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范亭（1893—1947），晋北崞县西社村人。青年的续范亭在族兄、辛亥先驱续桐溪（字西峰）的教诲和栽培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并曾参加了大同攻坚与守卫战，扬名山西军界。
为了抗日血洒中山陵，续范亭的壮举让中国共产党人由衷地钦佩，当时在西安的共产党组织派人拜访了他，肯定了他的爱国行动，并耐心地向他解释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这与续范亭不谋而合。而这时，续范亭又遇到了当年反军阀时代一起并肩战斗过的知心好友南汉宸。在与周恩来、南汉宸等共产党人的交往中，续范亭觉得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7年2月，续范亭接受周恩来、南汉宸的建议，以杨虎城将军代表的身份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山西，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虽然他与阎锡山宿有积怨，也深知阎锡山两面三刀的为人，但为了争取团结抗战的有利局面，续范亭还是愉快地赶往山西。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由于续范亭坚定的抗日立场，以及他在山西人民中的崇高威望，阎锡山不得不任命他为第二战区高级参议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主任。
1938年6月的一天，续范亭在晋西北区党委简陋的办公室里庄严宣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一二零师政委关向应做他的人党介绍人。从此，他在中共的领导下，继续做他的统战工作。
续范亭有不少同学、同乡、西北军的同事、东北军和中央军的朋友，他们很多都是国民党上层和高级将领。在这些人中做抗曰统战工作，绝非想象的那样轻松。他必须非常注意方式，比如举办茶会，与在西北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爱国将领谈心，耐心地说服感化。在国共发生冲突时，续范亭还经常以主任的身份，邀请国共双方将领会晤，化解矛盾，共商抗日大计。任劳任怨，绞尽脑汁，但他乐此不疲。
中山陵剖腹自戕严重损伤了续范亭的内脏，加上长期奔波劳累所患的肺病、胃病又一直没有治好，续范亭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40年夏，百团大战后，日军在根据地疯狂“扫荡”报复，续范亭也经常随机关艰苦转战。紧张、劳累导致旧病复发，续范亭遽然病倒。咳嗽、气喘、失眠、吃不下饭，甚至不时吐血，生命垂危。中共中央得知后，于1940年底将续范亭接到延安治疗。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检查时，发现其肺部已大部溃烂。
虽然病情很重，但来到延安后续范亭并没有停止工作。中共领导还经常到病房看望和慰问续范亭。毛泽东在看望续范亭时，听说他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效果非常好时，亲自发电报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以及在香港的中共机构设法购买这种特效药。延安的名医王斌、史书翰、黄树则以及几位外国医生给续范亭精心治疗。在延安，续范亭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
全面内战爆发后，续范亭虽然身在病榻，但时刻关心战局的进展。他已经无法亲自上战场战斗，但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忘给身在国民党营垒里的同学、朋友、同事写信，要他们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举义旗，“做一番利国利民之漂亮事”。在他苦口婆。
1947年9月12日，一代爱国名将续范亭在临县病逝，享年五十四岁。9月13日，中共中央致信晋绥党政机关并续范亭的家属，接受续范亭同志的请求，正式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为悼念为党的统战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续范亭同志，毛泽东亲书挽联：“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爱国心切救国无门，续范亭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以死来唤醒国人抗日。他在《告民众书》中说：“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
心的说服下，邓宝珊、赵承绶等人后来走上了革命之路。
1946年冬，国民党派军进犯延安。延安军民进行大疏散。疏散前，毛泽东亲自到医院看望续范亭，劝他尽快转移。经过八天的长途行军，续范亭一行到达绥德。长途行军、疾病缠身、加上敌机轰炸，续范亭痛苦不堪，有时甚至偷偷服食鸦片止痛。自感余日不多的续范亭给妻子写信，交代后事，鼓励妻子“把男子架子撑起来，不要像旧式儿女那样柔弱”。续范亭被转移到晋西临县都督庄时，病情继续恶化，先是下肢水肿，逐渐遍及全身，并伴有气喘胸闷，饮食不进。在弥留之际，续范亭艰难地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在信中，续范亭说：“入党，是吾平生之大愿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咄咄逼人。大敌当前，国难深重，时任西北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的续范亭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全面抗战。他的抗战主张得不到政府的理睬。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他以一个老国民党员和西北地区代表的身份千里迢迢由兰州来到了南京，对这次大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然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整天忙着请客吃饭、跳舞、打牌、看戏、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整个南京城内一片乌烟瘴气。续范亭在南京呆了一个多月，竟然无人理睬，他忍无可忍，作《绝命诗》：“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12月26日下午，他身带《绝命诗》，撇开众人，穿戴整齐独自坐车到中山陵，声泪俱下地祭奠完孙中山之后，便掏出锋利的匕首，毫不犹豫地朝自己的腹部捅去。顿时，鲜血四溅，便昏死了过去……
中山陵园管理人员和好友发现续范亭后，赶紧驱车将他送往南京中央医院抢救。续范亭救国无门，剖腹明志，消息传出，令朝野震动。
当成蜡烛，要用自己的膏血换取光明。
1933年6月18日，星期天，上海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门外行人稀少，近八点钟时，杨杏佛带着14岁的儿子小佛出门，遭到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有组织的伏击。枪声一响杨杏佛立即扑倒小佛身上，弹如雨下，他自己连中三弹，却保住了儿子的生命。附近一家汽车公司的职员贝柯克（俄国人）在流弹纷飞中闻声赶来，不顾安危将他们送到医院抢救，杨杏佛虽然双目未瞑，却已不能说话。九点二十分，终因伤重气绝。那一年他不过四十岁。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杀戮，纷飞的子弹回答了杨杏佛他们的人权呼号。
当天上午十一点，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连续开了七个小时，商讨善后问题，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缉拿凶手。宋庆龄获知噩耗，立即发表了严正声明，谴责这一暴行。19日，蔡元培对《申报》记者说：“杨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可谓毫无保障。”20日他率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举行公祭时，咽不成声地说：“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杨杏佛的事业就是科学与人权的事业，杨杏佛的精神就是五四追求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要找一个为科学和人权奋斗了一生的人，杨杏佛就是最合适的代表，历史学家称他“是以科学与人权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先驱。”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率先举民权战士杨杏佛杨杏佛（1893—1933），名杨铨，字杏佛，出生于江西清江，著名的爱国人士。
1933年，杨杏佛先生在创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说过一句沉痛的隽语：“争取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更不幸的是说这个话的人权活动家为争人权自己却死在了国民党特务的乱枪之下，历史记住了这一不幸的时刻：1933年6月18日上午9点20分。对此杨杏佛先生是有思想准备的，翻开尘封已久的《杨杏佛文存》，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嗟乎，不自由毋宁死。今则争自由死，不争亦死”，“今日国内自私自利之徒满坑满谷，求其能舍身为国者竟如凤毛麟角”。1927年8月，他在《现代评论》发表的《牺牲与堕落》一诗中也说：“人们，你苦黑暗吗？请你以身作烛。用自己膏血换来的，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遇难前两天，他特意探望宋庆龄，带了他所收到的许多恐吓信，有些信中还夹有子弹，并转述了他听到的要杀他的一些口头警告。但是他并没有畏惧，没有退缩，而是坦然地面对了死亡，他把自己起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开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