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朱熹不仅是一位儒学大师，还是一位反腐斗士，因为他曾6次弹劾宰相王淮的亲家台州知府唐仲友。这观点，我赞同，但是对他的反腐方针我却不以为然。
1182年7月，作为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朱熹，来到台州视察灾情，他接到不少举报唐仲友的信件，经过调查，他从残民、贪污、结党、淫恶等4个方面列出了唐仲友的24条罪状，对唐仲友进行弹劾。
本来，这几个方面，搜刮民财，贪污枉法等是最好取证的，但是朱熹却从取证难度最大的作风问题入手。
官妓严蕊色艺双全，是当时江南名妓魁首，她尤其擅长填词作诗，以风流倜傥自居的唐仲友，很是赏识她，每次请客时都指名让她作陪。
两人关系自然很不错，也很是暧昧，至于他们有没有“越轨”，除了当事人，外人哪里弄得明白？但是朱熹却偏要从这里入手查唐仲友的问题。按照当时法律，官员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一旦证实唐仲友与严蕊有“工作”之外的关系，唐仲友就死定了。
但在那时候，作风问题，应该是最不好取证的，古代又没有现在的数码相机，针孔摄像头、录音笔等之类的玩意，要落实作风问题，讲究的是“捉贼拿赃，捉奸拿双”，按南宋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朱熹是不可能掌握“拿双”的一手材料的。
而唐仲友身为知府，官还不小，朱熹无权去捉，只好先把严蕊拿下，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在朱熹的眼里，严蕊这个风尘女子应该是一只最好捏的柿子，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一只比柿子坚硬一万倍的石头。
朱熹把严蕊抓进大牢，严刑拷打，“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严蕊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但就是不招自己与唐仲友有男女关系。柏杨先生在《君子与小人》这篇文章里写朱熹见到这种情况，着急得很，竟赤膊上阵，亲自动手给严蕊上刑。这种说法不大可信，因为这不符合朱熹当时的身份，他是理学大师，又是“纪检公务员”，亲自动手似乎没有必要。但他着急倒是真的，以致于把一个女子换了几个地方，连着打了两个月。
至此，朱熹很不明智地把自己陷进了一个烂泥潭。
在老百姓看来，官与官斗，其中夹进一个绰约多姿的妓女，就大有嚼头了，他们把“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先生，想像成一个争风吃醋的第三者，因为自己得不到，也不许别人得到。这个绯闻版本影响很大，后来的小说家都把它作为素材。
而在皇上看来，朱熹也让他伤脑筋：我本来派你去视察各州灾情，解决灾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的，你倒好，为了同僚的作风问题纠缠不休，还耽误了视察灾情的大事，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多坏啊。
但朱熹的苦心，皇上还是看得明白的，所以最后朝廷免了唐仲友的职务，算是给了朱熹台阶下，朱熹也觉着没趣，就踩着“台阶”辞职回乡了。
朱熹的反腐策略失误在他没有从唐仲友的经济问题入手，以致使一个好好的反腐工程落了个虎头蛇尾。今天的反腐思路就正确的多，近几年在情与色上栽跟头的领导干部并不在少数，但哪一个不是先查出的经济腐败，再带出的作风腐败？
典故：台妓严蕊
出处：宋·周密《齐东野语》
原文节选：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
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
……
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箠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夏就越，置狱鞠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土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
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