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他接受了帝国主义及上海买办资产阶级赞助其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大量经费。这样，蒋介石一方面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有了帝国主义作后台老板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援助，自感羽毛已丰，便加速了反革命政变的步伐。他首先委派白崇禧掌握江浙两省的军事，接着又把黑手伸向了南京。他认为南京的二、六军不是自己的左肱右股，疑心将成为他投向反革命的一大障碍。于是采取阴谋手段，以拉为打，剪除异己。他先命令二军渡江追敌，名义上是继续北伐，实际上是调虎离山。接着，派其嫡系何应钦的一军薛岳师进驻南京。遂在六军进行“清党”、缴械、改组。把二、六军彻底挤出南京。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当时，我们在二、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根据党的指示，是努力促使二、六军倒向武汉国民政府的。林伯渠、李富春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下边的工作人员，也针对二军中的反蒋情绪，从侧面吹风。记得部队过宣城时，我与戴岳乘小舟在湖上谈心。当分析到北伐军的前途时，我说，孙传芳已成釜底游鱼，攻下南京是不成问题的。可虑的是蒋介石野心勃勃，恣意独裁，恐怕于革命不利。并透露了现在不少军师领导人都在共商对策。戴岳亦表示同情和支持反蒋斗争。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排挤二、六军已成事实。鲁涤平还在莫愁湖请客，我和戴岳、朱耀华都去了，其他师的领导张辉瓒等人也都去了。席间也商谈了如何反蒋独裁的问题。当时，程潜、鲁涤平的决心还不很坚决，各有自己的打算。戴岳曾向鲁涤平建议与六军一起固守南京，与武汉方面联合讨蒋，但鲁涤平以程潜赴汉口无人主持为辞拒绝了。
二军渡江以后，在乌衣镇一带集结。当时是北上还是回宁讨蒋，估计在领导层中不太统一。后来，武汉方面指示我二军回南京，协同六军卫宁反蒋。于是，李富春同志让我和黄鳌同志带几名同志返回南京，与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同志联系，搞一部分船只，准备接二军渡江回南京打蒋介石。但后来武汉方面又改变了计划，要部队去武汉。时二军已北上，在津浦线与直鲁军展开激战，前锋打到蚌埠。二军孤立无援，蒋介石阴谋假手直鲁军消灭二军。形势险恶，延宕就等于坐以待毙。鲁涤平、李富春在前线召集师以上干部会，我党同志坚决主张讨蒋。鲁涤平等人也出于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愤恨，以及武汉方面的老上司谭延闿的召唤，一致通过移师西行，与武汉政府联合讨蒋的主张。当时在二军内部，国共两党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在共同讨蒋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手是，全军经全椒、含山、巢县、庐江、太湖向鄂东前进。
在此期间，我和军政治部主任黄鳌等八人在执行搞船的任务。我们先到了浦口，找到浦口船舶工会，把船只调集到江北，然后又渡江回到南京，找谢文锦同志研究部队如何渡江的问题。这时南京的形势已是十分险恶了。何应钦的部队进驻南京后，把六军缴了械，正在实行“清党”。我们几个也差一点被抓。谢文锦同志也没有找到（后来听说他被捕牺牲了），南京已不能久留。我们得知部队已向武汉方面转移，便从南京南门出城，当天抵安徽当涂县。后经芜湖、宣城、歙县、休宁到景德镇。路过景德镇时，正是一天中午。当地的反动民团排斥工农武装，发生了争斗，形势很紧张。工农武装被赶了出来，派人找到我们，要我们帮助他们。我们一行八人从南京出来，正憋了一肚子气。决心打他们一家伙，支持一下工农武装，同时也出出气。于是，我们八人以北伐军要夫子挑行李为名，进了民团团部，工农武装埋伏在外面。我们进去一看，团丁们正在睡午觉，一开枪，他们晕头转向，四下逃窜。工农武装乘机冲进来，把民团的武器都缴了。
从景德镇到九江，听说部队在宿松、黄梅一带，我们便过江追上了部队。当时，军部和四、五师驻黄梅，六师驻宿松。奉武汉政府之命在此休整待命。在宿松天主教堂，我师召开了讨蒋大会，我与戴岳均在会上讲话，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提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群情激奋。军部在黄梅还举行了第二军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记得中共中央赠送了挽联：“二军之功名已把吴孙打倒了；吾辈之责任果能擒拿蒋张么？”
不久，二军奉命开往武汉，我们从藕池口登船，到达武昌，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这时武汉的形势已经比较复杂。汪精卫表面上是左派，而在暗地里与蒋介石勾结，准备反共。军队中也比较复杂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斗争土豪劣绅的消息不断传来，二军中的军官不少是湖南的地主豪绅子弟，家里来人来信均影响着军队，引起他们对农民运动的反感，部队中的政治工作阻力也大了。当时，郭沫若同志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文章，我们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就拿着小册子在部队宣传，揭露蒋介石的叛变嘴脸。这在当时下级官兵中还是欢迎的。但宣传打倒土豪劣绅，他们就有些反感，尤其是在军官中。马日事变以后，四川军阀杨森与夏斗寅勾结，进攻武汉。6月，鄂西战役开始。我所在的六师在仙桃镇将杨森部击溃。乘胜追击到沙市、宜昌。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宁汉合流。国共合作到此最后破裂。中共党员奉党的命令陆续撤离部队，撤离时是由党秘密通知分期分批走的。军里的李富春、黄鳌同志比我走得要早。不久我也接到党的通知去汉口。蒋介石叛变以后，武汉政府的财源一直很困难，军队的薪饷也不能如数照发。我虽是师党代表，但是身无分文，真可谓两袖清风。师政治部有一些公款，我们一个也没动。为了筹措路费，我托人将我个人的两支马枪卖掉。临行前，我去看过戴岳，他知道我要走，却一点表示也没有。和我一起离开六师的还有刘隽、朱学伊同志，我们从宜昌乘一艘日本船到达汉口，从此便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我离开部队以后，六师由鄂西开赴长沙。据戴岳后来回忆，一些留在六师的共产党员到湖南后遭到何键的清乡督办署的疯狂迫害。第十八团连长雷鸣皋被追捕枪杀，团副戴文被判处徒刑三年另六个月，第十七团营指导员戴世荣被迫躲避到邵阳乡间，不久也死了。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