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古城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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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夜郎古国之谜

“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原文是:“夜郎王与汉使日:‘汉孰与我大?’”这样,“自大”的名声也就落在夜郎头上,一戴就是两千多年。然而,有关它的历史情况,知者并不多。

“夜郎古国”,不管它是一个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也好,或者仍然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也好,至少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河平年间,的确存在了二百五十多年。“夜郎王”虽因说了“汉孰与我大”的话,以至贻笑近两千年。不过,从当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等情况看,他确实是有自大的理由的。

不过,“夜郎古国”距今毕竟两千年了,在中国正统史家的笔下,对这样一个化外“南夷”小国的事迹,虽有记载,却往往语焉不详。加上以后以“夜郎”为地名者,时过境迁,远非当年旧地。这就使后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连“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也无人能道其详了。

近年来,随着“夜郎史”专题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对有关“夜郎”

地望、族属、社会性质等一类问题的了解有了较大进展。在这方面,首先是采用对有关史籍上的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人们根据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所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邓都国”和《云南通志·夜郎考》的考证,先划出一个“大夜郎国”的范围来,其范围大致在今贵州(除去东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边缘一带。又根据《史记》记载:“夜郎者,临牂牁舸(柯)江”,将探索范围进一步缩小,进而寻找“夜郎国”及其“国都”之所在。

关于“夜郎国”及其“国都”,一种看法是沿袭清人郑珍在《牂牁十六县问答》(载《遵义府志》)一文里提出的“今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这一观点而稍作发挥,或说在安顺北部;或说在安顺、镇宁、六枝一带;或说在安顺县东南广顺。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夜郎国”及其中心区应在今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地区,其东南境到贞丰、望谟、册亨一带。有人还依据《安顺府志》和《威宁县志·夜郎县考》上的论述推断:西汉成帝河平中,牂牁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时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国”的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它约在今贞丰、望谟一带,甚而指称“与北盘江会于贞丰之者香,即夜郎国都也。”

不过,围绕古代典籍有限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几种观点,大都只是沿袭明清学者的说法而已,且其中多有难以自圆之处。解放以来,贵州、云南等地的考古发现,则为探索夜郎故地打开了新的局面。几十年来,在贵州清镇、平坝、安顺、赫章、兴义等十一个县内,已发现不少汉代遗址和汉墓等。如安顺县东南宁谷公社汉墓就有百座以上。众多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印证了“夜郎国”中心在贵州西部偏南地区的文献考订。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史记》、《汉书》都提到过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85年已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掘出来。我们可以期待,随着贵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虽然不一定能将两千年前的“夜郎王之印”和《华阳国志》上留名的“夜郎庄王墓”发掘出来,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古夜郎遗物、遗址重见天日,且为我们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有关材料。

此外,从民族学的领域切入,是解开“夜郎”古国之谜的又一突破口。因为,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越人、濮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从而也为我们传递来不少有关古夜郎国情况的信息。如解放后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额》及《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等等中,就有关于彝族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记载。

而对于与“夜郎文化”有关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

以及广西壮族西部文化(特别是桂西地区古代文化)的综合、比较的研究,亦有助于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狭窄的毛病,给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触发和启示。因为,“夜郎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和这些比邻地区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如,1957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辅初出土的西汉中期铜鼓上,其造型和鼓饰船纹、牛纹和羽人,就与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的铜鼓、广西西林铜鼓葬使用的铜鼓,多有相似之处。

考古工作者为探求夜郎古国投入了大量心血,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夜郎王族或主体臣民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难以获得圆满的答案。笼罩在夜郎古国身上的重重迷雾,何时才能拨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