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仇鳌离开南京回湖南任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殚精竭虑，组织战区难民救济工作达四年之久。其间，他创办了规模宏大的难民医院和一批难民工厂。他说：“看到同胞们，尤其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在这里免于冻饿，是我平生最感快慰的事情。”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听取了林伯渠、张治中关于国共两党和谈经过的报告后，组织特种委员会审查，仇鳌是召集人之一。由胡秋原起草《审查报告》。胡秋原在报告中歪曲“皖南事变”真相，诬蔑和指责新四军。仇鳌看了这份报告后，当即嘱秘书龚光朗另拟报告，提交会议审查。会议上，胡秋原恼羞成怒地责问仇鳌为何要撤消他的报告，仇鳌义正辞严地驳斥胡秋原篡改事实，破坏民主团结、促进和谈的阴谋。周炳霖等参政员群起响应，胡秋原无言以对，最后只得灰溜溜地撤回报告。抗日战争胜利后，仇鳌先后任湘、鄂、赣敌伪产业接收清查团团长，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并主持湖南文献委员会工作。其时，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成立了所谓“勘乱建国委员会”，并将派人聘请仇鳌为该会委员的聘书及经费送到仇鳌门上，被仇鳌一口回绝，叫来人将聘书等原封不动地带回去。稍后，蒋介石又任命仇鳌为两湖监察使，仇鳌亦坚辞不就。这时，仇鳌早已看清蒋介石独裁者的丑恶嘴脸，将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上。1948年秋，程潜回湖南主持政务，仇鳌极力协助其筹划湖南和平解放运动，负责联络政治、文教、工商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换意见，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消除他们的顾虑，积极联合他们共同为湖南的新生出谋划策。一年多来，已过花甲之年的仇鳌四处奔波，为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等各方面不辞劳苦，为迎接湖南和平解放做了大量有益工作。1949年7月，白崇禧的桂系军遭我解放大军的进击，从湖北战场源源撤退，布防在湘桂一带。这时，程潜为免遭白崇禧挟持，离开长沙到邵阳，由陈明仁全权代行其职，主持湖南省政务。仇鳌不避不走，坐镇长沙。当时我党地下组织与仇鳌取得联系，希望他凭借自己的声望为湖南和平解放尽力，仇鳌欣然应诺。长沙市民本已人心浮动，惶惶不安，见到仇鳌仍然一如既往地行走在长沙街头，处理日常事务，人们不禁奔走相告，一颗悬着的心顿时落下地来，于是各归其位，各司其职，长沙市面又稳定如常。其时，工商界人士纷纷出力出资出物，请仇鳌出面主持修筑竹木堡垒，分段监管，以防奸人骚扰。白崇禧在长沙驻扎期间，三番五次登门造访仇鳌。并对其威逼利诱，要其尽快离开长沙去广州。白崇禧危言耸听地说：“共军不日南来，长沙岌岌可危。到时两军对垒，长沙必定是炮火硝烟，体无完肤。先生在此，白某人很难担保您的安全。再则，先生是国军要员，如果不慎落入共军之手，共军岂会放过您全家？”仇鳌听罢，言词犀利而又苦口婆心地规劝道：“蒋家王朝统治中国20年之久，不得人心，现在已是日薄西山。中共历来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民主清廉，为民众所拥戴。白将军当深明大义，认清时事。况且，白将军纵有小诸葛之称，但你要凭50万之众阻挡共军，不仅无济，徒苦黎民。我老矣，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所作所为能有益于民众，我仇鳌就无悔今生。”两人见面不欢而散，白崇禧悻悻离去。当天，白崇禧又命人给仇鳌送来南下旅费，遭仇鳌全数退回。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联名通电起义。各界人士通电响应，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白崇禧闻讯，气急败坏地派飞机对长沙进行轰炸，并对仇鳌住所进行投弹和低空扫射，幸而都未命中。仇鳌还开玩笑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大概是白将军来与我诀别的吧！”湖南和平解放后，成立省军政委员会。程潜当选为主任，仇鳌与唐生智分任副主任。11月，毛泽东再次来电约请仇鳌入京共商国是。其后，仇鳌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大区撤销后，仇鳌历任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第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谈到仇鳌与毛泽东的关系，可谓是忘年之交。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就与仇鳌相识，并经常听仇鳌的学术讲演。1920年，毛泽东还曾聘请仇鳌担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指导员。正是从毛泽东那里，仇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充满同情。从早年仇鳌支持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到以后力促国共和谈，到湖南和平解放，仇鳌在其中所做的贡献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1949年9月，毛泽东邀请仇鳌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同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仇鳌因身体欠佳，回到故里汨罗修养未能成行。11月份，毛泽东第二封邀请信又飞来了。当秘书陈曼若问他是否北上时，仇鳌捧着毛泽东的亲笔来信，不禁百感交集，激动地对陈曼若说道：“我与毛泽东主席相识已久，彼此也算知心，但若说到我为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斗争出过一些绵薄之力，可与他们几十年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相比，与千千万万革命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行为相比，与无数在血与火的艰难环境下默默战斗一生的人们相比，我所做的，又何足挂齿？！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却对我如此厚爱，实在令我汗颜。如果我再辞谢不往，如何对得起毛泽东主席，对得起新政府啊！”仇鳌居京时期，与毛泽东的接触更为频繁。每次相见，毛泽东必上前握住仇老的手，用浓重的乡音致以亲切的问候；逢年过节，毛泽东也总是不忘派人携带他自己掏钱购买的礼品，送到仇鳌寓所。1950年初春，毛泽东又将仇鳌请到中南海，二人一边品尝着家乡茶叶泡的浓茶，一边畅谈古今。对于当前国家建设，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在战场上都是一马当先，冲锋陷阵，铮铮铁骨的硬汉子，但现在搞国家建设，光凭勇敢和谋略不行啊。我们目前最缺乏的是技术，是人才哟。”仇鳌接着回答道：“你说的很对。现在我们国家必须广纳贤才能人，培养能人贤才更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才会越来越宽广，我们的民族才会越来越强盛。”在人才培养方面，仇鳌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乡里学子或友朋故旧子弟，许多人不仅直接聆听过仇鳌的教诲，还在经济上得到过仇鳌的支持。
生性耿直、爽快的仇鳌还是向毛泽东直言反腐倡廉的第一人。那是1951年，时值中国共产党诞辰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泽东致信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易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毛泽东见信后，当即回信说我党就是需要你这样的诤友！就是需要多一些像你这样善于施良药的人士！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派人到仇鳌处，不顾他已是90高龄的老人，三天两头登门，对他进行轮番轰炸，闹得仇老几无宁日，旨在迫其写出诬陷某些老革命家的材料。仇鳌拒不屈从，始终沉默以对。这时，他在给亲友的信函中称：“我精神日益不支，自揣即死。”“浮云蔽日，如何不死？此为绝笔矣！”1970年2月9日，这位见证和参与中国现代革命的民主老人在北京寓所病逝，享年92岁。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若仇老有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拨乱反正，长足发展的大好局面，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作者点评】
仇鳌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他有一句口头禅，叫：“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早年，他追随孙中山从事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数度亡命日本，但他振兴民族的大志不改，为此奔走疲累，心力交瘁而无憾。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仇鳌深为不齿，倍感痛心。其后，他几次拒绝蒋介石的高官丰禄，坚辞不就。一直以来，他力主国共和谈，倡导民族团结，共同对外，并为此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抗战时期，仇鳌在湖南主持难民救济工作，兴办医院和工厂，妥善安置大批难民，不仅使灾民得到温饱，也为祖国的抗战尽了一份力量。全国解放前夕，仇鳌不受国民党的裹挟，坚决地留在长沙，和人民大众一起，迎来了湖南的和平解放。解放后，仇鳌老骥伏枥，积极参政议政，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在建国初期，仇鳌作为一位民主人士，便适时地向毛泽东坦言尤其是在党内反腐倡廉的重要性。良药苦口，愈显其赤子之心。
仇鳌跨世纪的人生，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他与毛泽东的深厚革命友谊，亦至为感人。仇鳌毕生致力于民族解放的兴盛事业，致力于民族团结，致力于人才培养。他的高风亮节，秉承民族大义的行为，堪称一代宗师楷模。
(李庆福韦萍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