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外各界人士对于美国单独占领和管制下的日本的现状和动向非常关心，对于美国纵容、扶植下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危险更存有戒心。因为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加强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美国认为日本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倍增，必须把日本作为美国的西太平洋“岛屿防线”中最有价值的地区。为此，美国在经济上加强日本的复兴，政治上把统治大权尽速交给日本的保守政权。于是在1948年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运动，揭露美国“扶日、反苏、反共和援蒋”的图谋。该运动的开展自然有利于国内各界的反蒋统一战线。陈叔通说：“近来反对美扶持日本，这个题目甚好。学生、教员、商界就此可打成一片。”接着又说，“可怜仍是学生先冲锋。”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既点明了运动的积极意义，也表示了对学生命运的关注。“可怜仍是学生先冲锋”的感叹，在当时可谓是空谷足音，至今依然音犹在耳，值得人们深思。
在上海学生反内战的同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扩大到国统区60多个城市。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强迫各校解聘了进步教授30多人。陈叔通知道后，商请张菊生援助，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的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这些教授。
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勘乱总动员令”，加紧对国统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镇压，10月，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在上海的一部分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与陈叔通有深厚交谊的马叙伦也离沪赴港。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还经常把上海的反蒋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写在秘密信函中，托人带往香港，与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面对白色恐怖，陈叔通对个人安危处之泰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托人转告陈叔通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一笑置之，请人转告陈布雷：“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面对经济崩溃、军事节节失利的局面，国民党当局为赢得喘息之机，于1948年夏发动和谈攻势，鼓动上海一些御用文人政客，策划“千人通电”，企图玩弄所谓国共谈判的把戏。有人要求陈叔通在“千人通电”上签名，他严辞拒绝。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指出，“此次是革命，且希望彻底革命”，“我们要与友方（指共产党）配合”，“无友方，既无今日之我们，亦无他日之我们”，表示了坚定不移的立场。由于各方面民主力量的共同抵制，所谓“千人通电”运动宣告破产。
陈叔通拥护中共中央在1948年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积极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例如，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陈叔通提出，“‘社会贤达’须删去，不可蹈蒋政府之辙，以其太无标准”。因为“社会贤达”是出席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的一个方面的代表，其中既有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也有依附国民党的政客，为了区别于国民党的旧政协会议，在他的建议下，新政协使用了“民主人士”这一称号，表明了新政协新的性质。对于新政协何时何地召开问题，陈叔通也提出了睿智的意见。考虑到全国的政治、军事、民心、交通等方面，他建议“新政协就开在北平”，并且指出：“军事进行愈顺利，愈可迟开，我此建议自以为极有价值，不可忽视。”这些深思熟虑、充满智慧的意见对新政协的胜利召开具有极大的价值。在国共临近最后决战关头，陈叔通敏锐地看到经济危机将加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他意识到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将成为共产党最后致胜的“意外之机会”，他提醒有关方面加强舆论攻势：“港报应尽力揭穿破坏，胜师十万。”正是这些及时明智的意见加速了国民党的最终垮台。
陈叔通深知经济人才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多个方面对中共表示了对人才问题的关心，强调要重视经济建设，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依然闪光的建议。他说：“且须知经济人才应与军事并重。无论共产与资本主义，均建筑在经济上，不过主义不同耳！”“人才亦看战局。战局好，劝驾较易。交大、同济学生去得不少。”他在对新中国外交的建议中提到对外经济合作，指出战争中中共一些部门对争取人才的不足之处。此时的陈叔通已经感到新中国建立后建设人才的缺乏，正确判断人才流向与战局发展的关系，并多方为中共推荐人才。他在半个多世纪前为中共提出的对外经济开放和合作的想法，经过中共的反复探索，已变成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
在中共的安排下，陈叔通1949年1月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
1949年6月，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推为副主任。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他作为全国工商界首席代表参加首届政协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出席了开国大典。在那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历史照片中，站在毛泽东左侧的那位美髯公，便是陈叔通。古稀老人，欣逢盛世，他以无比喜悦的心情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从1951年10月开始，陈叔通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以和平方式胜利地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工商业者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陈叔通躬与此事，殚精竭虑，投入晚年的全部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中共领导同志的称赞，也受到工商界同志们的尊敬和深切怀念。
陈叔通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坚信不移。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了“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的名联，鼓励大家不要因眼前的暂时困难而丧失信心。工商界曾广泛传诵这副对联。他对祖国统一异常关心，曾有“未复台澎望眼穿”的诗句，表达了他真挚的心情。
陈叔通自称“鄙性粗，欲言便言”。他对党和国家大事总是出于公心，慷慨直言。他曾对友人说：“我从实践中深信，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真心实意听取人民意见的，我们要以当家做主人精神，对国家前途负责，没有任何可以顾虑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将珍藏的百梅图和其它名贵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他一生诗作很多，70岁时曾亲自删定并刊印《百梅书屋诗存》1卷。1966年，陈叔通去世，终年90岁。
【作者点评】
陈叔通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战士，生前曾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他一生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民党统治等重要历史年代，忧国忧民，苦心探索，终于在晚年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一位晚清翰林成为一名爱国民主战士。
陈叔通一生都在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中进士做清末翰林，参加百日维新，加入光复会，入日本学习法政并回国参加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创办学堂，兴办报纸；辛亥革命后任国会议员，参加反袁护法斗争；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和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等职，积极从事民主运动；抗战时期，陈叔通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前夕，他筹组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出席新人民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热情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发展壮大积极献计献策。
陈叔通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我们纪念陈叔通，就要学习他一生追求真理、赤诚爱国的高风亮节；学习他真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到老不倦的高贵品质。
（康红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