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石碑，上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上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说是江河百流，终归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异，却都能达致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如这样一块石碑，身上刻有中国不同传统文化流派的印迹，他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人世与出世相统一，成为中国文化一个独特的景观。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因为它的豁达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庄子》上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说，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就“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多多，一是他名利心太切，二是他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勇猛如僧格林沁者“剿捻”四年，却全军覆没，以身殉职，换了曾国藩，自然也好不多少，很快便遭败绩，捻军攻破了曾布置的防线。这一次，曾国藩“屡败屡战”的精神没有得到朝廷的安抚，却遭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臣不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唯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怍。”
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因为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都不是他之所愿意的，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文彩。近待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其有过人之才，故不愿久居林下。”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
同治五年（1866），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曾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须知足，方能长乐。
在名与利上，最能体现“全生保真”精神的历史人物当数范蠡了。他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便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激流勇退，放弃上将军之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携西施隐居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范蠡的退隐，就是害怕功名利禄会给自己带来性命之忧，他的忧虑很快便得到证实，与他共助勾践的文种，因不肯退隐，在国中享用尊荣贵利，结果被勾践找个理由处决了。
“荒冢一堆草没了”，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何必非要站在成功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决非仅成功所能完全体味到的。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舟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可谓权绾四省。同治元年（1862）正月，又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四弟曾国荃统兵近二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国葆也统兵五千之众。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曾氏家族堪称“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家门的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深明“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之理，他说：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也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发迹来维持的。当家道鼎盛的时候，要做家道衰败时的考虑。上天既能使我们处于今天丰厚顺达的境地，就能使我们处于明天艰难困苦的境地。这样的经验教训，历史上举不胜举。
霍光，字子孟。汉朝人。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由于霍去病的关系，霍光十几岁便入朝做官。武帝朝为奉车都尉，后擢为大司马、大将军受武帝遗诏，辅佐幼主，位居五辅臣之首，执掌朝政二十年，勤政纳谏，轻徭薄赋，百姓充实，四方少数民族归顺，连辅二代皇帝，鞠躬尽瘁，恪守臣道，未尝有过。然不晓“人满天概”之理，致使族党满朝，权倾朝野。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夺了霍氏家族的兵权。之后又以谋反罪，铲除了霍氏家族。霍光在世时，宣帝对之十分惧怕，“光从骖乘，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然而，在他去世后，族人却遭到了残酷的杀戮。所以人们说：“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俗语云：老年疾病，都是壮年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因此，曾国藩在信中告诫弟弟们要以霍光为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上天惩罚一个人是无形的，常常借助于人之手。霍氏的势力太强大了，上天就借汉宣帝来削平、限制他的势力；像霍氏那样，等到别人来限制，为时已经太晚了。咱们家族正处于鼎盛时期，所以我们兄弟要自律自戒，不等上天来惩罚限制，也不等别人来惩罚限制，我们自己应该主动想办法限制自己。曾国藩针对弟弟们买地建房上的挥霍，银钱取与上的不谨慎，言谈举止的傲慢等，提出了自我限制的方法：“廉、谦、劳。”“俭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希望弟弟们“俭以养廉”，每用一钱，均须三思。不妄取分毫，不寄银钱回家，对亲族不随便馈赠；在为人处事上，要做到内心谦虚，外表恭让，且忌颐指气使，气焰嚣张；在为朝廷办差上，要竭诚效劳，恪尽职守。只有在“廉、谦、劳”三方面潜心修炼，“正己为先”，才能够持盈保泰，家道长久。
人们总喜欢以家世、金钱、地位等这些单纯的客观现象或外在条件去衡量一个人的荣辱毁誉，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却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从而犯下了许多错误，造成了诸多悲剧。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得失无常，兴衰浮沉有一种透彻的理解。这种独具慧眼的思想和认识，对现今那些居官自傲，贪脏枉法，稍有一点地位和荣誉，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人，不失为一剂良药。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对于这样的贪官，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
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自谦，与人为善的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在人们的一生中，处处都有风波险阻，遭遇功名利禄，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谦让才是处事的妙方。做到恭谦让人，争斗就会停止，忿恨才会平息，结怨才会化解，天下再大的祸患都会冰消雪化于“让”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够把握住它，则可以免除灾祸而获得幸福。
成大事箴言：
弟体一不甚旺，总宜好好静养。莫买田产，莫管共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二语也。
————同治元年闰八月
7．用人之慎：关乎事业成败
用人有很大的学问，用人得法否关乎事业之成败。曾国藩用人治人之法是其事业的重要部分。
一，夸夸其谈之人不可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真可谓标新立异，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因此，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作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忠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的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的条目，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召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的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事情做和职位。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
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游玩去了。曾国藩令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想一定能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二，轻薄人不可用
人最忌轻薄浮浅，没有内含，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奈，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练，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苞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簿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长处的人。他尤其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既使在戌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非无动于衷，而是尽量的给予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苦难的时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寻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指出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最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
至于妄断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
为人、为官、治世、为政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
三，折服悍将的方法
曾国藩在对付悍将上也颇有一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