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数量上的优势是最普遍的制胜要素。现在，首先就其普遍性加以研究，在此我们做以下阐述。
战略制定战斗的时间、地点与兵力，这对战斗的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战术一旦投入战斗，其结果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可以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战略战术。当然，战斗结果与战争目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目的作为一种手段从属于战争目的。这些目的其实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包括最终目的，它们在每次战斗中的表现也是不相同的。关于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逐个地进行讨论，将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不讨论战斗的问题。
在战略决定战斗时，致于那些对战斗产生影响的事物，我们都不能忽视它们，对于它们我们是不易掌握的。当战略在决定时间、地点与兵力时，可以采用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对战斗的开始和最后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它们做具体的研究，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
假如不谈军队的质量，不谈战斗的意义，不谈产生战斗的条件所引起的一切变化，那么就只有谈论战斗这一概念，即抽象的斗争了。在抽象的斗争中，除了作战双方的数量不同以外，再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区分。
这样一来，作战双方的数量就非常重要，是首先决定双方胜负的因素。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我们只能撇开一系列问题不谈，由此可见：在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致胜的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不够，它并不是取胜的最主要的因素；而且由于受到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影响，获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但是，优势就其程度而言是不相同的，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或者三倍不等。因此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数量不断地增加，那么，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对于战斗的最终结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切有利的因素中，数量上的优势尤为重要。因此，必须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投入到战斗中。
不管投入到战斗当中的军队是否够用，在这方面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手段必须符合战略上的原则。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它不但适用于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适用于希腊人和波斯人以及英国人和马拉地人。但是，为了使这个问题更加明确，我们不妨对欧洲的军事情况做进一步的考察。
欧洲各国的军队不论是在武器装备或者组织编制、技能等方面，彼此都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指挥才能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差别。想要在现代欧洲战史中找出像马拉松那样的战例是不可能的了。
在勒登腓特烈大帝用大约三万人打败了八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这就是绝无仅有的，与比自己多一倍或更多的兵力优势战斗而取得胜利的战例。我们还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因为俄国人在当时几乎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并且多数人不知道这个战例。在德累斯顿拿破仑曾用十二万人对抗二十二万人，当时对方投入的兵力比拿破仑的兵力多不到一倍；在科林，腓特烈大帝用三万人对抗五万奥地利人，其结果失败了；拿破仑在殊死的莱比锡会战时，用十六万人抗击二十八万多人，同样也失败了。
因此，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是具有非凡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比自己多一倍兵力的敌军。假如在天平上我们看到具有一倍优势的兵力比最伟大的统帅的还要重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该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各种战斗，我们抛开其他方面的条件不管，只要兵力在数量上具有绝对的优势，甚至不需要超过一倍的量，一般而言就足以取得胜利了。当然，在有些隘口即使使用了比敌方多十倍的兵力也无法取得胜利，但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战斗了。
因此，具有决定性的兵力优势，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无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能够在决定性地点上集中多少兵力，这要由军队的绝对数量和军队的艺术来决定。
我们首要的规则应该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到战场上。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但是是很有必要的。
长久以来，军队的数量在大家眼中并不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现在特举如下事例来证明这一点。在十八世纪的战史中，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有关军队数量的问题，只不过是捎带提到而已，并没有作为重点详细讨论。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作家是滕佩霍夫，虽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也曾一再谈到，只不过谈得很肤浅。
至于马森巴赫，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过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进行的战争，只是他对山脉、谷地、道路和小径描写了许多，但对双方的兵力情况却只字未提。
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某些评论家认为军队对于投入的兵力应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固定的标准数量，一旦超过了这个数量不但不能带来好处，反而会是累赘。
最后，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人们之所以没有把所有能够利用的兵力都投入到战争中去，是因为他们不认为兵力在数量上的优势会在整个战局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人们相信集中兵力非常重要，而且这一优势能够取得一切想取得的东西，那么，这种信念就一定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就一定会把尽可能多的兵力投入到战争中去，以便保证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地位，至少不让敌人在这方面占据优势。关于战争中的兵力的数量问题就谈到这里吧。
绝对兵力的数量是由政府来规定的，这种规定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多数情况下，指挥战争的统帅必须把绝对兵力的数量看作是既定数，因为统帅或许是没有参加讨论应该投入多少兵力，或许是条件无法满足他把兵力扩充到足够多的程度。
因此，面对这种情况，即使不能占据兵力数量的优势，也要巧妙地运用军队，以便在决定性地点上利用有力的条件造就相对的优势。
正因如此，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战略上的这种计算，他们认为这似乎包括了正确使用军队的全部问题；还有些人甚至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就应该在战略和战术上具备这种计算的本领。
无论在什么场合，空间与时间的计算都是最基本的。在战略上，它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但是它却不是最困难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如果我们客观地阅读战史，就一定会发现，这种因为计算上的错误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至少在战略上是不多见的。如果一个灵活而又果断的军事指挥家，带领一支军队快速迅猛地击败几个敌人这类情况，也要运用空间和时间的巧妙结合来加以计算和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只会白费功夫在用词上纠缠不清罢了。为了使概念明确而有用，必须用准确恰当的名称来称呼各类事物。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在对敌方的情况做出准确判断时，敢于在一段时间内用很少的兵力与对方保持一种相互对峙的冒险精神。他们最终获取胜利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一种急行军的毅力，有一种敢于突然袭击的胆量，还有一种伟人面临危险时所能表现出的冷静，这一切与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像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取得胜利之后，又乘势追击以反跳式用兵的方式取得勒登和蒙特罗胜利，这种在防御战中通常被伟大统帅所信赖的方式，确切地说，毕竟只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
为了获取相对的优势，也就是把优秀兵力巧妙地集中在决定性地点上，首先应该准确地选择决定性地点，在一开始时就使自己的军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其次还必须具备为了主要利益而能够牺牲次要利益的精神。在这方面，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就做得非常好。
我们认为经过上面所讨论的，已经把数量上的优势的重要性说明白了。我们必须把数量上的优势看作是最基本的原则，不管在何地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数量优势。
但是，倘若因此就把军队数量的优势作为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那么，就完全错误地领会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军队的数量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只要能尽最大努力地集中兵力，那就完全符合这个原则了；至于是否要去考虑兵力不足时应不应该作战，那就只能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