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于下关娘家的忠光的侍女登美其后又被带回长府，在江尻半右卫门家关了一段时间。这是藩里担心她将事件泄露出去而采取的措施。
在江尻家，登美生下了忠光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女儿。
石田英吉害怕这对母女又会引发事端，所以一直对她们放心不下。
他们将母子二人从江尻家抢出，暂时安置在奇兵队位于吉田町的兵营中。
之后，又将她们转移至吉敷郡大藏村的真宗寺和同村的村冈屋善四郎家，保护手段相当严密。
忠光唯一的女儿名叫仲子。改元明治前夕，长州藩主毛利元德将其收养，并于明治8年8月其11岁时交还爷爷中山忠能卿。多年之后，嫁与嵯峨公胜侯，成为仲子夫人……
就这样，到了元治元年（1864年）的12月末，在田中河内介号召下掀起勤皇热潮的志士们，在遭受了惨烈的血雨腥风之后，几乎全军覆没了。
此时，可称为草莽主心骨的人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吉田松阴被处死，梅田云浜死于狱中，赖三树三郎、桥本左吉与吉田松阴一道，满怀怨恨地被埋在了小塚原的囚犯墓地。
因安政大狱而成为志士们众矢之的的井伊直弼也已不在人世。而杀死他的水户志士不是被捕，就是被杀，几乎无一幸免。
井伊直弼的对头、水户齐昭也死了。世间传说，他是被潜入家中的井伊直弼的遗臣杀死的。而与田中河内介并称为志士栋梁的真木和泉也自杀身亡。寺田屋骚乱中牺牲了有马新七等七人。之后发生的池田屋骚乱中，又牺牲了肥后的宫部鼎藏。
此外，平野国臣、姊小路公知、吉村寅太郎、松本奎堂、藤本铁石、久坂玄瑞、吉田稔麿、寺岛忠三郎、入江九一等人，在国难当头之时，都将自己无量的前途献给了勤皇运动。想起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真让人扼腕叹息！
承担了蛤御门之变的罪名而被命剖腹的长州藩三家老——国司信浓、福原越后、益田弹正，他们同样是那个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悲哀的牺牲品。
被称为旷世奇才的松阴的恩师佐久间象山，也在蛤御门之变八天前的7月11日在京都被暗杀。
历史从一个老朽的时代向下一个时代蜕变的过程中，真的需要如此众多的牺牲作为供品吗？
无论如何，到元治元年为止，草莽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型维新运动即便不能说是完全失败，但也陷入了绝境。
如果将这一时期作为运动的纯情期，视之为维新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在风浪之中生存下来的人拉开的相当于第二幕的第二阶段，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政治性为主题，更加追求现实了。
在元治元年的舞台上，萨摩与长州还是敌人。
如果用已经故去的纯情牺牲者的眼光看去，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两大雄藩的“勤皇”不过是幕臣为了维持幕府的存续而进行的性质相同，却夹杂着诸多“私心”的私斗而已。
每个藩受各自利益所限，只会在自己的盘算之内行动。意识到自己的迂腐而采取其他行动的人出现，则是后来的事了。
不过，在第一阶段逝去的牺牲者的纯情，是绝不会消亡的。
对于现实处理的才能尽管还显幼稚，然而，纯洁得不带半点污浊的对国体的憧憬和忠诚，一定能够超越他们的不足，永远不断地叩击着民族的良心。
吉田松阴最后曾发出这样的呐喊：
“虽居松下陋村，誓死成为国之脊梁！”
其以神州之民自居而奋起行动的正义感，在时代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之时，定能越发释放出清新的芬芳，唤醒起日本民族沉睡的心灵。
堂堂男儿身，
纵便埋葬武藏野，
体腐志不沉。
感天动地终不灭，
惟我悠悠大和魂。
事实上，虽说后来出现了所谓的萨长联合政府，但只要藩阀政治露骨地存在，就会对时代发展形成某种阻碍，反过来起到荡涤尘埃的作用。
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风雨之后活下来的人绝不是劣等品。
这些人当中，有桂小五郎，即后来的木户孝允，有西乡隆盛、胜海舟、大久保利通、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在宫廷方面，还有三条实美、岩仓具视，这些担负开创历史新篇章使命的人，在各自命运的惊涛骇浪之中得到了暂时的喘息。
就这样，元治元年在剧烈的动荡之中悲惨地过去，留下了人们对纯情派大崩溃的叹息。庆应元年（1865年）也随之到来了。
元治的年号在骚乱中开始，在骚乱中结束，由于未能秉乘天意，仅仅维持了一年零两个月便被改元。改元“元治”是在2月20日，而改元“庆应”则是第二年的4月7日。
土佐的坂本龙马意识到，为达到倒幕维新的目的，首先需要萨长两藩的联合，于是决心为两藩的和解进行斡旋。闰5月1日，他与长州的桂小五郎（木户孝允）
本诗为吉田松阴辞世之作。
在下关为此事进行了第一次磋商。
此时，距年号改为“庆应”仅有两个月。
从此，维新运动迎来了新局面。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点，一是“倒幕”乃维新第一要务的观念已经深入有志者心中；二是人们普遍开始对日本并不具备与列强一战的防卫力量这一现实进行反思。
若无此实力唯有开国，开国后可吸收、消化他们的文明为日本所用……不用说，这一思想率先为佐久间象山所提倡，后被其门徒胜海舟、吉田松阴等继承。
让坂本龙马大开眼界的是胜海州。而为长州藩最初的留学者伊藤俊辅、井上闻多等人创造亲眼目睹欧洲机会的，则是吉田松阴。
从这点意义上讲，历史的宿命中似乎总会带有那么一丝安抚。
如果让目不斜视地一心高呼尊皇攘夷的初期纯情派志士去开国，去吸收列强的文明，有些过于残酷了。因此，不能不认为是历史刻意安排了他们各自的逝去。
此时，时代的主题已从尊皇攘夷，转移到开国勤皇、开国讨幕之上。
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始终不愿将视线从“攘夷”之上移开，那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这种情况下的“攘夷”之意自然不只是厌恶夷人那么轻描淡写。这些夷人至少无视作为对手的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志，强行威吓，强行与幕府签订条约以扰乱日本国内。威吓绝非可以忽视的小恶，而是与侵略相通的可憎的大恶。而以神国自居的日本国内，明明白白又存在着断然不允许屈服于其恶的立场。
这就是视绝对正义为生命，而继承皇位的天皇的立场。
因为天皇的立场之中毫无“私心”二字，同时，在“恶”与不道德面前也绝不会屈服。
在此方面，当今之帝不允许自己身上存有一丝谬误。幕府是自己的“御宝”而欲将之打倒的众志士也是自己一视同仁的“御宝”因此，只要主上在位，拥有公武合体之外的想法便是不道德的。
伴随着必须与此大御心发生激烈冲突的悲剧，维新的第二幕拉开了。
不仅是倒幕。对于夷人，尽管他们没有丝毫的反省之态，但是否也须按照其意，装作吸收他们文明文化的样子，进行开国呢？
主上的烦忧日益加深……此时唯一能给他带来快乐的，就是睦仁亲王日复一日地茁壮成长。到了庆应元年，睦仁亲王已经14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