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说的真心话，”何伟光看着他说，“以前不觉得，可如今往这把交椅上一坐，就觉得生活在聚光灯下了，四面八方都有眼睛盯着，我就担心着怕干不好。”
“有这个感觉是好事，这可是一种责任，对吗？”周大兴喝了一口茶，也一脸认真地说：“其实，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就是要把自己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这才会为人民群众办好事。”
“对，对，周市长，还是您的水平高，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后我可要多到您这里来请教。”何伟光这么说，显得就有些儿惺惺作态了。
周大兴心里有些不快，可他隐忍着没有发作，仍是笑着说：“老何，以后农业这一块，可就交给你了，我还得靠你来帮扶着我啊！”
“周市长，您这就言重了，言重了。”何伟光忙摇着手说，一双小眼睛连眨几眨，显然心里还是挺舒服的。
又说了一会儿话，何伟光这才起身告辞。
夏丽去关了门，这才愤愤地说：“哼，拍马屁居然拍到我们家里来了。”
周大兴笑道：“这人是有些毛病，对上面的人就喜欢逢迎拍马，对下面的人就装腔作势。不过他拍马屁可是拍错了地方。我记起有个‘宋玉拍马’的故事，说的是宋玉有次见到一位从京城来的大官，所骑的马屁股上叮着一只蚊子，便忙上前去拍，没想拍到马腿上，马受了惊，腿一蹶，把他踢了个四脚仰天。”
“咯咯咯！”夏丽笑弯了腰，直揉着肚子喊叫着疼。忽然，一勾头，发现茶几底下塞着一个红包，她伸手去拿，厚厚的，竟有些份量，忙说：“大兴，你看这包里少说也有四五万，这些人也真是。”
周大兴一看到红包，脸上顿显不悦。
夏丽嘴一撇说：“哼，这些家伙就没一个好的，就只会逢迎拍马。我看，你明天就把这红包交到纪委去，叫纪委好好地整治整治一下。”
“不能这样，”他说，“这事儿还不能这么简单处理，不能把自己弄成孤家寡人。你还记得上任的周有德副市长吗？”
“记得！他不是调到别的县去了吗？”夏丽问。
“调到长宁县当县长，刚去了三个月，他就向纪委交出了人家向他行贿的三十万元。”
“嗬，这才是真正的县长。”
周大兴苦笑了一下：“可被人家给排挤走了。”
“什么啊？”夏丽一下惊讶得睁大了两眼。
“你想想啊，他刚去三个月，人家就送他三十万，那些在那里干了多年的书记、县长们呢，不知该收了多少，他们还能坐得住吗？还能不恼恨他吗？”
“那你说怎么办？”
“民政局设了一个扶贫基金会，明儿你替我送去，记住，千万别让人家知道是我，叫他们写个收条就是。”
“可人家也认识我啊，我去了，人家还能不知道你吗？”
“这样吧，明儿你妈来了，就请她老人家去一下，人家认不出的。”
“好吧！”夏丽点了点头，忽然又说，“你看，七办八室的人都来过了，吃的用的送了一大堆，我们哪能吃得这么多用得这么多啊？全堆在房里，有人进来瞧着也不好。”
他想了下说：“这样吧，拿去哪个店里卖了，钱全送到扶贫基金会去。以后来了人，还得照样热情接待，可不能将人家拒之门外。”
他觉得有些累，就把头仰靠在沙发的靠背上。
夏丽忙说：“大兴，我给你泡杯热茶喝吧？”
他点点头，忽然就觉得太阳穴胀痛难耐，便闭上眼睛。
门铃又响了，他以为是儿子放学回来了，忙过去开门。
拉开门，迎面望见的是后勤科的科长张涛。
“周市长，您好！”张涛一脸谦恭的样子，“房子您还满意吗？”
周大兴忙请他进了屋，笑着说：“很好很好！老张啊，辛苦你了！”
张涛仍是一副谦恭的样子，“周市长，您家这台彩电是小了些，都怨我不会办事，明天我一定去换过一台大的给您。”
“不用，不用，这蛮好的嘛！”他仍是笑道。
他愈是这么说，张涛愈是觉得不安，“周市长，您还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我会尽力去办好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您只管多批评。”
周大兴瞧着他，心里忽然有种说不清楚的感情，他觉得这些人活得太累，老是要看领导的脸色，要揣摩领导的心思，难道就没有自己做人的尊严了么？他又不便责备，便努力使自己笑容满面，使气氛变得宽松一些。他就说：“老张啊，这已经蛮好了，其实领导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不会有过高的要求，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要求，对吗？”
“这——”张涛不禁脸红了一下，忙说：“领导终究是领导，和我们当然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是多了一只手还是多了一只脚？要真那样，莫不成怪物了？”周大兴打着哈哈道，“坐下，坐下，我给你说个故事吧！”
张涛见他心情这么好，刚才的拘谨自然就少了许多，就也跟着笑了笑。
“我读过贾平凹写的一个叫《山中客栈》的小说，”他说，“这山道上就这一家客栈，这天客栈住满了客人。半夜时分又来了一批人，叫大家都搬出来，挤到外面睡，说是地委书记来了要住房，大家就都搬到厅屋去了。有一个小孩觉得好奇，心想这地委书记是个什么神奇的人物呢？便爬在窗台上去看，一看，只见地委书记光着上身只穿条裤衩，四仰八叉地仰躺在床上，咦！与其他人并没什么两样啊！”说罢，就很响地笑起来。
张涛也很响地笑：“对，对，是没两样，是没两样。”他竟而笑出了眼泪。
“老张，家里还好吗？”周大兴就故意岔开话题，与他拉起家常，心想这样要亲近些，人与人之间不必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
“还好，还好。”张涛说，身子却没来由地一抖，显然他未说实话，家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周大兴知道他家在乡下，便看着他问：“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张涛咽了一口唾液，瞟了一眼他，眼神却虚虚的：“没，没有……要说没有，也……也不实际。”
“是吗？那你说说。”
“是这样，”张涛看了他一眼说，“过去乡镇一级‘七站八所’的人员大多是从农村雇来的，他们亦工亦农，拿的是临时人员工资，岗位虽然相当固定，但在他们不称职或财政无力承担时，乡镇政府还有权解聘。而现在，上级财政、税务、公安、法院、工商、农技、农机等等主管部门，不但要求下边增人增资，而且滥做好人，把原来的聘用人员一下子招工招干，正儿八经地纳起‘皇粮’，工资还上涨了一大截。这些增资费，上头只开空头支票，仍要乡镇财政去‘化缘’。”
这事他清楚，他是从基层上来的，在乡上当乡长时，就为这事头疼。
“从哪儿化缘呢？”张涛继续说道，“还不是分摊下去，名目繁多的向农民要，当然现在政策不允许搞摊派，可人家会从各种下拨的经费里扣呀！实际到农民手中的钱就不多了。我家里那边本来就不宽裕，这样一来，家家户户就是雪上加霜了。我家劳力不多，又老的老小的小，日子就可见不容易了。我知道，领导有领导的难处，我自己也是一名国家干部，应该体谅领导的难处，所以我一直憋在心里未说。”
“说出来就好，”他说，“这问题其实早就应该考虑解决了，就像人身上长着毒瘤，迟早都得动手术，但早一天动就比晚一天动要好，不然恶化了就是不治之症。”
张涛就变得高兴起来，说：“如果能早日解决，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我替我们一家，不，是所有的村民向政府表示感谢。”
“你也不用感谢，这是我们自己的职责，应该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这件事下次开政府常务工作会议时，我会提交会上讨论，这事一定要解决，当然，政府也有一定的困难。”
“那是，那是，我能理解，你们一个个为了老百姓忙这忙那，也不容易，外人不清楚，我还能不清楚吗？”
“我不是叫苦，”他笑了一下，又说：“困难再大，政府也得扛着，不能把个大包袱甩给老百姓，老百姓也得安居乐业，我们想自家的时候，也得想想人家。”
“周市长，有您这句话，我们干工作就踏实了。”
“怎么，以前就不踏实吗？”他问。
“说实话，”张涛说，“要都是您这样的领导，我们就好办事了。”
话说到这份上，也用不着再细说了，周大兴心里清楚，现在官场的风气的确有些不对味，也难怪这些人在机关里呆久了，便太懂得县官与现管的道理了。
张涛走后，又来了几拨人，有领导，有干部，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说几句天气怎么怎么，打几声哈哈；议几句机关的人长人短，也全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心里有些烦，可又能怎样？他不能不接待，还得也装出一副笑脸来，也说些天气怎么了怎么了的废话。
后来，儿子放学回来了，夏丽要忙着做饭，这些人才识趣的一个个走了。
他竟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是怔怔地望着窗外，朝蓝得发幽的天空瞅了半天。灿亮的阳光原本爽爽而又安静地从窗口照射进来，因为突然而起的风，那阳光似乎有些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