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遗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在日记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恰，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困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养心与养身的关系是本与源。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一生以老、庄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也很难有所成就，更不用说能成大事了。本来，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如何化解这个矛盾？曾国藩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基于这种看法，他对苏东坡最为赞成，认为是中国少有的榜样。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最后说，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成大事箴言：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咸丰十一年正月
6．不断自励完善自身
大概没有人不羡慕好的性情，好的修养吧？但是改正错误或许容易，品性是很难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连“四书”之一的《中庸》也说：“天命之谓性。”——品性似乎是天命的，岂易改变？尤其是性格和饮食男女之性，改变更难。只不过，这个问题，须话分两头。《中庸》所谓“天命”之性，是无有不善的，只有后天习染之性，才有善有不善。一般我们所说的性格或品性，既有天命的成份，也有后天习染的因素，作为先后天的融合，是一方面难改变，另一方面又可以改变的。食色之性也是这样，虽然并没有什么善恶之分，却有适度与否、是否伤害身体和性情的问题，而这后一方面，显然和习染有关，是可以由不适度达到适度的。因为所谓性格、品性，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和习染有关。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己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乐意。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五日，吴竹如来到曾国藩的寓所，与他久谈，吴竹如讲理学，并谈自己的体验，认为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对比之下，曾国藩也明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每日自旦至夜，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子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谓掩著者耶？日记曰：《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论语》曰：“望之俨然。”要使房阔之际、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第一要药。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曾国藩自己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他说自己“明知体气蠃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这方面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变化，成为应重、诙谐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个人。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以后位及人臣，但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成大事箴言：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共戒之。
————咸丰六年十一月
7．平生三耻：薄学、无恒、不专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盲目之举，徒劳之举。为此他说：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原理，那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鸣乎？”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遭到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
百里外哉？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记·大学》说：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养；而“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曾国藩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本身视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如果说，在曾国藩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品质紧密相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