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财富的适当定义是什么——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所有制造业者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他们依据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虽然对国家来说不是生产性的，但对个人来说却完全是生产性的——普赖斯博士的著作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普赖斯博士错误地认为，美国的幸福状态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其特有的文明状态造就的——拒不承认社会改良道路上的困难毫无益处。
这里自然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土地和劳动年产量的交换价值，是不是一国财富的适当定义，或者是否应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把一国的财富更精确地定义为土地总产量的价值。的确，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定义，财富的每一次使用都会增加供养劳动者的基金，从而总是有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财富的增加却不一定会产生这种作用。然而，并不能由此而推论说，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是不正确的。从许多方面来说，一国人民的衣服和住房不被视为收入，是不合适的。与一国所需的粮食相比，这类东西确实是微不足道而没有多大价值的，可是它们仍应当被看作是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同意亚当·斯密的地方仅仅是：他似乎认为，一国收入或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增加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总是会对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有所帮助。
富国生产的细丝、棉布、花边和其他用于装饰的奢侈品，会大大有助于增加该国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但对于增加社会的幸福总量却影响甚微，因而在我看来，我们估价不同种类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时，应从产品的实际效用着眼。法国经济学家认为，用于制造业的全部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把制造业劳动同土地劳动相比较，我完全倾向于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我持这种观点的理由却与他们提供的理由不尽相同。他们认为，用于土地的劳动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是因为土地产品在向劳动者和农场主支付全部报酬后，还能向地主支付纯地租，而用于生产花边的劳动之所以是非生产性的，是因为花边仅仅能补偿工人消费的生活品和雇主垫付的资本，却无法提供一点纯地租。
但假设花边具有很大的价值，以致在向工人和雇主支付全部报酬后，仍能向第三者提供一种纯地租；在我看来，即便如此，和用于土地的劳动相比，用于生产花边的劳动也仍然是非生产性的。虽然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推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雇用来制造花边的人似乎是生产性劳动者，但是根据他们对一国财富所下的定义，却不应把这样的人看作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不仅没有为土地总产品增添任何东西，反而消耗了一部分土地总产品，而只留下了少许花边作为回报；他出售花边换得的食物可以是他制作花边时消费的食物的三倍，从而制作花边的劳动对于他自己来说是生产性很高的一种劳动，然而却不能认为他通过这种劳动增加了国家的财富。所以，某种产品在支付了生产费用后所能提供的纯地租，似乎不能被当作判断某种劳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惟一标准。
有20万人生产一些仅仅有助于满足少数富人的虚荣心的制造品，假如现在改而雇用这20万人开垦荒地，则仅能生产出他们所消费的食物的一半；那么，对于国家来说，他们现在也是具有更高生产性的劳动者，尽管他们的劳动非但不能向第三者提供地租，而且生产出来的食物仅能补偿所消费的食物的一半。在前一种个人假设中，他们消费一定数量的食物而生产出一些丝绸和花边。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消费同样数量的食物而生产出可供10万人分享的食物。这两种产品究竟哪一种真正对国家更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与其用财富养活20万人制作丝绸和花边，还不如养活他们来生产更多的食物。
用于土地的资本对于使用资本的个人来说也许是非生产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具有高度的生产性。与此相反，用于工商业的资本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高度生产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能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正是基于此，我才把相对于农业劳动而言的制造业的劳动称作非生产性劳动。的确，我们在看到工商业能够积聚巨额财富和许多商人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时，便不会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的说法，按照他们的说法，制造业者只有依靠节衣缩食才能发财致富。其实，在许多行业，利润大得足以向第三者提供纯地租，但由于根本不存在第三者，由于全部利润都集中在制造商或商人手中，因而他们似乎不必节衣缩食就可以发财致富，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并非以节俭著称的人通过经营工商企业发了大财。
经验告诉我们，用于工商业的劳动对于个人来说是高度生产性的，但对于国家来说却肯定不具有相同程度的生产性。食物的每次增加都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直接利益的增进。但得自商业的财富却只是以间接的、不确定的方式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相反的倾向。目前国内贸易是各国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但是中国没有对外贸易，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而我们暂且可以不考虑对外贸易而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精巧的制造业而从原有食物总量中获取双份食物的人，肯定没有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原有食物总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对国家有用。丝绸、花边、装饰物以及昂贵的家具等消费品，毫无疑问应属于社会收入的一部分，但仅仅是富人的收入，而不能算作整个社会的收入，所以不能认为这部分收入的增加具有和粮食增长同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粮食才是广大民众的主要收入。
按照亚当·斯密的财富定义（而不是按照法国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对外贸易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对外贸易的主要用处，以及人们一般如此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原因，是它可以大大增强一国的对外力量，大大增加一国对其他国家劳动的支配权；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对外贸易几乎无助于增加国内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因而几乎无助于增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从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来说，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应在农业的高度繁荣之后。在欧洲，事物的这一自然顺序被颠倒了过来，土地的耕种要仰仗制造业的过剩资本，而制造业的兴起并非依赖于农业资本的过剩。城市中的工业受到了较多的鼓励，工匠的劳动由此而得到了比农业劳动要高的报酬，这也许正是欧洲为什么有那么多土地未得到耕种的原因。假如整个欧洲奉行另外一种政策，欧洲的人口肯定会比现在多得多，但却不会因人口较多而陷入困境。
人口增长会造成困境，这是个很吸引人的问题。在我看来，需对这个问题作详尽而深入的讨论，但这远非是我所能做到的。在撇开这一问题之前，不能不议论一下普赖斯博士在其著作中说的一段非常离奇的话。他列出了一些表格来说明城市和乡村人寿的概率，接着便说：“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清楚看到，一些人把大城市称作人类的墓地，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也肯定使所有善于思考的人相信了我们在上一卷第四篇论文的最后所作的结论，即把人类的各种疾病看作是大自然的本意，严格说来是不合适的。一般说来，人类的各种疾病无疑都是自己造成的。假如有这样一个国家，其居民都过着完全顺应自然而合乎道德的生活，那么肯定地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享尽其天年，不会体验到痛苦和疾病，死亡仅仅是逐渐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会像睡眠那样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可我只能遗憾地说，根据普赖斯博士在其两大卷著作中所列举的事实，我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在阅读普赖斯博士的著作以前，我在一段时间内便意识到，人口和食物增长的比率不同，因而我朦胧地感到，只有借助于某种苦难和罪恶的力量才能使这两者保持平衡，而仔细读了普赖斯博士的两卷本《关于恤金赔付的意见》后，上述朦胧的意识立即形成了一种信念。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人口若不受抑制会极其迅速地增长，并举出了众多证据说明，大自然的一般规律会怎样抑制人口过剩，在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竟写下了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极力提倡早婚，认为这是防止人们道德败坏的最好方法。他不像葛德文先生那样幻想两性间的情欲会消失，也不同意能用孔多塞先生暗示的方法逃避困境。他常常说不应阻碍大自然的增殖力发挥作用。然而，尽管他有以上种种想法，尽管他本应得出以下明显的推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会以无比快的速度增长，以致即使人类作出最有效的努力，地球也无力生产出足以供养人类的食物。但是，他却没有得出这一推论，我吃惊的程度犹如他否定了欧几里得的一个最明白的命题。
普赖斯博士在谈到文明的不同阶段时说：“最初的、质朴的文明阶段，最能促进人口的增加，最有助于增进人类的幸福。”接着他以美洲殖民地为例，认为这些殖民地当时就处于他所谓的最初的、最幸福的状态，认为它们非常明显地反映了不同的文明状态对人口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普赖斯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的幸福与其说取决于其特有的文明状态，还不如说取决于其作为新殖民地的特有状况，即取决于其拥有大量未经开垦的肥沃土地。在挪威、丹麦、瑞典或我国的某些地区，三四百年以前的文明程度和现在美国的文明程度没有区别，但幸福程度和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大不相同。他引述了亨利八世颁布的一项法令，抱怨耕地荒芜，食物价格上涨，“大批人因此而无力养家糊口”。毫无疑问，美国较高程度的公民自由对工业和人口的增长，以及人民的幸福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公民自由无论能产生多么强大的影响，也无法创造出新土地。现在独立了的美国人民，或许要比他们受英国统治时享有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但我们却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美国的人口决不会因此而长久地迅速增长下去。
了解二十年前美国下层阶级人民幸福状态的人，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处于那一状态，而且他们也许认为，只要制造品和奢侈品不被引入就能做到这一点，但他的这种原望就和女人不晒太阳不吹风就可以永葆青春的想法一样荒唐。管理良好的新殖民地的状况，犹如人的青春，任何人为的努力也不能使其长驻。诚然，无论动物机体还是政治机体，都可以采用许多种处理方法来加速或延缓衰老的来临，但是，若想发明一种方法来使它们永远年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或许可以说，欧洲由于更多地鼓励工业而歧视农业，已使自己未老先衰。改变这种政策也许会给每个国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活力。
长子继承法和欧洲的其它习俗，造成了土地具有垄断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向土地投资决不会给个人带来多大利益，因而土地也就难以得到适当的耕种。尽管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必然存在分立的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但较为平均地分配财产总是带来永久性利益。所有者的人数愈多，劳动者的人数必然愈少，必然会有更多的社会成员处于拥有财产的幸福状态，必然会有更少的社会成员处于只拥有劳动这一种财产的不幸状态。但是，方向最正确的努力，虽说可以缓解匮乏的压力，却决不会消除匮乏的压力。人们只要了解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了解大自然的一般规律，就很难相信最卓越的努力会使人类处于普赖斯博士所说的那种状态，即：“绝大多数人都能尽享其天年，不知道痛苦和疾病为何物，死亡仅仅是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会像睡眠那样降临到他们头上。”
毫无疑问，想到大规模改良社会必然会遇到巨大障碍，而这种障碍又是无法克服的，确实令人心灰意冷。人口的增长总会显示出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趋势，这是生气勃勃的大自然表现出来的一条一般规律。不过，尽管认识到这种困难会使那些令人钦佩地想完善人类的人感到沮丧，然而很显然，尽力掩饰这种困难或尽力不想这种困难，也是无济于事的。相反，若因为事实真相令人不快，就怯懦地不敢正视现实，则会带来最大的灾祸。尽管存在上述巨大障碍，仍有大量事情需要人类去做，这激励着我们作出不懈的努力。但是，在作这种努力时，若对我们将遇到的困难的性质、范围和大小没有全面而确切的了解，若愚蠢地力图实现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目标，那我们不仅将徒劳无益地耗尽力气，始终无法接近想要达到的山顶，而且还会被山顶滚下的巨石碾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