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在程思远的斡旋下，李宗仁参加了副总统的竞选并获得成功，这次选举成功，可以说是“新桂系”在中国政坛上的一个杰作。李宗仁竞选成功后，蒋介石怀恨在心，对他们实行了疯狂的报复。不仅李宗仁本人，凡是在竞选之中曾经助李一臂之力的，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毒手。另外，蒋介石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白崇禧调离南京，妄图削弱李宗仁的势力，再暗杀李宗仁。在这大波大澜中，程思远帮助李、白等人运筹帷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穿针引线，使被蒋介石“分而治之”的李、白两人，虽身在两处，但终能协调步骤，联合对外。后来李宗仁等人逼蒋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而出任“代总统”，更是他们政治生涯的一个顶峰。李宗仁等人的成就，无不凝聚程思远的苦心孤诣。这一系列的成功，也证明了程思远在“新桂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体现了他的政治才能。
1949年7月14日晚，国民党中央在梅花村32号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会，蒋介石宣布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他自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洪友兰和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成立，是蒋介石从幕后走上前台的重要标志。程思远看到广州这个流亡政府的日子不会太长，随即辞去副秘书长一职，迁居香港，不问国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后，国民党当局全部溃退到台湾孤岛。从此，海峡两岸造成分裂局面。随之美国第六舰队出面干预，两岸对峙逐年升级，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大有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之势。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7年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与国民党人进行了三次秘密会晤，前两次皆未果。第三次是在1956年，住在北京的李济深邀程思远北上。历史又一次把程思远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台。程思远欣然来到北京，4月30日，程思远应邀于5月1日登上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观看了盛大的“五一”游行活动。那片片鲜花和欢乐汇成的海洋，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5月11日晨，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程思远，并与之进行了亲切会谈。几天以后，程思远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回到了香港，并将此行的经历、感受以及周总理要他转给李宗仁以及海外国民党人的话，全部写在信纸上寄给了李宗仁。
1959年10月，程思远应邀参加了港澳地区庆祝国庆10周年活动的代表团，第二次从香港到了北京，并向周总理转达了李宗仁意欲归国的愿望。
1965年6月28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程思远从香港飞抵瑞士苏黎世，与早先到达那里的李宗仁夫妇会合，并准备回国。在程思远的多方努力下，7月12日下午两点，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终于登上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机，开始了险象环生的归国之旅。
得知李宗仁等人归国的消息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了。他悍然决定：宁可在全世界面前承担血腥暗杀的罪责，也决不放过李宗仁等人。但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周密安排和当时驻巴基斯坦首府卡拉奇的丁国钰大使鼎力协助以及李宗仁、程思远的密切配合下，终于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丧心病狂的暗杀行动，台湾当局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7月18日上午8时，一架波音707客机平稳地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李宗仁一行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走出机舱，踏上祖国的土地，立即受到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热烈欢迎。7月2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他们，当有人将程思远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紧紧握住程思远的手，抖了又抖，久久不放开。毛泽东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这句话不仅语气重，更有深刻的含义。毛泽东对程思远如此礼遇，令程思远十分感动。中午，毛泽东在丰泽园与李宗仁等共进午餐。饭前，先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叙谈中，毛泽东忽然问程思远：“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做思远？”“思远就是想得远，正因为想得远，我才回来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
毛泽东被这番形象、风趣的回答逗笑了。又问：“你有别字吗？”“没有。”程思远说。“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我国古代有个大文豪韩愈，他的别号叫退之。现在我给你取的别号就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也者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程思远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给我的最大光荣。”当时，还很少听说毛泽东给人起名取字，因此，给程思远取别号的事立即传扬开了。时隔不久，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一次宴会上，郭沫若就以“近之”称呼程思远，并向他祝酒。这件事令程思远终生难忘。
程思远随李宗仁夫妇回到祖国后，不久就选定在北京定居。几十年来，他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组织，相反，他却成了中国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他以一个竭诚拥护新中国、渴望祖国振兴的无党派人士的身分，积极参政议政，热心参与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心全意地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程思远为人随和，无论对谁，绝没有自以为了不起的架子。但他对真理对事实的执著与坚持，却同样是有口皆碑的。
他曾对人说：“我这个人牛脾气，对政治主张决不马虎。”程思远这种耿直的性格，即使在险恶的“文革”时期，依然故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1976年春天，周恩来去世后，中国大陆又陷入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里。
不久，“天安门事件”爆发，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政协直属组的爱国老人们面对这种局面更加困惑得目瞪口呆了，但他们还得照例到政协参加学习，作种种违心的表态发言。出人意料的是，一直沉默不语的程思远，在一次学习会临近结束时，郑重其事地放出了一颗“炮弹”：
“最近我重读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书中讲到1937年开始的苏联肃反运动，居然把70％的联共十七大代表逮捕或处决。……多少年过去了，战后的美国、日本、西欧有材料揭露出来，原来事情的开始，是希特勒情报部门利用了一个白俄分子保存的苏联元帅屠哈切夫斯基一封亲笔信，伪造了文件，又把这些文件搞到苏联内部。现在看，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也上当受骗。这一血的教训，沉痛呵！”程思远有板有眼地讲到此，就不再说了。此事足可见程思远对政治主张决不马虎的“牛脾气”。
1978年，在“文革”结束，中国步入改革开放前夜的时候，程思远和石泓夫妇俩，重游了广西家乡，并为中国新闻社撰写了长篇游记。游记以无限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他的家乡绚丽多彩的大好河山。
回国定居，使程思远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1978年3月，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为了祖国的四化建设，为了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程思远忘我地工作。他参加许多重要会议，参与国家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通过会见从台湾和海外回来探亲访友的老同事、老朋友，或是给国内外许多报刊撰写文章，畅谈自己的切身体会，宣传我党的统战政策，为祖国统一事业穿针引线，铺路搭桥。
1978年至1986年，程思远又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在中国这个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986年，程思远又回到广西。广西的领导告诉他，蒋经国有个侄女到桂林游览观光时说：假使大陆承认国民党也曾经是抗日的，那么台湾对大陆的政策会起根本性的变化。敏锐的程思远意识到这将是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个突破口。于是就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利用1987年“七·七”事变50周年这个机会，开展一些抗日纪念活动。为此，程思远积极参与了电影《血战台儿庄》的编写和摄制。后来，事实证明，《血战台儿庄》对大陆和台湾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8年4月10日，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程思远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0年，在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的时候，程思远又以“感想有四”，再次成为新闻界报道的热点。程思远说：“与现实紧密相关者，感想有四：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应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是要坚持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四是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程思远的特殊身分和经历，使他可以做到常人无法做到的许多事。因而，1990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时，程思远就被人们一致推举为会长。
程思远回国后，与邓小平在很多场合都见过面。后来邓小平担任政协主席时，程思远是政协常委，对邓小平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佩服。后来，程思远除担任过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外，还曾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平常，除了看一些文件报纸外，程思远最爱读的就是史书，诸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更是反复地看。“随遇而安，这是我个人生活的原则之一。”程思远常常对来访者说。
几十年沉浮于政坛宦海，程思远既享受过在国民党中的显赫荣华，也领略过海外午茶、野餐、郊游等优雅的生活情趣。无论在东四的四合院里，还是在新居那锥形屋顶的法式洋楼里，程思远一直都是那么达观。在养生之道上，他坚持锻炼，喜欢游泳。
1991年除夕，江泽民总书记在入座吃饭时对程思远说：“程老，千金难买老来瘦。”这简单的一句话，包含有关心和策励之意，也是对程思远健康身体的赞赏。因为程老的健康不仅表现在身体方面，还表现在至今不衰的敏捷的思想上。
1993年3月28日，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换届选举中，程思远以高票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人之一。1998年，程思远再次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程思远的业余生活，主要是被他笔耕不辍的著述活动挤占了。从1965年回到祖国北京定居以来，他仍然每日撰述，从不间断。1980年，程思远撰写了《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详尽记述了这位前国民党代总统浮游海外，及至1965年回归祖国和几年后病逝期间的许多往事。198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程思远的《政海秘辛》一书。这本约20万字的著作，主要是回忆他本人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些经历。接着，程思远又修订出版了《蒋李关系与中国》一书。1989年，程思远又在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白崇禧传》。1998年2月，他在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长达2371页的《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上、中、下）。
【作者点评】
程思远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务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他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夕，而成长于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他为广西各族人民锲而不舍、进取拼搏的精神所感染，毅然走出了穷乡僻壤，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列，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程思远出身贫寒，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23岁时，便到李宗仁幕下担任秘书工作，并参与政治机密，真可谓少年得志，如鱼得水。程思远之所以有此机遇，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风云际会，也因为程思远从小饱经风霜和艰苦生活的锻炼，屡遭挫折、久历坎坷，养成了履险如夷、坚忍不拔和矢志不移的精神。可以说，程思远的成长历程，是勤奋学习和长期艰苦奋斗的历程。
如今，程老已届95岁高龄，可谓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他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的崩溃和新中国的崛起，他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为了中国的强大，祖国的统一，曾经申民族大义，冒生命危险，五上京华，两去欧洲，为促成李宗仁归国而努力。1965年7月20日，他促成并陪同李宗仁夫妇一同回到祖国，毅然走上爱国主义的道路，回到祖国怀抱，轰动了整个世界。归国后，程思远又多次担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呼吁奔走。
历史将会永远记住每一个为祖国和平事业而付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的人！
（吴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