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夫公子吕劝庄公说：“一山难容二虎，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有两个国君，假如你要把国王的位子拱手相让于共叔段，那么作为臣子的我们就去为他当大臣；如果不想交权予他，就必须赶快铲除他，以免老百姓有二心。”庄公表面上假装很生气，实际上却将公子吕的劝告完全记在了心里，对他说：“这事你不要管。”
郑庄公对当时的局势很清楚，他知道过早动手，肯定会遭到别人议论，认为他杀害亲弟弟实在不仁不义，更何况其母也站在共叔段那边，牵连到母亲即被扣上不孝的帽子，因而他故意放纵共叔段让其阴谋公开于天下，直到共叔段和姜氏密谋里应外合时，才下令讨伐。共叔段被迫过上了逃亡的日子。
其实，庄公对于共叔段招兵买马、扩大城池的行为并非视而不见，而是故意姑息，将自己置身于复杂时局之外，静观共叔段的一切举动，等待时机成熟后，克敌制胜。
做人心眼：
先发制人有时候反而显得被动，因为当对方的意图还没有通过行动表现出来时，主动出击便难以得到其他人的认可，甚至有可能造成众叛亲离的后果。即使以后能够澄清，也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与其如此，不如在察觉对方的意图后立即积蓄力量，当对方开始行动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制服。
8、进退自然，收放自如
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
——程允升
庞统在蒋干的引荐下来到曹操处后，曹操待他甚为殷勤。庞统先是称赞曹军的水阵如何如何，后又指着江南说道：“周郎，周郎！克期必亡！”曹操听后，心中大喜。
随后，曹操与庞统一边饮酒，一边谈论兵机。就在这时，庞统献上了连环计。
操军远道而来，很多军士因不服水土出现不同症状，轻则呕吐，重则死亡。庞统在献连环计的时候便以此为立足点，问曹操军中有没有良医。曹操不知庞统是何意，庞统解释道：“水军多疾，须用良医治之。”有了这番提醒后，庞统顺势说道：“丞相教练水军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曹操自然愿意洗耳恭听，庞统接着说道：“某有一策，使大小水军，并无疾病，安稳成功。”在曹操的迫切追问下，庞统建议将大小船只“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用铁环锁在一起，然后在上面铺上木板。如此以来，军士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不会再因船体颠簸而不适应。
曹操听完庞统的建议后，立即令人动手将船只连起来。庞统见曹操已经中计，打算脱身。曹操为人一向机警，要想顺利脱身，必须消除他的疑心。于是，庞统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
第一步，提出为曹操作说客。庞统对曹操说：“某观江左豪杰，多有怨周瑜者；某凭三寸舌，为丞相说之，使皆来降。周瑜孤立无援，必为丞相所擒。瑜既破，则刘备无所用矣。”曹操见庞统既为自己献计，又帮助自己孤立周瑜，心有所动。
第二步，向曹操拜求榜文。庞统假装担忧曹军渡江后会滥杀无辜，非要曹操为自己写榜文，以饱宗族性命。在曹操看来，这也合情合理。
第三步，提醒曹操尽早进兵。得到曹操签押的榜文后，庞统又补上一句：“别后可速进兵，休待周郎知觉。”
如此以来，曹操对庞统不仅没有疑心，而且还心生感激。对庞统来说，他可以从容自如地回东吴了。
庞统的表现可以称得上进退自如，收放自如。进可以深入虎穴，退可以虎口脱险；放可以完成任务，收可以返回东吴。
陈珪同样是一个进退自然、收放自如的人物。
袁术七路大军直逼徐州时，吕布坐卧不安，立即召众谋士商议。陈登向袁术献计，表示不仅可以保住徐州，而且可以生擒袁术。他说：“韩暹、杨奉乃汉旧臣，因惧曹操而走，无家可依，暂归袁术；术必轻之，彼亦不乐为术用。若凭尺书结为内应，更连刘备为外合，必擒袁术矣。”
吕布接受了陈登的计策，让吕布前往韩暹、杨奉处下书。陈登得知韩暹一军奉命取下邳后，在下邳道上等候韩暹。韩暹下寨后，陈登入寨拜见他。韩暹问陈登：“你是吕布的人，来我这干吗？”陈登笑着回答说：“我是大汉公卿，为何说我是吕布的人呢？倒是将军你原来是汉臣，而今却成了叛贼之臣。如此以来，你们往日的保驾之功将化为乌有……”在陈登的一番劝说下，韩暹愿意说服杨奉，一起作内应。
于是，吕布与韩暹、杨奉二人里应外合，再加上关羽前来相助，袁术大败。吕布得胜后，大摆宴席犒劳军士。吕布欲“保韩暹为沂都牧、杨奉为琅琊牧”，陈珪建议道：“不可。韩、杨二人据山东，不出一年，则山东城郭皆属将军也。”吕布欣然赞同。陈登私下问父亲陈珪为什么不把韩、杨二人留在徐州，以便除掉吕布。陈珪答道：“倘二人协助吕布，是反为虎添爪牙也。”
在关键的时刻，陈珪能利用韩暹、杨奉；当危机解除后，他又能将他们调到远处，减少他们的威胁。这种大智慧是值得借鉴的。
然而，有些人却不能够做到这点，常常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现象，从而导致自己在人生之路上惨败。
20世纪50年代前后，地产业开始在香港初露端倪。1947年中国银行曾以每平方英尺251．44元的价钱，投得中环一块官地，创下当时地价最高的纪录。同时内地资金大量涌进香港，香港的各行各业一度蓬勃，这个时候“联邦特惠税”优惠政策在香港实行，中外商人纷纷涌入香港，社会对土地和楼宇的需求量自然日益增加。
香港人口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也激增了好几倍。抗战结束时，香港人口仅有50多万，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口已经超过150万。
资金的涌入，人口的激增，这些都促使地产行业逐渐繁荣起来。为了能够从地产行业中谋得利润，一些地产商别出心裁，采取了许多有创意的销假方法。在这里要首推祖籍广东番禺的霍英东，卖楼花便是他在1954年首创的销售方法。
以前，地产商卖楼的方式是将楼房整幢售出或出租，这样做的好处是卖楼的速度快，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便可完成组收工作。但作为商人，他们是不怕麻烦的，只要有利可图。通过整幢租售的方式来赚钱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因为他们需要从地产中得到更多的利润。于是，卖楼花应运而生。它一反以前整幢楼房租售的做法，在楼宇兴建之前先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了买家的预付款后，再动工兴建。
地产商的这种做法的确高明，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一方面，他们可以用买家的预付款建楼；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将自己拥有的地皮以及没有完工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那个时候，银行的按揭制在无形中又为卖楼花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便利。因为，在当时，银行有这样的规定，用户只要能够将首期款（所买楼房楼价的10％或20％）付清，就可以在银行将该楼宇作为抵押，银行会替买家把买楼的未付款项一次性付给地产商。银行能给买楼者提供这样的帮助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买楼者在未来的若干年时间内，必须按月付还银行贷款的本息。
由于售楼花能够加快资金回笼，资金不足的地产商可以借此来筹足资金，发展自己的事业；资力雄厚的地产商则可以用回笼的资金来购买地皮，快速扩展自己的地产。
于是，卖楼花在港形成了一股热潮，大大小小的地产商开始纷纷效仿。
廖宝珊是一位潮籍银行家，他创建了廖创兴银行。身处银行业的廖宝珊也涉足了地产业，卖楼花出现后，他和其他的地产商一样，开始跟风。廖宝珊凭着自己在银行业的优势，卖起楼花来更是得心应手，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西环地产之王”。
为了迅速扩张地产，廖宝珊不顾一切，几乎掏空了储户的存款，灾难一步步向他靠近。
1961年，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此时负债累累，无法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结果因突发脑溢血而猝亡。
廖创兴银行的挤提风潮好像引起了香港政府的警觉，为了引导地产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们对建筑业上的一些条例做了修改。但是，建筑法的修改和实施之间还有一个时段，修改后的建筑法在1966年才能生效。香港政府对建筑法的修改引起了一轮新的建房高潮，因为众多地皮拥有者认为，修订后的建筑法无疑会对今后的建筑业限制更多，它的实施肯定会影响到自己的利润。为了能够在修订后的建筑法实施前大捞一笔，地产商和银行并没有吸取被人们称为“西环地产之王”的廖宝珊的惨痛教训。地产商生怕错过最后机会，争先恐后地建楼；各银行也挽起衣袖，大显身手，他们不仅积极地配合地产商，为他们提供按揭，而且自己也加入了建楼行列中。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矗立在香港的各个地方。
1965年1月，明德银号重蹈覆辙，为了投机地产将银行储户存款掏空，因挤提宣告破产。明德银号的破产犹如一根导火索，它引发了全港的挤提风潮。众多参与地产投机的大小银行都陷入了危机之中，整个银行业呈现出了一派萧条景象，就连颇具实力的恒生银行也招架不住，无力抵抗这次挤提风潮，为了免遭破产，不得不将股权出卖给汇丰银行。
银行业的不景气直接影响着房地产业，因为它是地产业的后盾。建房热潮的掀起，更加拉进了两者的关系。银行业就如同房地产业的血液，银行业出现了危机，房地产业就会因供血不足甚至没有供血来源而瘫痪。
挤提风潮发生后，靠银行输血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些炒家因脱身迟缓弄得臂断翼折，血本无归。那些投机的地产商和建筑商纷纷宣布破产。
霍英东发明了卖楼花的创举，而且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利润。但由于收手及时，他没有受到各种冲击，而是安全上岸。然而，那些盲目更风的地产商及银行为了能够得到最大的利润，不惜一切代价向房地产进军，将自己推向了无底深渊。
其实，卖楼花是存在风险的，只是后来跟风的地产商及银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卖楼花的过程中，地产商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银行也因此承担着主要风险。地产商和银行之间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地产商能否从楼花中获利与银行休戚相关，银行的按揭制如何实施直接关系到地产商能够获得的利润大小；反过来，地产业的盛衰对银行的利益有着直接影响。双方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做生意的时候，要将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不要被眼前的巨额利润所吸引，保证在稳健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企业不会像上面的一些地产商和银行那样败得一塌糊涂。
做人心眼：
万物都是平衡的，一味地前进不能成事，一味地后退也不能成事。只有在该退的时候退，该进的时候进，才能够做到退一小步、跨一大步，从而将事业做得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