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里叙述了高尔基和列宁的争论，尤其是关于1917年高尔基的《新生活报》的事实，叙述得很详细。并且说“这个报停办之后，高尔基留在俄国的其余时间，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质的工作”。
关于《新生活报》的问题，值得说一说。因为邹先生——也许是美国教授康恩先生——没有清楚地叙述高尔基的改变政治态度和坦白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非政治性质”这句话很可以引起误会。其实。“十月”之后的高尔基虽然经过一些时间的动摇，可是不久就坚决的担负了伟大的“政治工作”——难道他的编辑许多种文化杂志、丛书等等，不是政治工作吗？尤其是1918年之后，他的参加“ComInternational”杂志的编辑，他的团结和组织许多革命同路人的工作……都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新的社会的产生，克服着难产之中的一切痛苦，不会不战胜高尔基的怀疑。高尔基在革命初期的《新生活报》上，的确，曾经表示些对于革命的失望。然而到了1918年5月间，他在《新生活》的论文里的情绪，已经表现着相当的转变。那年5月 17日，他写道：“龌龊和垃圾，在太阳好的日子，总要格外显露些；时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太紧张地注意着那些敌对我们对于‘更好的’渴望的事实，我们就反而不再看见太阳的光线，仿佛不感觉到它的活跃的力量……现在，俄国民众整个儿地参加了自己的历史——这是有极大意义的事变，应当从这里出发，来估计一切好的和坏的，一切使得我们痛苦和愉快的。”《新生活报》到1918年？月16日才停办的；而6月间，高尔基就已经停止了自己在这报上发表文章，感觉到《新生活报》以前的态度，事实上违背了他的目的：赞助劳动民众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这在后来，高尔基屡次坦白地承认过的。例如白俄侨民的文学家A列文松在巴黎“Temps”（《时报》）上攻击高尔基的时候，有一个左倾的杂志“Europe”（《欧洲》）给高尔基一封信，诚恳的请求他答复。高尔基的回答是：“列文松的文章对于我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侮辱……我想，用不着说什么魔鬼，因为人们想出了，并且拥护着比地狱还坏不少的东西——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可耻的结构。我同布尔塞维克一块儿走，他们是否认自由的？是的，我同他们一块儿走，因为我拥护一切忠实的劳动的人的自由，而反对寄生虫和空谈家的自由。在1917年，我同布尔塞维克争论过、敌对过，当时我觉得，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农民，而农民被战争所无政府主义化的了，而且布尔塞维克同农民的冲突，会使工人政党灭亡。后来，我相信了，这是我的错误，而现在我完全深信，不管欧洲各国政府的敌视，以及因为这种敌视而发生经济上的困难，俄国的民众已经走进自己的复兴时代。”
高尔基的创作生活一直同广大的群众斗争联系着的。如果看一看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1905年，反动期间，欧战，“十月”，经济恢复和五年计划……那末，我们可以看见高尔基的天才总在反应着当时的事变，回答历史所提出来的新的问题。他自己在斗争，在群众里学习着，他给群众极宝贵的“精神粮食”——伟大的艺术作品。他在斗争和工作的过程里改正自己的错误，磨砺自己的武器。
他说：“当然，在极卑劣的许多次害虫政策的事实之后，这固然是一部分专家的反动手段，可是，我必须重新审定——而且已经重新审定了我对于科学家，技术专家的态度。”他的重新审定的态度，正是他的新的创作的渊源。1925年初他对人说过：“……我在写着一部大作品。写的是‘空想出来的’人。我们这里‘空想出来的’人实在多。有人把他们‘空想出来’，而他们也在自己把‘自己空想出来’……”这就是《四十年——克里漠·萨漠京》。这部大小说是说的1905年之后俄国智识分子的离开革命。这是“中等知识分子”的写真。这种分子是占了革命者职位的市侩，是抄袭和盲从别人的思想的奴才，而自己按照着书本空想出自己的典型——一些无才的聪明人。结果，他们用自己的雪白的手拥护那“比地狱还坏不少的东西”。
高尔基的创作生活的变迁，譬如上面所举的一个例子，可惜在邹先生编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中太少了。然而不管这些——不管政治上的某些模糊的见解，不管关于文艺生活的缺少——这本书对于读者还是一件宝贵的赠品。尤其在中国现在——介绍和学习世界文学的参考书如此之少的时候。读者真正要学习的时候，他自然会深刻的思索，勤恳的找寻材料，用批判的态度去读一切书；那么，像邹编《高尔基》对于他一定有很大的益处。我在读完之后，指出这本书的几个缺点，目的只在收集一些材料在这里，帮助别的读者的判断。而且表示希望关于高尔基，尤其是高尔基自己的作品，有更好的，同邹编的这本同样认真的译本出现。
193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