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之间来往的金钱自然不是他们的俸禄，而是层层盘剥百姓所得。百姓们最后都得为这些官场腐败买单。清朝时，官员于俸禄之外领取火耗 已经成为惯例。一些新官上任，还往往加收火耗。山西人余成龙上任时，不仅没有加收火耗，而且还略有降低火耗征收的标准，马上被官场视为另类，被百姓称为青天。
三
我们发现从王朝政治腐败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间有着数十年之久的间隙，这也是中国农民忍力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如果有大旱大水、蝗虫决堤等其他因素，间隙时间就会缩短。农民一旦被逼上绝路，忍无可忍，那就是全天下的沸腾和动荡。一个农民举着火炬挑起头，通常是贫者从乱如归，天下震动。
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黄巢的“报于桃花一起开”到刘福通的“独眼挑动黄河反”，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中国大地经受了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的洗礼。农民起义是中国王朝更迭的主要形式之一。西汉、东汉、唐朝、明朝等王朝就是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中建立起来的。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之后的王朝肇建现象是中国历史特有的。西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相比较，都只能算是农民反抗或者是农村暴动而已。以欧洲的农民起义为例：821年法国里西安农民起义，997年诺曼底农民起义，1024年布勒通农民起义，1075年萨克森农民起义，1358年法国扎克雷农民起义，1381年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等。除了扎克雷起义和瓦特?泰勒起义规模较大，席卷国家以外，其它起义规模都很小，一般只局限在一个或几个庄园之内。
中国的农民起义主力是普通农民，而欧洲农民起义的主力军是富裕农民。他们不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推翻最高统治者和现存秩序，而往往是为了“拥护王权、打倒贵族地主”。与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中世纪欧洲社会建立在契约和等级之上。底层的农奴、农民严格按照契约来生产生活，农场主执行自己的契约责任。双方相安无事，反而不会产生矛盾。而富裕农民的利益却容易受到贵族和教会的侵犯。一旦发现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富农们不会等到看见梁山，早就拿起宝剑要求恢复契约平衡了。这些情况在小农经济为主、没有等级和契约关系的中国很难出现。
中国的起义一旦发生，情况也往往比欧洲血腥得多。昨天还唯唯诺诺，见到你腼腆地让路的农民，今天就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战士。残酷的现实将起义队伍变成了狼群，对社会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农民对土地和秩序的热爱与期待有多深，起义的残酷程度就有多深。他们将对生活的忍耐转化成了对战斗的坚持。
2007年初，四川省南部县发现了保存完整的白莲教起义遗址。该县碑院镇的禹迹山，海拔六百多米，山势雄伟险要。白莲教农民起义首领利用了这里的天时、地利，发展教徒与清军对抗。起义农民从1796年开始，用了九年时间在此修筑防御工事。山中现存有起义农民依山势而建的东、西、南、中几道石寨门，部分寨墙以及一处石窟。石窟内有大小不等的石室四十多间，石室的一面有当年与清军作战时留下的火枪眼。白莲教起义遭到清军围困，起义军坚守在禹迹山中，依靠山中的土地耕种，并在石室内挖了一条通道，到安溪河取水。后来，秘密取水点被清军发现，驻守在山中长达四年之久的起义农民才被击溃。
四
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埋葬了一个又一个腐朽到无可救药的王朝。
然而享受战功的却往往不是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抱着朴素的目的造反，希望恢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但秩序重新恢复之后，他们也就要重新回到农田中去了。在起义的过程中，农民阶级提不出新的社会建设构想，形成不了新的政治组织，也就不能完成大乱之后大治和社会重建的任务，而只能作为改朝换代的参加者。大规模农民大起义瓦解了旧王朝的统治，为新的政治势力上台扫清了道路。破坏农民稳定和平静生活的因素会得到部分的纠正，生活又可以平静相当长一段时间，但继之而起的王朝与旧王朝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新王朝和新政治势力对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做出部分调整，但封建王朝的本质会使之后新的王朝也逐渐变旧，成为新的农民起义推翻的对象。这是农民的悲剧，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另一条规律。
“农民起义悲剧的根源在于一种他们自身所无法突破的体制。” 正如梁山水泊忠义堂外“替天行道”的大旗开始飘扬，忠义堂内的天星地罡也排名坐次等级森严一样，起义军城头的黄旗刚刚插定，城中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早已安排完毕。金字塔的等级体制之中，只是塔的上层换了一班人马，而金字塔本身，丝毫没有损伤。
真正享受农民起义成果的是地主和知识分子阶级。
正如史书所说“一朝有变，天下离心”。这里的“离心”自然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会成为旧王朝的殉葬品，也有的人蛇鼠两端，观望形势，但更多的人面对汹涌而来的起义，思考的是如果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最好的方法无疑就是让自己成为起义的一员，参与问鼎中原的进程。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具有上面所说的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些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参与者往往能占据农民起义的领导地位。古代历史上，真正出身农民的皇帝只有朱元璋一人。但是当他还只是割据江东的军阀的时候，就开始恶毒咒骂起义农民，说他们是乱民暴民，急于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划清界限。历史证明，权力金字塔上层只为那些敢于与农民阶级决裂的起义农民敞开。
在各王朝的开国路上，我们会发现一个个隐藏在农民队伍中的刺眼名字。秦末农民起义时，孔子后裔、山东儒生孔甲参加了陈胜吴广的军队，旧贵族张良、旧官吏萧何参加了刘邦的军队；隋末农民起义时，进攻洛阳的杨玄感是累世公卿的杨家公子，山东起义军领袖李密是隋朝高层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晚唐农民起义爆发后，著名诗人皮日休参加了黄巢的军队，而黄巢本人是参加过两次进士考试，诗文写得不错的知识分子；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中，重要谋士李岩也是出身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正反双方战斗的主力全都是农民，但领袖却都是出身社会上层的精英分子。
王莽末年，天下连年闹蝗灾，民不聊生，寇盗锋起。经济发达的南阳也闹起了饥荒。汉朝宗室成员刘秀当时在宛做卖谷生意。当地的李通等人就以图谶劝说刘秀造反：“刘氏就要复起了，我们李家可以作为辅助。”刘秀一开始心里没有底，不敢贸然答应。但他想想大哥刘伯升平日里交结宾客，准备大事，又看到王莽败亡的趋势已经明显了，天下已经大乱，就下定决定参与李通等人的计谋。他们几个人到处购买兵器，几个月后与李家兄弟在宛宣布造反。我们分析刘秀造反的目的，肯定不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刘秀在宛卖谷物，可见生活还挺富足。说不定他还是个在乱世中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倒爷”），也肯定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素有大志（刘秀在家里以忠厚谨慎出名；家人并不对他寄予厚望，相反却希望他的哥哥能够光宗耀祖），纯粹就是为了在乱世中混水摸鱼，谋取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不想，这一去，历史老人阴差阳错地将刘秀推上了皇帝宝座。
唐太宗李世民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的情况也与刘秀相似。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起义军占据了全国超过一半的土地，隋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李世民出身于唐公李家，是隋朝顶尖贵族之一，却每天想着取代隋朝做皇帝的事情。史书说李世民“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他散财结交侠客，庇护朝廷罪犯，扩大影响，又与隋朝的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太监裴寂等人密谋，逼镇守太原的父亲李渊造反。
朴实的农民们的造反准备工作和思路变迁肯定没有贵族做得详细周密。造反对他们来说往往就是放下锄头，拿起标枪的事。他们中极少有人能够幸运地看到旧王朝的覆灭和秩序的恢复，能够实现在新的王朝和统治者脚下延续自己田园牧歌生活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