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会谈之后
70年代初期，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和“四人帮”的形成，全国的政治斗争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复杂了。毛泽东在错误地估计“文化大革命”“成绩”的同时，确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弊端，因而相继发出指示，意在局部地解决一些问题，稳定局势。但此时“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面对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各方面工作停滞混乱的状况，忧心如焚。他力图利用林彪垮台、毛泽东号召开展批林整风的机会，千方百计采取措施，纠正“文化大革命”一些错误，整顿、恢复各方面的工作。叶剑英也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部署，对军队进行初步整顿，取得了一些成效。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竭力掩盖他们同林彪勾结的真相，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批林整风之机，网罗党羽，进一步发展帮派势力。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结成“四人帮”，密谋策划，制造混乱，一心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对江青这帮人虽然予以重用，但并不完全放心。他坚持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作，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样一来，“四人帮”便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大造舆论，反党乱军，处处与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他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叶剑英在湍急的漩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与“四人帮”苦苦周旋，极力维护军队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军队工作推向前进。
1973年11月下旬，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江青就突然发难。她说，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问题上有错误，要做检查。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连续开了几个下午和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在会上疯狂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这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颠倒。事实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毛泽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方面就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1971年7月，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北京，叶剑英奉命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协助周恩来同他会谈。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年2月，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与公开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以后，叶剑英又几次接待了来华访问的基辛格、黑格等人。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开展了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如1972年9月25日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通过这些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破，大女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业绩，哪里是什么“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呢！江青一伙故意变功为罪，纯属造谣诽谤，栽赃陷害！
在周恩来遭到围攻的日子里，叶剑英仍在忙碌于军委的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有意不让他参加会议。他们以为打倒了周恩来，”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叶剑英非常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作好了思想准备。他既不中辩，也不去作违心的检查，而是冷眼观察，泰然处之。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提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妄图将其打倒。同时提出要将她自己和姚文元、汪东兴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满怀希望地将此事上报毛泽东。江青还让王洪文把他们围攻周恩来的会议记录抄成大字本，一并报送。谁知大字本还未报上去，毛泽东的指示已经下来：“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这样，江青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才未得逞。
二苦撑军队危局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3日、22日，江青直接给空军、海军领导人和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写信、送材料。要求部队讨论她的御用文人们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开展批林批孔。
1月24日，江青又以个人名义直接给叶剑英和军委的领导人写信，要求军队系统大力开展“批林批孔”，并要求召开军队驻京机关“批林批孔”大会，由江青的两个干将迟群、谢静宜作报告。在此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向全军指战员以及参加西沙之战的全体军民写信送材料。叶剑英接到这些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插手军队？她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背着中央，凌驾于国务院、中央军委之上，以个人名义指手划脚，指挥部队？这太不正常了！但是，叶剑英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如果进行公开抵制，显然是不策略的。总政治部只好于1月24口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报告会。参加会议的有军队驻京14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1．8万人。会前，秘书给叶剑英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但他在会上却没有讲。除了宣布：“开会”和“散会”以外，其他的话，他一句也不愿多讲。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盛气凌人，信口雌黄。军队许多老干部根本听不下去。到了1月25日，江青又用同样手法，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让他主持召开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还是由江青的两个干将在会上大放厥词。在这两次大会上，迟、谢都秉承江青旨意，以所谓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为名，抓住某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入学、当兵问题大作文章，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进行影射攻击。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的“三箭齐发”的办法，进一步搞乱军队，搞乱全国。
军队系统开过大会以后，叶剑英为了稳住军队，没有具体布置全军如何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江青一伙见此情景，气急败坏地说：“军队最难办”，“要放火烧荒”，“要整整军队”。面对江青一伙的攻势，叶剑英经过认真考虑，采取了巧妙的反击措施。1月30日，他直接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的信后，于2月15日作出批示，对江青一伙的作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毛泽东写道：“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毛泽东制止了江青一伙准备在全国播放“一二五”大会录音的打算。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意见发出通知，提出领导干部送子女参军、入学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张春桥竟然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从反面证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的作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在军队拿叶剑英开刀，进而大整军队老干部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了搞乱军队，篡夺军权，“四人帮”继续无事生非，制造事端。他们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总参、总政“揭盖子”，打“维持会”；支持《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夺权，迫使《解放军报》停止发稿178天；强行扣压军事科学院为肃清林彪的流毒而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语录》等两本书；指使总政文化部个别领导人“夺权”；竭力反对八一电影制片厂恢复党委制。对于“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叶剑英竭力予以抵制和反击。他要求总参、总政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他坚定地支持八一电影制片厂取消“革委会”，恢复党委制。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八一厂是属于军队的建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江青对此十分不满，借口八一厂没有给摄制样板戏提供最好的摄影机，把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拉到八一厂，大吵大闹。叶剑英以沉默表示抵制，未作任何表态就走了。江青闹了个没趣，也只好走了。
三围绕筹备四届人大的较量
这一时期，围绕着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酝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同“四人帮”的斗争更为惊心动魄。
早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开过之后，中央即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加紧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私下密议，拟定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你唱我和，为窃取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起哄。对“四人帮”这种宗派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叶剑英也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站稳立场，和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她搞在一起。王洪文不仅不接受叶剑英的忠告，反而把叶剑英的话，看成是挑拨他与江青的关系，与江、张、姚拉得更紧了。1974年10月中旬，“四人帮”背着政治局和周恩来，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告周恩来的黑状。王洪文对毛泽东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并在毛泽东面前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企图让毛泽东表态，由他们这些人出来组阁。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一番话后，严厉地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北京。
12月下旬，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有便血现象：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临行前，他向随行医疗小组的同志千叮万嘱说：“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于是，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他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提议邓小平也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长沙，从12月23日至27日，经过与毛泽东4次交谈，确定了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坚定而有策略的斗争，挫败了“四人帮”企图通过组阁，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