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后，曾国藩在家守制一年多。在这段时间内，战场上的湘军和太平军的作战形势发生了突变。曾国藩刚离开江西回家守丧之时，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展开了一番苦战，双方实力相当，出现了两军对峙的局面。江西的一些城池仍被太平军占领着，形势相当危急。此时，太平军发生了内乱，能征善战的太平天国高级将领石达开因受到洪秀全猜忌，带着部下离开了湖北战场。
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大部分精锐部队跟随着石达开转移。这样一来，太平军在湖北、江西战场上的兵力大大削弱。苦战的湘军没有放过这个绝好机会，一鼓作气，连克九江、瑞州、抚州、湖口等地，紧接着，又攻陷了湖北的武昌等地。至此，湖北、湖南、江西几乎全在湘军的控制之下。湘军稍作休整，开始进军安徽。
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湘军战果辉煌，更何况这是关系到清政府安危的战争，理应受赏。朝廷没有薄待湘军，凡参与作战的湘军将领一个个被加官晋爵。曾国藩手下的几位重要人物权势陆续跃居其右，胡林翼在原有官职上加封太子少保头衔，杨载福、李续宾分别被提升为提督和巡抚。
此时的曾国藩仍然只是一个在籍侍郎，虽然是他亲手组建了湘军。此时的他，纵使后悔不该请求回家守制也无济于事，看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功成名就，光耀门楣，难免心生感慨。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和对弟弟的希冀：“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
其实在守制期间，曾国藩也曾想过向咸丰皇帝请示返回战场，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提笔写下奏章。
太平军虽在两湖、江西的战场上失利，但不代表他们没有实力。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大军经江西入浙江，浙江一带硝烟四起。石达开大军攻陷数城，浙江形势危急。同年三月，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章先后上奏，请求咸丰皇帝准许曾国藩率领湘军去浙江解围。浙江告急，除了曾国藩，咸丰皇帝再无可用之人，只得重新起用曾国藩。
曾国藩接旨后，立马上任，与太平军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内部发生政变，咸丰皇帝驾崩。在此形势下，为保宫廷安宁，两宫皇太后对曾国藩更加重用，封他为两江总督。就这样，曾国藩掌握了江苏、江西、浙江和安徽四个省份的地方军政实权。
在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前后，曾国藩势力更为庞大。同样是因为战绩辉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各集团头目中，很多人都被授予督抚职位，如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他们是曾国藩奏保出任的。而有些出任督抚的湘军头目则是得到了其他高官的保荐，如胡林翼、骆秉章和文样三人共同保荐了刘蓉，官文、胡林翼二人一同保荐了李续宾和彭玉麟。其中，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甚为密切，他是在曾国藩的保奏下升任为湖北巡抚的。
总之，曾国藩的功业和势力在这个时期均达到鼎盛时期。短短四年的时间内，湘军头目升任督抚的竟有20人之多，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湘军在曾国藩的统率下，几乎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份，包括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在黄河流域的发展虽然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也控制了不少省份，如陕西、河南、山东等地。
另外，在攻克金陵的前几年里，湘军发展极为迅速，人数增加很快，至攻克金陵后，湘军总人数竟已多达50万，和清政府的正规部队绿营军人数相当。
曾国藩的湘军几乎盘踞在各个省份，他们以曾国藩为首，建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为了能够自立，各巡抚极力招募新勇，增加税收，筹备军饷，湘军在各地的实力均得到增强。而且，他们非常团结，有着唇亡齿寒的意识，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内部出现矛盾，也能够迅速化解，不至于损害整个集团的利益。
他们的势力如此庞大，以致清政府在进行大的改革时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在朝权势的巩固与他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创建湘军是他成就大业的一个关键，而善于经营湘军则是他成就大业的关键之关键。
湘军的巨大势力对清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政府早就想对其进行抑制。但由于太平军的存在，湘军仍是支撑朝廷的一支主力，所以清廷也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清廷的做法无疑让在前方战场卖命的湘军感到气愤。
曾国藩创建湘军后，因没有准备充分，几次违抗咸丰皇帝的诏令，屡不出兵。待湘军攻克武汉后，咸丰皇帝听信谗言，收回已封给曾国藩的巡抚之职，弄得曾国藩颜面无光，湘军将领对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极为愤概。
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本打算大摆庆功宴。曾国藩没有允许，只是要求将领们各作一对联，相互祝贺。李次清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看后，立即将其所作对联撕毁，并加以斥责。其他将领的对联也未让曾国藩感到十分满意。
后来，张裕钊来到安庆，为曾国藩呈上“天子欲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一联，曾国藩见到此联后，甚为满意，深表赞赏，他传令将此联向各将领传示。当时，有人认为句中的“麟”与“蔡”对仗不工整，曾国藩听到后，勃然大怒，说道：“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树（湘人土语，意为荆棘）以取功名，图谋富贵，却不好好读书，求得实干。麟与蔡，皆为灵，以灵对灵不算工整，还要如何才算工整？”曾国藩的言下之意为：蔡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之一，对仗自然工整。
曾国藩为什么让李次清将对联撕毁呢？因为李次清的对联有明显的劝进之意，其实，当时不只他一人，其他将领如郭嵩焘、王恺运也极力拥立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也曾有所表示。
王恺运曾拜见曾国藩，跟曾国藩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提议曾国藩“取而代之”。曾国藩态度严肃，始终不发一言。他以手指蘸茶，好似在案几上写什么东西。当曾国藩起身更衣时，王恺运探身一看，几案上的字迹依稀可见，全是“妄”字。
在曾国藩寿诞之际，胡林翼将“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这一联句亲手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欣然接受。
左宗棠也曾作过一联，交由胡林翼送给曾国藩，联是这样写的：“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后，用朱笔将“似”改为“未”，然后退交给胡林翼。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按咸丰帝遗言，攻克金陵，平乱者为王。待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却仅授予一等侯，清政府的做法难以使湘军满意。既然统帅曾国藩官职不高，其部下所封官职肯定会更低。
更离谱的是，清廷军机处令曾国藩呈报数年战争中的开销，并从速办理报销军费事务。为了平乱，曾国藩东奔西走，想方设法地凑军费，勉强维持着部队的生存。好不容易平定叛乱，却遇到报销军费这样荒唐的事情，不由得各湘军将领由怨生恨，萌生反意。
一天晚上，曾国藩亲自审讯了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然后到大厅旁的卧室里休息。片刻后，约30位湘军高级将领一起来到大厅，请中军上报曾国藩。曾国藩知道后，问中军：九帅（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来否？中军回答说未见到，于是，曾国藩当即传令，要曾国荃速到大厅。曾国荃虽有病在身，然主帅强令，定有大事相商。曾国荃抱病火速赶往大厅。
曾国藩得知曾国荃已在厅中等候，便整整衣服，迈步走向大厅。众将领见到曾国藩后，立刻肃立，敛声屏息，整个大厅顿时异常安静。曾国藩表情严肃，未问众将因何而来，只是让他们坐下。
众将领坐下后，都凝神望着主帅曾国藩。曾国藩仍没有言语，他将在座的众将领扫视完后，命巡弁取出笔纸，结果巡弁取来了簿书纸。
曾国藩看后，让其换成大红垂笺。待其将纸换来后，曾国藩走到案前，挥笔畅写，然后便掷笔而去，不紧不慢地入了后室。众将领心急火燎却又不知所措。曾国荃移步案前，低头一看，只见十四个大字跃然纸上：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在读联语过程中，表情不断变化，先是激动，接着转为凛然，尔后则变为惶然。众将领起身，趋案观之。表情更是丰富，有点头者，有摇头者，有叹息者，还有热泪盈眶者。待众人观读完联语后，曾国荃说道：“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今后也不要再提这件事，在枝节上出现任何问题，我曾九一人担当。”
曾国藩对清廷是忠诚的，虽然屡次有人劝进，他从不为所动。但是他的忠诚不是愚忠，还是沉着冷静，谨慎地应付着部下那些劝进者。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提拔或培养起来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们，曾国藩仅凭自己和家族之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此，当部下劝他自立为皇帝时，他更要谨慎处理。既要表明自己没有反意，又要让部下心安，更重要的是不能使部下与自己为敌。
如果他一味地愚忠，为表自己忠君立场，大发雷霆，或惩处欲造反者，肯定会得罪很多人。更何况，此时的湘军首领都具有了相当强的势力。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一起造反，曾国藩又该如何？
8.以“浑”字入世，巧装糊涂
“浑”是一种大智慧，心中虽有沟壑，但并不表现出来。有大智慧的人，能够将“浑”利用得恰到好处。由糊涂变聪明易，以聪明装糊涂难。正因为难，有人无法掩饰自己的聪明，才有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情况的发生。以“浑”字入世是一门大学问，需常常领悟才能有所收效。
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曾国藩的“浑”字诀就阐明了这个道理。
曾国藩是一个聪明的人，但对有些事情，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理会。
曾国藩读了很多书，再加上自己才华出众，自然是个聪明人。也正是由于他的聪明，才导致了他在官场中四处碰壁，屡次遇到险阻。他处处显得精明，却不能在官场中安然无恙，不得不令他反思。“浑”字就是在他的反思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祓不祥。”这句话在曾国藩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经过一番磨难才有此领悟，并以此来劝诫挚友。
初办湘军的时候，曾国藩与王不和。王拜在罗泽南门下，非常善于用兵。他手下有几千士卒，与其他部队相比，实力相当雄厚。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王与曾国藩之间磨擦甚多，当时没有多少人替曾国藩说话，曾国藩压力很大。
王后来在作战过程中因为骄傲吃了败仗，为挽回名声，谎报军情，曾国藩对他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他的做法为君子所不齿。曾国藩此时虽然知道王有大罪，但不愿意乘机报复。
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提到了此事，并分析认为，乱世之中，黑白本来就很难做到分明，强欲区分，反致混淆，希望诸弟能够吸取教训，学会糊涂处世：
王璞山之骄蹇致败，贻误大局，凡有识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数百乡勇，在石潭杀残贼三十人，遂报假胜仗，言杀贼数百人。余深恶之。余与中丞、提军三人会衔具奏一折，系左季高所作。余先本将折稿看过，后渠又添出几段，竟将璞山之假胜添入。发折后，始送稿来画，已无可如何，只得隐忍画之。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昨在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曲徐图。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事无一成，辜负皇上委托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岂能怨人乎？怨人又岂有益乎？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诸弟必欲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怄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璞山之事，从今以后不特不可出诸口，而且不可存诸心。
官场中事事难料，颠倒是非、黑白不分的事情常有发生。以糊涂应对，再好不过。
曾国藩曾经对其弟曾国荃说过：
弟体一不甚旺，总宜好好静养。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二语也。
糊涂的人要想变得聪明是件难事，但聪明的人要学会装糊涂，却更难。因为糊涂的人可以通过刻苦的学习，逐渐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所谓水滴石穿，功到自然成便是如此。聪明的人要想掩饰自己的那股精明，尽管日日克制，还是难以奏效。因为精明的人能够看透很多东西，能够看得深，看得远，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得高人一等。
但有时候又会出现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象。装糊涂是成事保身之法，因为会装糊涂的人，不会计较自己吃了小亏，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憨厚老实，人们会认为他是单纯的人，从而愿意和他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会让人的心里感到踏实、轻松。单纯的人没有坏心眼，跟这种人交往，可以放松警惕。
与精明的人交往却是另一番情景，他会让人们的神经绷紧，生怕被他欺骗，被他愚弄。
“浑”便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处世为官方法，“浑”并不是说对什么都不能看透，对什么都想不明白，而是将精明藏在深处，集中心思去做一些对个人发展有益的事情，同时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视而不见。
9.用人须以“慎”为先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要想成就功业，仅靠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任何成就需经过多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能否会用人便成了成就事业的一个关键点。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识人、用人方面，曾国藩有自己的见地。
用人有很大的学问，用人得法否关乎事业之成败。
“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以此字至于颠覆。用兵者，最戒骄气、惰气。做人之道，亦惟‘骄’、‘惰’两字误事最甚。”这便是曾国藩总结出来的最基本的用人标准，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其事业的重要部分。
第一，夸夸其谈之人不可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真可谓标新立异，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表现欲极强，也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