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养性是一个人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就事业的首要步骤。良好的修养可以雕琢性情、陶冶情操，也可以开拓视野、提高自身素质。但若想真正实现修养目的，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曾国藩能达到“内圣外王”，与他精于勤修之道有很大关系。
1.自我修养三部曲
人生修养是成就事业的第一步，拥有良好的修养才可以不断地改正错误，不断地完善自我，使自己的人生有所作为、有所成就。曾国藩把自身的修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且按步就班来进行。
曾国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陶冶下，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最后成为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因此，他把儒家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
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治国、平天下”对立、割裂开来，分别强调各自的重要性，结果失去了精神支柱，终归难成大业，即使满腹经纶，也不能担当天下大事。因为，人们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把“修身”二字孤立起来，从而缺乏实际，不能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
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结合实际去进行，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或者带兵打仗，为官从政，都要重视修身的重要性，都要将修身与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并且要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遗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关于“静坐”，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就是强调“静”。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是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
因此，儒道佛都强调一个“静”字，因此，“静”也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必修的基本功夫。
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非常重视静字功夫。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关于平淡，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如果一个人对世间之事不能平淡处之，而是看得相当重要，贪念过重，对好多事情都放不开，都想得到，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受到控制与牵累，心情就会常常受到影响，情绪波动自然就会大了起来，不能控制自己欲望，自然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
曾国藩主张，要提高自我修养，不仅要在“静”字上多下功夫，还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
一个人若把功名看得太重，必然俗见重，于是，便对好多事情充满了期待，就要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心，这便是俗见。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
具体来说，就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心境自然就不愉快。他强调的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就是要做到心中平淡，不为私欲所扰乱，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对于外界的事物，可以坦然处之。
曾国藩教导自己的子孙，从诗文入手可以陶冶性情，培养淡远之志。他对儿子曾纪泽说：“争名争利，凡人尚且难免。”何况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他仍可以保留一分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在他功成之后，又能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更非修养平平者所能及。这是因他精识“淡”之妙用。
古今不少胸怀大志之人，要么为名，要么为利。即使事业有成，也成了名与利的奴隶，志得意满，也无快乐可言。而更有许多人，因背负名利之累，不但无益于事业成功，反而为自己制造了许多障碍，因之而身败名裂者，不胜枚举。
道家为破除名利的束缚，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逃离红尘。这两种办法弃功名如粪土，固无拖累，但仅为一身快乐而计，非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所愿为。人生于世，苦难众多，志士仁人，应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就更加困难。
关于改过，曾国藩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就应该找出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对于这个问题，再认真去检讨、改过。就因为如此，他一生都在坚持写日记，他把每天的所作所为，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正所谓“静坐常思己过”。
在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自艾自责。例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对于这些，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此处可见曾国藩的自省之严苛达到何种境地。
曾国藩对于友人的忠告，总是虚心地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当面指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己见”、“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
除此之外，他所作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部分都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曾国藩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历程，也是他在做人处世以及为官方面不断完善自我的历程。在静坐、平淡、改过中，他不断思考、磨炼，从而可以以冷静、豁达的心态去面对已知或者未知的事情，在享受一片安闲自适天地的同时，也推动事业的发展。
2.静以修身，不变中看万变
静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更能反映一个人的人生观与处世之道。静可制动，还可以减少错误、避免祸端；静不仅是内心修持之法，也是临危处变之道。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一个“静”字，以静修身，恬淡养生，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身处乱世，社会动荡不安，伴君如伴虎，曾国藩在险恶的处境中，却可以保持一颗平静、安泰之心，这与他的修养有很大关系。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都拥有豁达的胸襟、冲融虚廓的心境。在曾国藩的遗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他认为精神修养首先应该做到静。
面对物欲横流，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要“静”下心来，以一颗平淡的心来面对自己的处境，确实很难得。曾国藩很钦服颜回的淡泊，他认为，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会一直仰慕高山，对于自己没有得到的，总是充满渴求与希冀。人在登临高山后，能够大彻大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静”有益于人立身处世，它蕴含着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诸葛亮最早体悟到“静”字的妙用，因此在《诫子书》中，他谆谆告诫儿子，无论修身、立志、治学，都要以“静”为本。
曾国藩不断地汲取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的人生智慧与精华，反省之后认为自己“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面对许多事情，他一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胸襟宽广。
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功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此信中所说的也是曾国藩心灵的真实写照，他说：“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养气的方法不在于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拥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只要可以静下心来，即使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身心长期处在高度紧张下，人的心理压力过大，就会伤身害体。曾国藩经常想办法“专求怡悦”，达到精神上的解脱和怡养性情。
身为一介儒生，刚登金榜，曾国藩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一旦为官，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志气一时无法伸展，由于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经验，更由于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他的脾气极其暴躁。弟弟曾国荃随他在京城学习时，竟因无法忍受他的脾气愤而归乡。
此时，他拜唐鉴和倭仁为师，研究理学。唐鉴告诉他：“静”字功夫最为重要。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唐鉴提出了“主静”的建议。倭仁也告诉他要从“静”字下手。曾国藩铭记二位老师的教诲，也觉得自己应当在“静”字上下功夫，并把此作为自己的修身要诀。
曾国藩听从两位师友的教导，遵照唐鉴的指示开始精读《朱子全书》，并且以倭仁为榜样，订立十二日课，使自己每天做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为了每天反省自我，他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
倭仁把“静坐”视为“克己”的不二法门，曾国藩效法行之，他给自己规定每日必做的功课中，第二条就是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倭仁的“静坐”并不是指坐下来什么都不想，而是要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言行。
因此，静坐十分劳累，异常痛苦，曾国藩刚开始对此极不适应，每次静坐不久，他就昏然睡去。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因心浮故，静坐而已昏睡，何不自振也！”他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由于刚开始不能适应，不久之后，他就得了失眠之症，后来突发吐血之症，从此身体更加虚弱。但曾国藩最后还是将静坐的功课坚持下来了。
不过，以后“静坐”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与倭仁的静思己过有着根本的不同。此后，每当身患疾病或者心烦意乱时，曾国藩都会坚持静坐，以此来调和血气、缓和情绪。后来，曾国藩精读了《老子》，深受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此时，他的“静坐”内涵便由修身之法转为养生之术。
“静坐”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有利于调整人的情绪和机能，也有助于恢复和增强自身的抗病能力。曾国藩深受“静坐”之益，将之视为养生金方。他一生遵法，不信医，不吃药，更不愿吃补药。即使生病，他也靠静坐来调养，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不久。曾国藩的体质孱弱，又整日忧心操劳，把自己的心血放在治国平天下上，静坐使他得以拥有充沛的精力。
通过修炼“静”，他的人生旅途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努力锻炼自我适应官场，并且立志自新。诸葛亮不得志时躬耕南阳，却没有失去平定天下的大志，因为他懂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曾国藩认为，“非静无以成学”、“非学无以广才”，因此，他开始在静中求变。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一开始，朝中君臣谁都没有注意他。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许多人都觉得意想不到。曾国藩只是一介儒生，却能在军事上一枝独秀，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住清静，并且能在清静中奋发自励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宁静致远”在他身上的体现。
“静”不仅有益于修身、养生，还是成大事者必备的心理素质。头脑冷静的人不会鲁莽行事，而是谨慎有加，仔细分析事情的发展情况，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静”的内涵得到了升华，曾国藩在磨练中逐渐成熟，也变得圆滑老练，头脑越来越冷静。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复出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谨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后行。当时他不仅要全力对付太平天国，而且还要小心谨慎地应付朝廷、地方官甚至是自己身边的部将亲友。处在此等环境中，他如履薄冰，处处谨小慎微，每遇事情，他都要奏报朝廷、通告同僚，尽量减少阻力。取得战绩，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不仅裁撤了五万自己亲手练出来的湘军，还把夺得首功的弟弟曾国荃送回了老家，从而保全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安全。
在用兵过程中，他也有一套“静字法”，他认为“静”字是军队最好的气象，他在用兵时最常用的计谋就是以静制动。他以诸葛亮为楷模，以稳慎为主，不轻易冒险，不轻易变动，而是以静制动，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随着形势的变化来改变用兵的策略。
曾国藩身处军营，每天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要时时谨慎小心。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以及军政要务，常常使他不得安宁，这使他的身心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他有自己的放松方式，懂得去寻乐、求乐。他写诗、练习书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曾国藩每日需要批阅的文件、书信很多，他学问渊博，文学功底甚深，但非常认真、仔细、幽默，而且耐人寻味。
同时，他认为，要保持心情舒畅，还要有一颗平常之心，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要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宽广的胸襟。
除此之外，曾国藩将这种体会诉诸于笔端。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与淡定之怀，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他的文章风格，也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在批阅文书时，他看到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用了“移封敌体”。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主要有两种：文移和武移。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后来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当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他竟用“移封敌体”。曾国藩看后，心想此人是无知还是幽默？于是，他在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
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
并自记：
见者无不绝倒。
由此可见曾国藩批阅公文的诙谐风格。
平时与僚佐亲朋相处，他也处处表现得很幽默，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与曾国藩的交往甚深。曾国藩这样评价他们：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戏称这三兄弟：“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也是他自我修养的反映。他懂得在静中取乐。
曾国藩反复强调，如果一个人不能静下心来，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而浮动的，不会清楚地看清事理，不会踏实地做事，而且还会影响身体。
养心与养身是本与源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一生以老、庄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会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难时，他主张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要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否则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