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这向往已久的地方，如今我们真的到了她的面前。那古老优雅的俄罗斯建筑、热情好客的俄罗斯民族，使我们这些置身异国他邦的东方青年感到非常亲切，长途旅行的劳累早已抛之脑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俄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街上过往的行人，大都是面黄肌瘦，衣衫破旧，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昏倒在马路上，俄国的同志告诉我们，那是因为饿的。当时，战后的俄国正处于普遍的饥荒之中，但对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外国人，却十分友好。
我们到莫斯科的时候，适逢共产国际正在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便被分配到代表们住的一个旅馆里，享受代表的待遇。这次代表大会是由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主持的。大会期间曾发票给我们，让我们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轮流出席会议。听报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列宁坐在主席台上，虽然离我们的距离比较远，但我们已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们是第一次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工人阶级的代表坐在一个会议大厅里，聆听他们商讨国际大事。那时我们的俄文水平很低，报告中讲的什么内容还难以听懂，但我们当时并未顾及这些，使我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的是，像我们这样的穷孩子，竟能在这样堂皇的会议大厅里，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一起商讨革命大事！我们感到这真是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即被分配到刚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莫斯科东方大学是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创办起来的。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列宁提出了著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纲领。1920年9月，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了东方民族代表大会，为了培养东方民族民主革命的骨干，1921年5月，便成立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它的全称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一所政治性的大学。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的骨干，也有一部分是远东各国来的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斯大林。
刚入学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俄国名字。我叫查戈洛斯基，任弼时叫布林斯基，为的是避免将来回国做革命工作时暴露身份。我们这些中国学生编成一个中国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理论和俄文。记得政治理论课学习《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革命史、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史以及关于工会运动的小册子。当时共产国际对工会中的工团主义批判得很厉害，所以我们那时在学校也批判工团主义。开始我们的俄文水平比较低，上课时由瞿秋白和李宗武给我们做翻译。瞿秋白和李宗武比我们到东方大学还要早一些，那时他们还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他们是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到第三国际的，后来就到了东方大学。那时我们还都是一帮娃娃，没有什么革命的实践，只有一股革命的热情和寻求救国办法的愿望。我们亲眼看到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一切，感到什么都是好的，都很新奇，所以学校安排什么，我们就学什么，而且总想多学一点，回国后好用得上。
东方大学开办时，苏联党内对殖民地革命问题存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初，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曾对东方大学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是军阀统治，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微乎其微，中、朝等国的无产者还没有形成为一个阶级，因此谈不上直接革命的问题。开始，我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也不明确，既然中国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那我们搞什么革命呢？季诺维也夫等人认为东方大学不应培养职业革命家，而是培养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的地下工作者。所以，东方大学曾在一个短时间内，要把我们培养成医生、文学家、翻译什么的，说中国不存在职业革命家。
另一种是列宁的观点。他提出了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列宁分析了殖民地革命的形势，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形成一个阶级，阶级斗争是激烈的。在殖民地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说道：“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相继提出了农民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问题、革命的性质问题，这些都说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迫切需要有一批职业革命家。记得刚到东方大学不久，学校让我们每个人填一张表，注明要学什么职业，我当时认为到苏联来就是为了学习革命本领，回去好搞革命，我即表示要学习军事。因此，一年以后，就在我们这批学生中选了我和另外三个人（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到苏联红军学校学军事。这是一所初级军官学校，是训练排长的，我们在那里学习一年多。后来，陈独秀来到苏联，知道我们在那里学军事，就把我们骂了一顿，说什么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你们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呀！就这样把我们四个人又骂回了东方大学。不过我们在军事学校的课程也基本学完了。所以我们在东方大学是学了两头，开始学了一段，后来又学了一段，中间在军事学校学了一段。这场争论，直到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连续不断地开展了罢工斗争，爆发了“二七”大罢工以后，才算基本结束。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实践证明了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是错误的。
到东方大学来学习的，除了我们这一批从上海外国语学社来的人员外，以后又陆续从国内来了一些人：如曹靖华、韦素园等，他们想学点专业，报名学俄罗斯文学。到1923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一些人也陆续从欧洲来到东方大学，像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王一飞、袁庆云、余立亚、高凤、郑超麟、萧三等。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当时在国内进行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是一些骨干，他们到了东方大学后，大大加强了东方大学党的组织。
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是在1921年冬。我们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党还没有成立，我们到了苏联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那年冬天，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等先转党，遂后由他们几个党员和我们这些团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彭述之是支部书记，刘少奇、罗觉、卜士奇等都是早期支部的负责人。我们这些人是以后陆续转党的。弼时同志是1922年初转党的，我是1922年底转党的。团员转党时，要有两人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支部大会党团员都参加，通过党员时，党团员都举手。旅俄支部是东方大学总支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我们是中共党员同时也是联共（布）党员，发的是联共（布）党证。在旅俄支部入党的还有瞿秋白、李宗武。
另外，东方大学还有俄罗斯的东方少数民族支部、日本支部、朝鲜支部等，也都是在东方大学总支的领导下。
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东方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叫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在东方大学学习的部分学生被派去做会议的工作人员。瞿秋白、李宗武、卜士奇给大会做翻译，我和少奇、弼时等担负大会的一些文书工作。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有张国焘、柯庆施、张太雷等。
在苏联学习的这一段正处于苏联国内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是很苦的。那时，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捣乱破坏，所以我们晚上要在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做工。凡是站岗的一个星期发给半斤到一斤黑面包，有的面包上都长了绿霉，有的里面有一大段绳子，把绳子扯出来，面包中间就成了一个大洞。那时，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大学教授的报酬也就是面包。我们亲眼看到给我们上课的教授背个兜兜，每星期六拿发给的面包票去领一块像牛屎一样的黑面包背回家，算是一个星期的报酬。享受最好待遇的是红军，列宁也只不过是享受红军待遇。我们这些外国学生也享受这样高的待遇，的确是很受优待的。然而，就是这样的待遇也是经常吃不饱的。那时我们每天只供应一块像两个巴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和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每人一勺，一勺子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有时碰到一点稠的，算是很幸运的了。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像我们这样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正常情况下，上个四层楼算得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呀，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有时肚子饿得实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铺上等饭吃，越等越饿。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皮鞋是英国人捐献的，不管脚大小，一人一双，皮鞋重得很，穿起来大一截子，鞋尖往上翘起。冬天穿一件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的衣服，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有一个红五星。晚上房间里烧一点木柴烤火。睡觉时一个挨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大衣和毯子，好在那时年轻，也不大怕冷。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感到很满足，因为苏联人民比我们苦得多。我们受到这样特殊的照顾，心里常有一种负疚的心情，深感苏联人民是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的人民。1921年苏联人民在列宁和联共（布）领导下，把参与武装干涉的外国侵略者赶出了苏联国土，粉碎了白匪的暴乱之后，开始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经过短短三年的团结奋斗，到1923年经济状况已有明显好转。那正是我们在军事学校学习时期，生活就好多了，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一点酥油，发到一点白糖。陈独秀到苏联后，第三国际还特意慰劳了我们一下，给我们每人发了半磅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这在当时都是稀有的珍品。我和任弼时、任岳，周昭秋几个人凑在一起，拿了一个盛开水的罐子，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煮了，然后提到四层楼上的教室里来了一个大会餐，美美地吃了一顿，真是过瘾极了。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中也有的人受不了那个苦，提出要回国。我们一起去的这批人却从未提出要提前回国的问题。我们亲眼看到解放了的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他们能打碎一个旧世界，也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就在于此。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寻求中国解放的道路，必须坚持学习下去。在东方大学学习，虽然生活很艰苦，但精神很愉快。记得有一次过年，学校组织晚会，在校学习的苏联东方民族和各国学生都演出了节目。我们也自编自演了一个反映中国军阀、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的戏。刘少奇同志扮演工人，彭述之扮演吴佩孚，我扮演军阀，其他一些同志扮演资本家和群众，大家在一起讨论和排练，并争论着各个角色应当如何表演，有时争论得很激烈。例如对工人这个角色怎样演，有的同志说少奇同志扮演的工人流着鼻涕，穿着破衣烂衫，耸着肩膀不好，但少奇同志坚持说中国的工人苦难深重，应当就是这个形象。虽然少奇同志扮演工人的演技并不怎样高明，但他那认真的态度，尽力按自己的理解来表现人物形象的一举一动，现在想起来还十分有意思。
在国外学习的日子里，我们时刻思念着自己的祖国，我记得那时自己特别怕听莫斯科火车站的火车汽笛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想到回国的旅程，想到祖国还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治下，我们的父老兄弟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心情就非常沉重。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好学习，将来回到祖国搞革命，使祖国的人民像苏联人民一样，当家做主人，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在苏联勤奋学习的动力所在。
1924年1月，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不幸逝世了。消息传来，苏联人民悲痛欲绝。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悲痛的海洋里，列宁的遗体，安放在工会大厦的大厅里，成千上万的苏联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及各阶层人民到这里瞻仰列宁的遗容。在工会大厦外的广场上，长长的吊唁队伍，像一条黑色的河流，缓缓地移动着。人们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的地方赶来，流着悲痛的泪水向自己敬爱的领袖告别，不少老年人捶胸顿足地哭着。那正是莫斯科的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人们的胡子眉毛上都挂着厚厚的白霜。然而，人们不感觉冷，悼念仪式从早到晚地进行着。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东方大学的学生也和苏联人民一样，为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痛惜万分，我和弼时等同志还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进工会大厅为列宁守灵五分钟。当我站在列宁的遗体旁，看着这位伟人的安详面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是一位改变了整个历史发展方向的时代巨人，这是—位为整个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明解放道路的开拓者。因而，他的死，震动了世界，也牵动了千百万人民的心灵。我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民对自己的领袖有这样深厚真挚的感情？因为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因而博得了人民的无限热爱。此情此景，在我的心中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我感到，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之所以战无不胜，就是因为她深深扎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深厚的土壤里，为这一事业去流血、牺牲，是何等有意义的事情！回想在自己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曲折，不论是在失败面前、死亡面前，还是在错误路线的打击面前，自己从不动摇革命信仰，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首先是得益于这十月革命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