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现代战争的思考
1953年10月，叶剑英离开中南，返回北京，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了“关于建军若干问题”的发言。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叶剑英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在这届大会上，他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1月9日，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航天技术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原子弹、导弹，火箭等新式武器的不断出现，极大地改变着战争的样式和进程，这就给世界各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毛泽东从50年代初就开始设计建设现代化国防的蓝图，提出了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任务。
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积极探讨未来战争和现代条件下的军队建设与作战问题，阐述人民解放军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的国防军的重要意义。他还对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型向诸兵种合成型军队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各军兵种的领导机构如何设置，组织指挥系统、编制体制如何确立，政治工作、教育训练如何进行，武器装备、供给保障如何加强，等等，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
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其他会议上，叶剑英多次发言。他分析了人民解放军的现状，认为，军队虽然逐步实现了由“小米加步枪”的单一兵种到诸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武器装备有了稍许改善，指战员的军政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从整体看来，军队的建设距离现代战争的要求相差很远。他着重指出：现代战争已进入原子时代。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将是一幅全新的战争图画。他形象地说，雷达的发展，使战场成为一眼望尽的象棋盘。红外线的使用，使黑夜变成白天。风火轮、芭蕉扇、雷震子、土行孙、千里眼、顺风耳等等《封神榜》上的东西，有许多都在我们的时代出现了。1954年12月，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科学地分析了20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从总体上概括了现代战争的三个明显特性：（一）战争出现的突然性（“不宣而战，迅雷不及掩耳”）；（二）战况发展的迅速性（“地中呜鼓角，天上下将军”，“瞻之在前，忽然在后”）；（三）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诸军种、兵种在时间、空间上的组织协同，复杂的作战指挥”）。他提出：为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必须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加强战备，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
这一年，叶剑英身体不适，但仍带病坚持工作。他两次去青岛、北戴河疗养。5月，在青岛，与郭沫若相逢，两位老友忆往事，谈诗文，漫步海滨，游泳垂钓。他用自己钓来的鱼请郭氏夫妇吃“全鱼餐”，畅叙友情，纵论天下事。在病休中，犹然为国事担忧。在《青岛浴感》一诗中写道：
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丛中。
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
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他望着浩瀚大海的层层波澜，心潮起伏，急切地希望早日恢复健康，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效力。他在《北戴河休养》一诗中这样写道：
大陆回环海一湾，
望中迢递起层澜。
双凫碌碌沙鸥懒，
病卧东山惜岁年。
二主管全军的军事训练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替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担任副部长的有张宗逊、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等同志。训练总监部下设计划监察部、陆军训练部、院校管理部、科学条令部、军外训练部和军事出版部等部门。
这一年9月，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之中。
为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要搞“两弹”的决策，开会研究原子弹和导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并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但在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叶剑英态度鲜明，极力支持并赞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主张搞“两弹”，并逐步用之于加强部队装备和训练。此后，叶剑英就“两弹”和人造卫星研制，发射问题多次配合聂荣臻元帅，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作指示、批示，并就有关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报告。
原子武器的出现，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带来了新问题。部队在开始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时，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着对原子武器威力认识不足和夸大原子武器作用的两种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从1955年上半年开始组织全军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高级指挥员参加的战役法集训，在集训的总结讲评中，他进一步分析了现代战争中原子武器的性能、作用以及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他肯定原子武器是一种具有很大威力的突击武器，但又告诉大家，只靠原子武器并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原子武器的产生和使用不仅不能代替其他兵器的作用，恰恰相反，原子武器要有其他兵器的密切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各军种、兵种、各勤务部队的任务不但未减低，反而加重了。同时，原子武器也是可以防护的。在今后战争中，对原子武器的防护应该看作是最重要的战斗保障之一。他深刻指出：“帝国主义集团的武装力量是强大的、凶恶的、狡猾的。我们要战胜装备有各种现代武器的敌人，除了需要政治经济的优越条件以外，在军事上必须有受过严格的现代化军事训练的军队，必须有头等的现代化的装备，必须有大量的、优秀的、有现代军事科学头脑的指挥干部，才能够战胜敌人。”
在全军高级指挥员战役法集训之后，叶剑英到辽东半岛参观旅大要塞区、海岸炮兵、机械化师等，以及抚顺、沈阳等地的军工厂，了解战备设施和部队训练情况，总结经验，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
为了加强部队在现代化条件下的战备训练，叶剑英在这一年8月向军委提出了关寸：全军战斗训练原则的报告。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军队训练和夜间战斗的训练。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迅速下达全军施行。
50年代初，叶剑英积极参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支持越南抗法战争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相识、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越南同志洪水（原名武元博，劳动党党员）重逢。洪水来中国后，曾一度在中共中央联络部任职，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负责与越南党和国家的联络工作。叶剑英等经常请洪水介绍越南情况，与他一起探讨抗法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1954年夏，洪水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条令局任副局长，继任《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常向叶剑英请示汇报工作，叶对他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洪水患肺癌，叶剑英多次去看望他，亲自帮他求医找药，安排住院。1956年9月洪水离开中国返回自己的祖国越南。叶剑英率军委各总部负责人萧克、孙毅等到火车站送行。洪水于10月21日不幸逝世，叶剑英非常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三辽东半岛军事演习
叶剑英不但从理论上潜心探索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和训练问题，而且更注重实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研究这一问题。
1955年11月，叶剑英主持了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亲自担任总导演。为了组织好这次演习，他事前去辽东地区和部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参加演习的有海陆空三军指战员6．8万余人。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进行的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部队。
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委员会特别关心这次演习。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副总理，国防委员会聂荣臻副主席等，都亲临现场参观指导，使参加演习的广大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关于这次演习的意义，叶剑英指出：辽东半岛在中国国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濒临黄海，与山东半岛环抱渤海，是首都北京的门户、东北的屏障。这里，历史上曾遭敌人几次入侵。从辽东半岛的地理位置和以往战史以及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来看，在辽东半岛进行抗登陆战役演习，在国防建设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新式兵器的出现，必然影响到以往战斗、战役的样式，对军队的指挥方法也将产生若干的变化。此次演习就是在双方使用原子武器与化学武器条件下来组织实施的，这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演习过程中，叶剑英非常重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对现代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针对某些人提出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不能解决现代化作战问题”的论调，举例说明如何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创造战场”等原则运用于现代战争之中，战胜敌人，帮助大家提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加深理解。
在演习中，叶剑英坚持贯彻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原则，注重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整个演习，既坚持集团军党委集体领导，又充分发挥集团军首长组织指挥战役的积极性，探讨在现代战役中如何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问题。
针对“现代战争规模很大，参与作战的军种、兵种很多，情况变化急剧，以及战争残酷性带来伤亡较大等特点，叶剑英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高度的爱国主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能主动地与友邻部队协同一致，达成战役、战斗的目的。他说：“在战争中，我们不仅要求军队积极顽强地进行作战，同时要求广大人民坚决支援我们作战，没有政治工作和政治条件也是不行的。政治工作在今后的战争中，不仅不应该削弱，相反的，更要加强。”
演习中，叶剑英还认真探讨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许多问题，如关于对敌人主要突击方向的判断；关于战役的布势；关于抗登陆战役过程中反突击时机和反突击地区；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关于协同动作和军队指挥问题，等等，都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并作出了精辟的论断。
这次演习要求高，难度大，条件比较艰苦。叶剑英在军事上严格要求的同时，很注意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据宋任穷回忆，那时他和许多同志白天演习，夜里睡在火车上。叶剑英特意组织舞会，请大家跳舞、唱歌。有一次还邀请他赴“狗肉宴”，笑谈演习趣事。
这次演习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首长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十分成功，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通过演习，训练了18个兵团以上的领率机关和32个实兵团（包括陆军，空军及海军），同时也教育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级干部及总导演部的干部，使他们初步认识了在新条件下抗登陆战役的理论原则和战役组织与实施的工作程式、方法。对敌人登陆以后的反冲击、反突击，直到合围歼灭敌人；对在抗登陆战役中组织各军种、各兵种的协同动作，以及司令部内部的工作协同等，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演练，丰富了在新条件下进行战役组织与指挥的知识。指挥员们普遍反映，两个多月的学习，胜读十年兵书。
这次演习之后，叶剑英先后到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召开座谈会，总结演习的经验，继续研究现代条件下军队训练问题。回到北京后，他又召集海、空军、各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的负责同志汇报部队战备训练情况，并研究安排下一年度的工作。
四军队建设中的“八个关系”
叶剑英在致力于领导部队现代化建设，加强现代条件下军队训练的同时，非常关注军队的革命化建设。他认为，军队的现代化和革命化，是个统一的整体。要通过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使军队革命化，又要通过军事训练，使军队现代化。现代化是军事任务，同时又是政治任务；革命化是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军事任务，不能把两者分割开来。他在分析部队的现状时指出：“我军虽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编制、装备、制度、工作方法等等方面有了重大的变革，但是人民军队的本质并没有动摇过、改变过。但是，这决不是说我军在现代化建设中没有问题和矛盾，没有偏向和错误。相反，问题不少，缺点也相当严重。举其大者如：有人主张把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作用降低到只是保证指挥员决心和军事任务的地位。有人反对在军队中继续实行民主制度，采取群众路线。有人主张军队提建设计划可以只按军事需要，不必考虑可能与否，因为那是国家的事，因此，计划不要怕大，费用不要怕多。近几年来军队中不关心士兵和下级生活，不关心人民生活，不愿倾听下级意见，不愿实事求是办事的偏向也有了发展等等。这些现象虽然从整个军队建设方面来看，只是局部的、个别的，但由于它们都是影响到我军根本性质的问题，因此是严重的。现在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法，虽然已受到了批判和抗拒，有的已经纠正，但是并未彻底解决，仍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