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江忠源之父去世，江回家守孝。守孝期间，太平军揭竿而起。江忠源走出家门，带着乡勇南下，在桂林等地镇压太平军。在蓑衣渡，江忠源等人将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杀死，因功于1853年升为二品官，接着又去安徽接任巡抚之位。此时的江忠源已今非昔比，他的官位已超出曾国藩。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的步伐并没有被清军阻挡住，他们很快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二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出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够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吴文镕和江忠源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他当然希望此二人能够保住性命，以便辅佐自己。可是，曾国藩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虽然掌握着一支军队，但军队的实力让他担忧。尽管自己抛弃一切，誓死去救二人，结果又会如何？不仅救不了师友，还会损兵折将，苦心经营的军队变得伤痕累累。再加上曾国藩认为只有湘军是清政府最后的依靠，如果湘军也被消灭，他的抱负将如何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岂不是一纸空谈！
4.忍无可忍，还以颜色
有些时候，忍可以平息纷争；但有些时候，忍会让对方以为你的懦弱，从而更加狂妄，得寸进尺。这个时候，就应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以颜色。曾国藩的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仅不会因为忍而变得麻木、软弱，反而会给挑衅者强有力的还击。
曾国藩在兴办团练、组建湘军时遇到过一些麻烦。
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湘勇没有什么关系，曾国藩本可专心训练湘勇，对绿营兵置之不理。因为提督是一个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训练绿营兵本是湖南提督鲍起豹的责任。然而，提督鲍起豹没有才能，绿营兵的训练任务就落到了曾国藩的肩上，曾国藩令属下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绿营兵和湘勇。
曾国藩练兵标准很高，要求很严。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每天训练不懈。湘勇主要来自田间，且刚编入团练，是比较能够吃苦的。而绿营兵则不同，他们可以称得上老兵油子，又因多年没有打仗而变得懒散，并逐渐养成了喝酒、赌博、抽鸦片的恶习，无法忍受曾国藩的严格训练。长沙协副将清德瞧不起曾国藩和塔齐布，竟然带头捣乱。先是清德不出操，后是与提督鲍起豹公然在军中起哄：“这么热的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兄弟们过不去吗？”他们的做法无疑加剧了绿营兵和湘勇之间的矛盾。
一天，团练的湘勇正在训练，试枪时误伤了绿营军中的一个小头目。绿营军小题大做，他们吹起号角，举起旌旗，准备对曾国藩属下的湘勇发动进攻。曾国藩忍住内心愤怒，鞭打了试枪的湘勇，缓和了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
绿营兵与湘勇发生了多次械斗，曾国藩只是责罚湘勇，没有与绿营兵论理，想息事宁人。然而，绿营兵越来越猖狂，胆子也越来越大。
曾国藩深深感受到了“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这样的情形，他意识到忍让不能灭掉绿营兵的嚣张气焰。咸丰三年（1853）五月，曾国藩写好保举塔齐布的折子；六月，撰写《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将清德所犯大清律法一一列举，望清廷能够严肃处理此人。
清廷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查办，塔齐布补缺。曾国藩的参奏无疑又加深了其与提督鲍起豹的矛盾。
同年八月一天，绿营军中的永顺兵和湘勇聚赌，并因此发生械斗。两天后，绿营兵在夜间手握兵器，击鼓呐喊，直奔参将府，毁坏了塔齐布的住所，并攻击湘勇。然后，他们又冲进曾国藩的私宅，将其随从杀害，并欲攻击曾国藩。多亏属下奋力保护，曾国藩没有受到大伤害。
绿营兵明目张胆地攻击自己及属下，定是受人支使或纵容，提督鲍起豹责无旁贷，曾国藩对此心生怨气。当时，曾国藩的私宅恰好在巡抚衙门的对面，于是他深夜来到巡抚衙门找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将此事告之。骆秉章装作不知其事，事后放了肇事者，没有追究参与攻击的绿营兵和肇事者任何责任。
曾国藩虽知道巡抚骆秉章有意为难他，却又不好计较。另外，这次事件的发生无疑是矛盾不断加深、激化的结果。有人劝他参奏提督鲍起豹，他不赞同。在他看来，长沙非久留之地，不如一走了之。于是，曾国藩将湘勇带出长沙，并将根据地设在衡阳，欲以此处为立足点，发展湘军。
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为保江西安稳，湘军主力移驻江西。
作战期间，如果没有军饷，部队将无法生存。湘军保卫江西，军饷由江西提供，合情合理。然而，江西巡抚陈启迈拒不合作，反对提供军饷给驻扎本省的湘军。
陈启迈，湖南人士，与曾国藩是同乡。不仅如此，他与曾国藩还是同榜进士，后在翰林院与曾国藩同事。二人渊源如此深厚，按常理，即使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不在江西，如果需要帮助，陈启迈也应尽绵薄之力才对。然而，此人并不念及旧情，尽管曾国藩派军力保其管辖省稳定，他也不想出力帮忙。陈启迈的做法的确不通人情，不合事理。
当时，曾国藩仅以兵部侍郎的身份领兵作战，并不能干预江西行政，军饷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湘军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驻守，防范太平军，可见湘军在当时对清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俨然成了清廷支柱。如果曾国藩此时向清廷提出要求，只要不过分，清廷岂有回绝之理？曾国藩本想与陈启迈商议，尽快解决军饷问题。可谁知陈启迈不识大体，竟公然与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
这时，发生了另一个冲突。举人彭寿颐在江西办团练，与知县李告产生了矛盾。经查证，彭寿颐并无过错，他颇有才华，为人耿直，一心一意办团练，而李告却有受贿、弃城而逃等罪。然而，陈启迈却不以事实为根据，颠倒黑白，欲治彭寿颐的罪。为化解冲突，曾国藩与陈启迈商量，想将彭寿颐调到自己的军营。陈启迈并不理睬，反而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军务。于是派人将彭寿颐逮捕，将其屈打成招。
曾国藩已屡屡让步，而目前形势又如此紧张，不由愤慨。他立即撰写一折，向清廷陈述陈启迈罪状，请清廷惩之。清政府为了安抚曾国藩，对陈启迈及其心腹进行了严厉的处置。
5.静观时势，屈伸有度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在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时，不妨静下心来，分析一下局势。然后根据眼前的形势，思考对策，找到能够顺利前进的方法。如果一味地前进，有可能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有时候，屈是为了更好地伸，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对于屈伸之道，曾国藩有如此理解：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咸丰四年（1854）春，曾国藩湘军已成规模，陆军、水军、炮兵均已编定并训练完毕，可以作战。曾国藩初次出兵，兵分两路救援湖北。水军行至岳州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几十艘战船沉入江底，湘军溺死者不少。陆军战况亦不佳，在羊楼峒与太平军相遇，大败。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
同年八月，曾国藩率领湘军转战湖北，攻克武汉。捷报传入宫廷，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当即批下旨文：力沛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著赏二品顶戴、督理湖北巡抚。然世事难料，曾国藩所写辞谢奏折抵京前，却又得圣上旨意，湖北巡抚之职另有人选。曾国藩无奈，只能以侍郎身份带兵作战。
次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入江西，屡吃败仗。
经历了这几场战争，曾国藩感受颇多。首次出战，兵败后立即被削官；尔后，作战顺利，清廷不赏也罢，既然赏了，就不应该出尔反尔。想到这些，曾国藩难免心中有些许不平。后来几场战争中，战况总是不佳，舆论纷飞，更是令曾国藩身心憔悴。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乘机上奏，欲回家服丧。按照规定，奏折呈上后，应等待朝廷发下谕旨才可行动，否则会受到严惩。但曾国藩没有按规矩办事，呈上奏章后便动身回家。他之所以有这分胆量，是因为深知自己所建湘军是清政府的支柱，没有湘军，清政府不会长久。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没有为难曾国藩，反而准许他回家守孝三个月，并赐给他几百两黄金作为治丧费用。
曾国藩立志要报效国家，为何在作战期间却顾小家而舍大家？的确，曾国藩虽在家守制，然而心却从未离开战场。但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得到军权，曾国藩不得已而为之。
假期已过，曾国藩没有动身回营，仍在家中守制。咸丰皇帝催他领兵作战，曾国藩却上疏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机表示自己要在家终身守制，故意向朝廷请求辞去兵部侍郎，并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咸丰皇帝自然洞悉曾国藩的要权之意，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果真削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职位，收了他的兵权，并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可见，形势的好转是造成曾国藩要权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无奈，继续在家守制。他终日反思，决定以大局为重，不再要权，只要能够重返战场就可以。
在守制期间，曾国藩看似无所作为，其实不然。曾国藩毕竟是湘军的创建人，湘军中的各方首领都是他悉心栽培起来的。尽管曾国藩远离战场，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一些湘军将领不断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国藩能够重返战场。但是，因为当时各路湘军纷纷传来捷报，使得咸丰皇帝认为没有曾国藩也可，终究没有同意起用他。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打江浙一带，并将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机上奏，咸丰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即受旨，火速赶往军营。
曾国藩以龙蛇来阐明屈伸之道，并将自己的理论用到了实践中，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咸丰十二年（1862），咸丰帝逃往热河。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援。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于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
考虑到以上几点，曾国藩顿时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曾国藩召来了文武官员以及幕僚，集思广益。
众人中大多数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如果此时不派兵入卫，等于将机会留给了别人，因此提倡让鲍超带兵北上。对鲍超本人来说，他也是愿意的。但当时仍在曾幕府中的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带兵入卫没有实际意义。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最终会议和，不会发生战争。与英法联军相比，太平军是头等威胁。此时派兵北援，只会是徒劳。
曾国藩经过分析后，觉得李鸿章的分析非常有理，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曾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等语句，但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变化。
后来，事情与李鸿章预料的大致相同。英法联军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陕西等省的巡抚接到谕旨后，不加考虑便匆忙带兵前去支援，结果带着一身疲惫无功返回。
当初，鲍超听说曾国藩不让他带兵入卫，很是生气，故意流露出不满之情。曾国藩知道后，让胡林翼开导他。在给鲍超的信中，胡林翼写道：“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
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屈伸并用。咸丰帝传来谕旨，曾国藩广纳众议，再具体分析，最终提出抗旨；而对待自己的良将鲍超时，却让胡林翼苦口婆心地开导他。曾国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见一斑。
咸丰十年（1860）至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经过近两年的持久战，最终将安庆攻陷，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安庆之所以能够最终被攻克，与曾国藩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在金陵建都，改金陵为天京。向荣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军围攻天京。他率大军抵达天京后，便在城外建了大营，与太平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苦战，以失败告终，向荣战死。
太平军一天不灭，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时隔两年，即咸丰八年（1858），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在此次攻城中，和春为钦差大臣，与提督张国梁并肩作战。抵达天京后，二人指挥清兵在城外高筑营垒，深挖壕沟，并建起江南和江北两大营，气势和规模都相当庞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罢休的气势。
咸丰九年（1859），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天京是太平军的首脑所在地，也是建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着太平天国的覆亡。为了保卫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军将领和士卒奋力抵抗着清兵的进攻。
虽然江北大营被破，但江南大营却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军统帅洪秀全不得不为此担忧。为了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太平军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营战略，得一可用之计。
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依计行事，率精兵对杭州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浙江巡抚被太平军打死。浙江告急，清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从江南大营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这样一来，清政府即中计。随后，李秀成火速赶往天京，与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对清军进行内外夹击，攻破了江南大营。
此时的清朝统治阶层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八旗军已经不能成为保卫他们的屏障，只有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当时的局势对湘军极为有利。可以说，太平军帮了湘军的大忙，为湘军以后的独立和强大清除了障碍。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秀成刚开始进攻杭州时，曾国藩已经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此时，曾国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调兵东下。清政府以为曾国藩又乘机要权，便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并出任两江总督。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