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
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一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皇帝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
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地,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龢不但不再拒绝,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
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二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
“据康先生看,” 翁同龢慢慢地说,“五十五前鸦片战争后,我们不能觉悟的 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上下都守旧,看不出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但能看出这种处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春秋责备贤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则徐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声最好最有作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对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满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败洋人。但他为人毕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广东,实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国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枪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对手。所以他张罗买外国炮、外国船,还叫人翻译洋人出的书刊,以做知彼的功夫。这些材料,后来他交给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这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他们的维新。但以林文忠公当时的地位,以他对中国在世界上处境的了解,他做得显然太不够了。
为什么?他也犯了中国士大夫守旧的老毛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给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们远、打得比我们快,这个问题不面对,‘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中国陆军尽管有作战经验,但是那种经验都是面对面打仗的经验,现在洋人从十里八里以外,一炮 就打过来,面都见不到,就把我们打败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没有大炮,就是岳飞韩世忠在,也毫无办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写了这封信,他嘱咐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这一嘱咐,就完全说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却不肯大声疾呼。若说他写信当时正走霉运,不便多说话,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他东山再起,竟也不肯大声疾呼,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
连林文忠公那么贤达有为的人,都对国家大事采取这种消极的态度,中国的事,又怎么得了呢?”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显然的,他深深受了这个林则徐例子的感动。林则徐死的那一年(1850 ),他才二十岁,那时候他人微望轻。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经垂垂老去,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效力,自感成绩可疑;今后再为国家效力,也不过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华老去,自己已来日无多,人也有代谢,国家需要新的一代来抢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运用他的眼力和影响力,为朝廷荐进一些有为的新人,岂不更好?眼前这位康有为,倒不失为一位有为的新人。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向这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亲切地说:“康先生青年有为,我可以看出来,我想你也知道我这老人家可以看出来,不然你也不会一再想见我了。向朝廷推荐有为的人才,是我的责任、是我分内的事,何况知道有人才而不荐举,是不对的。对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即便以我的地位,要想办成一些事,有许多时候,也不能正面处理,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
我想,我会尽量在短时间内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够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向康先生保证的,就是我绝不再爱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讲过书,是两朝皇上的师傅,有点地位,可是我绝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会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无所谓了。”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进士,还是进士的第一名—— 状元,那时康有为还没有出生。四十年来,他个人的地位日渐上升,可是中国的地位却日趋下降,他内心的自责与惭愧,随着年纪的老去,与日俱增。
五年前他六十大寿,西太后赐他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一件、小卷八个,并即日召见,有“汝忠实”之谕,对他的笼络,备极殊荣。可是,他内心里却自责、惭愧,认为他自己的“忠实”是可疑的。这么多年来,他 “忠实”的对象,似乎只是对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公益。其中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时海军的经费是几千万,可是实际拨给海军的,却不过百分之一。那时管国家财政的,不正是他自己 吗?那时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以进退力争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确定十五年之内 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决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吗?……如今仗打败了,他自己的误 国之罪,怎么说也有份吧?现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做一点赎罪的 事了,为了这样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顾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