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顿报告书采用了中国“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合作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的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大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唤应当时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事实上，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苦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处死刑。我们中国的劳工，这样一来，就都变成了“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阴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吗？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例如那布告上也说：“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所以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和日本打仗，就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不过装做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同时，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这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为之焦虑”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它悔悟，使得远东永久和平，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而李顿爵士还要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
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