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除了重视培养选拔干部人才外，还十分注重对他们的教育、监督和管理，特别是强调反腐倡廉建设。早在瑞金时期（1931-1934），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枪决了谢步升、左祥云等腐败分子，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又惩处了黄克功、肖玉璧等虽有战功但腐化堕落的干部。在1949年即将夺得全国革命胜利之际，毛泽东更是及时地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警醒：“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建立初期，又严厉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犯。这一系列举措，使党和政府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了较为廉洁清明的作风，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因痛恨国民党腐败而毅然起义的国民党上将陶峙岳不由感叹：“有了这一手，共产党一定万岁！”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高发。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他还把当时的情况和建国初期做了比较，“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1989年，即将全面退休的他又寄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干部监督工作。1995年，江泽民明确指出：“现在有的干部职务升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却放松了；权力一大，直接监督他的人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多了。如果自己不警惕，组织上又不及时教育和监督，就很容易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1996年，他又提出：“我们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甚至说：“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
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倡廉同样也给予高度重视。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这一概念，并将之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明确了其战略定位。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又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因此，“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央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决心。
具体说来，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首先是加大惩处力度，依法依纪严厉查处腐败案件，这是反腐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近年来，各级党的纪检部门和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始终保持着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决不手软。严厉惩处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一批贪官。2010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其中显示：2003-2009年，全国各级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仅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73人。2012年6月，中纪委又发布数据称，从2007年11月到2011年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0.9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1900多人。
其次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这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广大干部中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促使国家工作人员增强廉洁自律意识。2006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把廉政教育列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作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必修课。对新任领导干部和新录用的国家工作人员，则进行任职和上岗前的廉政培训，建立廉政培训档案。一些地方在选拔领导干部前还进行廉政法律法规考试，并将之作为任职条件。2010年，中纪委等六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加强廉政文化阵地建设，实施廉政文化精品工程，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吸取廉政文化精华，以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书画展览和公益广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切实触及和震撼受教育者的灵魂，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崇尚廉洁的良好风尚。
同时，有关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中。如纪检监察部门合署办公，领导干部异地任职，大部分高官腐败案实施异地侦查和异地审判等。2003年，中央和省级党委开始实行巡视制度，中央巡视组先后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些中央金融单位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开展巡视，各地方各部门也对所辖地区和单位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巡视。通过巡视，巡视组掌握了大量情况，如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原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原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案件的部分线索，就是在巡视中发现的。从2004年起，党的纪律检察机关还对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将派驻机构由中纪委、监察部和驻在部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以利于加强对所驻部门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2007年，中央又专门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预防腐败机构，统筹各方面的预防腐败工作。
近年来，中国还与时俱进地推进查办案件工作的创新，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加强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健全完善举报网站的受理机制及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为公民利用网络行使监督权利提供便捷畅通的渠道。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2005年12月，中纪委、监察部也首次公布了举报中心的网址。2009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正式更新了网址，开通仅一天就受理了1545条举报线索。同年10月28日，中纪委、监察部又统一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当日就收到3105件举报，半年共受理举报325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较多。2011年，该网站又接受网上举报5万多件。这意味着网上举报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已成为举报人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的主要途径。江苏查办的郑大水案就是网上举报的典型案例。2005年1月，有人网上举报原苏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副处长郑大水在政府采购中收受贿赂。检察院收到举报线索后，在回复栏留言，要求举报人提供关键信息。两天内，检察机关和举报人交流了30余次，基本掌握了郑大水的犯罪事实，一举突破了案件。
与此同时，网络还以其公开、透明、快捷、安全、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日益成为表达反腐诉求的重要渠道，民间网络监督队伍也不断壮大。据中国青年报的在线调查数据显示，有75.5%的人愿意用“网络曝光渠道”参与反腐。近年来，在广大网民和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涌现了烟草局长日记门、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等一系列网络反腐经典案例。其中，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的落马便是一个典型。从15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烟到价值约10万元的江诗丹顿表再到开凯迪拉克豪华车上班，周久耕的奢侈生活逐步被曝光，他也终于遭到了法律严惩。这一事件无疑凸显了网络反腐的威力。
近些年来，中国还高度重视反腐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反腐败交流与合作。迄今，中国已与6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并积极加入相关反腐败国际组织。2006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起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这是世界上首个以各国、各地区反贪机构为成员的国际组织。中国还成功举办了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亚洲监察专员协会第七次会议、第五次亚太地区反腐败会议、国际反贪局联合会首届年会、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研讨会等国际会议，并多次参加全球反腐倡廉论坛、政府改革全球论坛、国际反贪污大会等国际性反腐败会议。
经过不断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起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从整体上推进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也从68.1%上升到83.8%。在国际透明组织的评估中，中国的排名也逐年上升。其负责东亚及南亚地区事务的高级主任廖燃评价说：中国虽然离有效控制腐败还有很大差距，但重要的是反腐败运动一直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并已建立了反腐败框架，“中国的进步在亚洲还是比较扎实、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