姚崇刚任宰相不久，曾就郎吏等中下级职官的考核升迁等问题启奏玄宗，请玄宗给予裁决指示。
但玄宗对姚崇所奏之事毫无表示，时而环顾左右，时而仰视殿宇。任凭姚崇再三请示，唐玄宗就是不开金口。姚崇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畏惧而退。罢朝后，内侍高力士劝谏玄宗说：“陛下刚刚即位，总理万机，宰臣奏事，当面要以驳正，为何不理不睬！”唐玄宗笑答道：“朕令姚崇总政务，大事当奏闻让大家讨论；至于郎吏的考核升黜这种事，怎么能一一拿来烦朕呢？”姚崇知道唐玄宗的真实意图后，非常高兴，满朝文武也都钦佩唐玄宗识君主之大体。此后，姚崇放心处理庶务，朝政大事也敢于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勇于承担责任，独当一面，尽于职守。唐玄宗对姚崇也更加宠信不疑。姚崇每次拜谒皇帝，玄宗常常是高兴地站起来，以示迎接之意。姚崇每次言事离去时，玄宗都要把他送到殿前的平台之上。后来李林甫作宰相时，玄宗虽对这位佞臣更为信任，但像这样发自内心的礼遇却是李林甫没有得到过的。
姚崇虽然居于宰相之高位，年事已高，但他操劳国事，不计辛劳，在京中连宅第都没有，寄居在罔极寺中。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姚崇病重，玄宗遣使者问饮食起居，每日数十趟。宰相源乾曜奏事深得玄宗之心，玄宗就说：“此必姚崇出的主意”。如果其奏事不称旨，玄宗就会说：“怎么不与姚崇商议商议！”所以，每有大事，玄宗就让源乾曜到寺中去向姚崇请教。后来，玄宗又令迁姚崇到中书省的御书房，既便于议事，也便于安排其家人照料他。姚崇却认为四方馆藏有大量官方档案文书，不是大臣所能居住的地方，想谢绝玄宗的好意。玄宗说：“设四方馆就是给百官用的。让你去住，是为了国家的公务。我恨不得让你住进皇宫，搬进四方馆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君识大体，臣明大义，唐玄宗与姚崇这种协力治国的亲密君臣关系，在唐代只有唐太宗时有过，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兴利除弊拨乱反正姚崇历仕四朝，对则天以来积累的弊端深有体会和感触，所以他能向玄宗提出切中时弊的十条政治纲领。他为宰相四年，其多种举措也是确保这些纲领的贯彻实施的。
姚崇针对则天以来的滥刑，把禁止滥施刑罚、以仁义治国作为首要目标。武则天当国时期，重用酷吏，大开告密之门，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冤案，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中宗之时，韦后、武三思把持朝政，也把刑罚奖赏作为惩治政敌、树立私党的手腕，到睿宗朝也没有得到改观。姚崇提出这一问题，有利于改善政治气氛，建立正常的君臣关系；有利于励行法治，严明赏罚，改善吏治，使刑赏成为劝善激能、惩治罪恶的工具。为了防止滥刑，姚崇将曾在则天朝受重用的酷吏周利贞等13人削职免官，流放草泽，并规定终身不再叙用，以免这些人旧习不改，兴风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