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屁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
我们忘了唐太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地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 ‘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岂止是‘当今圣上’，即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没有胡臊味！“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到今天谁是中国人，可难说了。
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氐羌的、是吐蕃的、是苗猺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城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同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的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伤，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1840年以前，黄帝纪元公元前2674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由此可知，所谓什么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汉族你满族之别，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都搞错了，搞得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男子汉哪有这样小小气气地整天把自己同胞当成外国人的？
“至于说到帮会、说到帮会的反清复明，其实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以其中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它的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愤而反清的。所以帮会的反清复明，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纯粹。至于三合会、哥老会以外，流传到中国各地的反清复明，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反清复明到今天，清朝天下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明朝亡了两百五十多年都没给复回来，谁还好意思再说反清复明？谁还有脸面再说反清复明？又有什么必要还说什么反清复明？“并且，复明、复明，复了明又怎样？明值得一复吗？懂历史的人，一比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样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也好。试看明朝太监当政，清朝的太监只是弄点小钱小权而已。
至多只是李莲英这种货色，又算什么，比起明朝，全不够看。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宫中的太监就有七万人，连在外面的高达十万人。每个太监平均有四个家奴，算起来就是四十万。用来非法控制天下，这成什么世界！清朝的太监哪有这种场面！明朝上朝的时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门下，说是要纠仪，一指出有哪个官员失仪了，立刻抓下帽子，剥开衣服，痛打一顿。现在清朝的午门，至多只是皇上叫太监‘奉旨申斥’骂一两个官员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还先罚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员一起罚跪五天，然后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杖。像这类羞辱臣下，被当场打死或打得终生残废的，数也数不清，有的还说奉有圣旨，打到家门来的；有的还打到别的衙门去的……像这样子胡闹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没有的。满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对受害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除非有办法驱逐黑乌鸦，否则的话，如果有不那么黑的、有可能变白一点的，我们还是不要失掉机会。这样才对老百姓真的好。
“今天的皇上虽是满洲人，却是个好人，是个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好皇帝。他既然有心在西太后选出的烂摊子上变法图强，既然找到我们汉人头上，我们应该帮助他。这种帮助，是对大家都好的。你们哥们儿人人留着辫子，口口声声地反对满洲人，从前辈的哥们儿起算，反了两百五十多年了，还反不出成绩来，可见此路不通，大家方向都搞错了。今天我话就说到这里，各位兄弟愿意平心静气地想想，想通这番道理，你们自然还把我谭嗣同当兄弟；如果想不通，或想通了仍认为你们对，你们可以说服我，说服我辞去这军机章京不干，跟你们去三刀六眼地干。怎么样？”说着，谭嗣同站了起来，气雄万夫地站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全屋是一片死寂。王五的旱烟早都熄火了。他盯着谭嗣同，缓慢地点着头。
他挺着腰杆，魁梧的上身，随着点头而前后摇动。弟兄们的眼睛，从谭嗣同身上转到王五身上，他们没有意见，大哥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他们要等大哥一句话。最后，王五开口了：“三哥，我们是粗人，我们不知道那些麻烦的大道理。我们只知道你是我们哥们儿，你赞成的我们就赞成，你反对的我们就反对，你要推翻的我们就推翻。反过来 说，欺负你的就是欺负我们，惹了你的就是惹了我们，砍了你的我们就还他三刀。我们心连着心，一条线，水来水里去、火来火里去，全没话说。三哥，你是有大学问的，我们不懂，但我们信你，你是我们的灯、我们的神，我们信你总没错，我们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信你就是。但这次……这……这……次，好像总有点不对劲，不对劲。”“五爷，有什么不对劲，你尽管说，咱们哥们儿，有什么话都不能闷在肚子里，五爷，你尽管说。”
“咳，到底怎么不对劲，我也说不大出来，只是……只是觉得……咳……觉得有点不对劲，觉得有点不那么顺。”
“你是说——你是说我不该跟康有为去？”“那……那倒也不是，康有为天大学问，哪里会错。但我们总觉得……只是觉得，康有为走跟满洲人合作的路，这条路，到底行得通不通？是不是真成了‘与虎谋皮’了？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不懂，我们只是担心有天大学问的人除非不犯错，要犯就一定是大错，大得收不了摊，要人头落地。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根本沾不上边，所以全靠三哥判断、三哥做主，三哥了解康有为，三哥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是不是犯了大错。”“五爷的意思，我懂。”谭嗣同说。“还是老话，我们是粗人，我们只信三哥。”王五说。“我们信三哥。”大家众口一声。“三哥信康有为，我们也只好跟着信。”王五说。“如我没猜错，五爷你们对信康有为有点勉强。”谭嗣同说。“话倒不是这么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根本说不上来。
”王五顿了一下，“如果犯了大错，错在哪儿，我们也根本说不上来。刚才说了半天，说的不是大道理，而是我们的感觉，感觉有点不对劲、不那么顺。三哥，我们跟你完全不同，你是书里出来的，我们是血里出来的，我们从小就在道上混，三刀六眼，整天过着玩命的日子，但玩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把命玩掉，原因也有一点：哥们儿的照应、自己的武艺、祖上的积德、佛爷的保佑，再加上大家的运气……都是原因，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说出来也不怕三哥笑，就是事前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一点也说不上来，但真的，真的有那么一点。那种感觉不是每次都有，但有时候它真的有，弄得你别别扭扭的，心神有点不安，直到换一换、变一变，才觉得顺。这么多年来，有几次，直到事后回想，才发现幸亏在紧要关头那么换一换、变一变，才死里逃了生。这话说来有点玄，但的确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又不能不信。” “五爷，我跟康有为的事，五爷有这种感觉？”
“好像有一点。三哥你会笑我？”“五爷这种感觉，我一点也不笑你，并且可以告诉你，我也有这种预感。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不瞒五爷和各位说，我来北方，结交你们这些英雄好汉；我在南方，也结交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我湖南家乡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一位叫黄轸——草头黄、珍贵的珍字左边去掉斜玉旁换成车马炮的车字。他比我小八岁，今年二十五岁。这人文的考上秀才，出身湖南岳麓书院；武的能空手夺白刃，南拳北腿，几个人近不了他的身。他为人行侠仗义，跟哥老会关系极深。像黄轸这种哥们儿，他们相信要救中国，路只有一条，就是革命，只有赶走满洲人，中国才有救。跟满洲人合作，是绝对不行的。他们那种担心‘与虎谋皮’的心理，比五爷还强烈。我这次北上，他们特别为我饯行，也特别劝我小心，甚至劝我不要应满洲皇帝之召，而跟他们一起搞革命。坦白说，如果不是受了康有为影响，如果不是碰到光绪皇帝，我很可能走上革命的路。但是，变法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已写得那么头头是道，令人心服；而对变法维新的诚意，光绪皇帝又表现得那么求才若渴，令人感动。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可以用得君行道的方法救中国，无须人头落地。革命总要人头落地的，流谁的血都是中国人的血，总是不好的。我把这番意思讲给黄轸他们听，他们也无法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不过‘与虎谋皮’，成功的希望很低。我呢，也相信困难重重，希望不高，我心里也正如五爷所预感的，不觉得顺。但是，既然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也只好把握住，要试一试。如果成功了，成绩归大家；如果失败了，牺牲归自己。
我今天来通知五爷和各位，并不是拉大家一起跟我下水，只是告诉大家：我谭嗣同不论做老百姓还是做官，都没有变，都是你们的兄弟。各位兄弟如了解我，今天就是来通知；各位兄弟如不谅解我，今天就是来道别。也许有一天，在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在看不到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再会相聚，或者化为泥土，大家相聚。不论怎么样，我们一旦是哥们儿，永远是哥们儿。我此去是成是败，全不可知，知道的是如果失败，我将永远不再回来。保重了，各位弟兄。”谭嗣同向大家拱手为礼，然后向前一步扑身下跪，“五爷，请受我一拜。”又转向胡七：“七哥，也受我一拜。”……王五、胡七都争着扶起谭嗣同来。谭嗣同转身退去，大家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