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宗教。与基督教、******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晋后期逐渐盛行，对中国思想文化各领域和社会风习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汉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八年（公元65）遣使至西域求佛法，佛教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时称“浮屠”、“浮图”。汉明帝的兄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教在东汉作为一种流行的道术，所宣传的大都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接近的“精灵起灭”、“省欲去奢”、“仁慈好施”之类的思想。据《出三藏记集》载，至东汉末年，累积译经达五十余部、七十余卷。最早译出的佛经，是明帝时由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汉朝所译佛经多小乘经典，也有大乘经典。译经者多为天竺和西域僧人，最有名的是安息沙门安世高和月支沙门支娄迦谶（支谶）。中国僧人严佛调亦曾参与译事。东汉后期，佛教在中国分为两支流传：一为安世高系，一为支谶系。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到洛阳，奉小乘佛教，重禅法，译经甚多，最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前者为习禅的方法，讲呼吸守意，如黄老神仙家呼吸吐纳之术；后者为解释佛教名数，似汉人解经的章句之学。这种学说认为宇宙人生以元气为根本，“元气”即“五行”，即“五阴”（后译为“五蕴”）。调息元气，专注一心，使意念不生，人心平和，叫做“安般守意”。善“守意”者可得阿罗汉道。支谶奉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与弟子支亮、再传弟子支谦合称“三支”。支谶于桓帝末（167年前）至洛阳，灵帝光和二年（179）译《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即《小品经》），支谦避乱迁东吴时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支谶一系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所讨论的是人生的根本在使神反本真，心与道俱，而得成佛。东汉末年有《牟子理惑论》一篇（载《弘明集》），为现存的汉末中国佛教徒的惟一著作。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日益与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流行不广。魏晋时玄学盛行，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因与玄学有相通之处，得以迅速传播。西晋末年以来，兵燹蜂起，社会动荡，为佛教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广泛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北方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的统治者，都重视名僧，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西域僧人佛图澄（232～348）为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其弟子道安（312或314～385）被前秦统治者苻坚迎至长安主持佛事，领众达数千人。他提倡般若空宗理论，组织译经，整理经录，制定僧团法规仪式，为尔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道安的弟子慧远（334～416）长期居住庐山，为南方佛教领袖。他着重调和佛法与名教、佛教僧团与封建王权的矛盾，鼓吹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还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影响深远。5世纪初，后秦主姚兴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著名僧人鸠摩罗什至长安，主持译经，系统地译出大量的大乘空宗佛典。他培养了整整一代佛教学者，其中如僧肇、竺道生等人对中国佛教都作出了重大的建树。
南北朝时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发愿舍道归佛，自称是“三宝（佛、法、僧）之奴”，多次舍身寺院，再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以此充实寺院经济。他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使佛教在南方普及。北朝历代帝王也竭力扶植佛教，热衷于凿窟雕像。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随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经典理解的逐渐深入，出现了涅、成实、三论、毗县、俱舍摄论、地论、十诵律、楞伽等学派。其中如竺道生（355～434）在南朝阐发涅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所谓灭绝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张。他还批评积学渐悟的观点，提出顿悟成佛。竺道生的学说，得到宋文帝刘义隆和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提倡。
魏晋时，佛教经济力量微弱。到了南北朝，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祗户、佛图户。佛教通过出租土地，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在南方，梁朝佛寺约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佛教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实体。
随着佛教思想的流传和经济力量的壮大，酿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新矛盾。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后发动灭佛事件，曾沉重地打击了北方佛教。在南方则有沙门是否敬王者之辩、夷夏之争、因果报应之辩、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的有神论观念受到批判。但是，这些冲突是暂时的，佛教流行的土壤依然存在。后来，佛教学者转向改造、创新，使佛教在隋唐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佛教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依附性。首先是思想上的依附性。如佛教般若学各派依傍玄学而流行；慧远曲意迎合儒家名教，调和儒佛矛盾，宣扬儒佛合明论，突出地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依赖和妥协。其次是依仗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如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再次是倚重外国僧人。虽然当时中国佛教学者已经成长，但是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教义的传播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还多是外国僧人。这和隋唐佛教独立自主的发展不相同。
兼容性。南北朝佛教学派林立，平行阐扬。各派虽有师法，但并不传法定祖，自封正统。在一个学派内部，学者也可兼习其他不同经典。这和隋唐佛教的宗派性迥异其趣。
差异性。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地域阻隔，文化环境不同，南北佛教形成不同的学风。南方偏尚玄谈义理，涅佛性的探讨、顿悟渐悟的辩论、神灭神不灭的斗争，盛行一时。北方则偏重崇奉禅学、律学和净土信仰，重视行业，注意修行，如开凿云冈、龙门等石窟，就是突出的表现。这种南文北质的学风也和隋唐佛教的禅义均弘、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和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为隋唐时代创立有民族色彩的中国化的佛教准备了条件。鸠摩罗什译出的大乘空宗典籍，为三论宗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慧远弘传弥陀净土信仰，对于净土宗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法华经》和《华严经》的译出，分别成为天台宗和华严宗的主要经典。竺道生的涅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慧能禅宗的创立开了先导。
隋唐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佛教各宗派得到进一步融合的机会。隋唐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佛教这一宗教思想武器，曾积极促成佛教思想的统一。佛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势力，保护寺院经济，也摹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从南北朝长期发展下来的佛教流派，有的形成宗派，有的被其他宗派归并吸收。
学派起于南北朝，它只是宣传某一经典学说。如擅长讲《成实论》的是“成实学派”，擅长讲《俱舍论》的是“俱舍学派”。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佛教宗派是从学派发展来的，它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每宗各有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一所大的佛教寺院，既是该宗教的宗教宣传中心，同时因藏有大量图书资料，包括宗教及世俗典籍，它又是文化中心。寄居僧寺，依靠读寺院藏书成名的贫寒书生也不少。寺院还经营高利贷，也是一个小型的经济中心。
隋唐各宗正式建立和发展的时间有先后。天台宗最早，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为智（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创建基地得名，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内容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接着是武则天大力扶持的华严宗。杜顺（597～640）号称华严初祖，实际创立者是法藏（643～712），以所阐扬的经典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为宗派名称，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还有律宗，守持佛教戒律，强调教徒受戒要有一定的仪式，但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发。由于这一派熟悉受戒的仪式，后来垄断了受戒的特权，有人认为也是一个宗派。净土宗的奠基人可以上推到南朝的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和善导（613～681）是它的创始人。密宗创立于唐中期，代表人物有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和不空（705～774），流行于唐中央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及今西藏、云南一带。还有一度流行的“三阶教”，后遭政府取缔。
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徭繁苛，人民相继流亡，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削夺了官府控制的人口和财政收入。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官府下令拆除全国大寺院共四千六百余所，中、小寺院四万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此数过大，疑“顷”为“亩”之讹）和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还俗的有二十六万余人，史称“会昌废佛”。由于朝廷政令已不行于割据已久的今河北一带，这些地方的佛教势力尚未遭到沉重的打击。
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寺院无法管理他们的土地，寺院经济也由此一蹶不振。那些宣传繁琐经院哲学的佛教宗派都失去了他们的物质条件，只有禅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隋唐时期，佛教为了弥补内部各宗派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加强理论上的防御力量，共同对付唯物主义，各宗派都建立了判教体系。
判教，就是佛教各宗派根据自己的观点、方法，把所有的佛教经典著作和理论加以系统的批判和整理，重新估价、安排它们在佛教中应占的地位。判教工作是隋唐佛教各宗派防止外教攻击，统一内部分歧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他们把一切佛教经典著作按照本派学说毫无遗漏地给以分类。如天台宗判教，《天台四教义》是按照天台宗的观点和神学体系分类的。华严宗，如宗密《原人论》，把佛教分为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禅宗按渐悟和顿悟划分佛教。各宗派通过自己的分类，来说明佛教的各种理论教义是佛根据不同听众的才能、智慧、理解水平和不同时间采取的深浅不同的讲经方式，其目的在于说明：佛经的基本教义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佛教的一切经典著作看来好像互相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而且互相补充。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继续探讨了南北朝时提出的佛性问题，并对此有所发展。佛教各宗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训练（主要是宗教修养）、人性问题以及人的心、性、情与宇宙观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各佛教宗派哲学的宗教世界观体系。隋唐佛教宗派哲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并给以宗教的解释。后来宋、明的唯心主义理学家，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宗教神学传统。另有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从与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利用他们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影响。
隋唐时期影响较大、历史悠久的佛教宗派，都是密切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适应当时经济及政治需要，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的。隋唐佛教徒的经典章疏等著作，与其看作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解，不如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创作。严格遵循印度教义的只有法相唯识宗。各宗派的观点有些在印度佛教学说中找不到根据。即使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有根据的，那也只是采取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需要的部分。借题发挥，是隋唐佛教各种宗派哲学的特色。
除法相唯识宗外，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是适应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各宗派都大力论证成佛的可能性，而且都作了肯定的答案。这是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失势后，唐朝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士族地主****的历史条件下，寒门地主在政治上不能占重要地位。像竺道生提出的“一阐提人（不具信心，断了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口号，还不能取得社会上的普遍承认。唐朝廷打击门阀士族残余势力，扶植一般寒门地主，与此相应，佛教的佛性顿悟说、人人皆得成佛说，逐渐成为普遍公认的学说。可见，隋唐佛教思想不仅是当时经济基础的反映，它还反转来对当时的基础起着加强、巩固的作用。
由于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亚洲佛教传播中心已由印度转移到中国。随着当时国际文化、经济的交流，佛教理论也从中国传播到东方一些邻国。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佛教学者，不少是外国僧人，他们多是来中国传授佛教的。隋唐时期国际著名学者中，中国人所占比例增大，外国僧人到中国来，多是来向中国人学习佛教的，并把在中国学到的佛教宗派哲学介绍到他们的国家去。在西域及印度，有些散佚的佛经找不到原本，也有从中国的汉译佛经中转译回去的。汉译佛经与藏译佛经也经常互相交流。邻国朝鲜、日本各国也开始有了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宗派。到过长安的国际僧人，终唐之世，代不乏人。伴随着佛教的传播，有关音乐、艺术、建筑、雕塑等，也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这虽是佛教思想传播中的副产品，但对于国际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其影响也相当广泛。
佛教在隋唐时期发展迅速，信徒众多。儒、释、道并称“三教”。国家重大节日或庆典，招三教讲论于殿廷。开始时三教讲论多标榜自己的主张而贬低另外两教的主张，后来则多从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立场，以论证三教的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佛教与道教两个以出家为号召的宗教，在唐代有一段时间互争高低，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武则天天授二年（691），由于僧人献《大云经》，为武后当女皇帝制造舆论，朝廷又规定僧尼排班次序在道士之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复敕僧道齐行并进，班次排列不分先后，终唐之世，遂成定制。
为了使佛经得到长期保存，隋代僧人静琬于幽州云居寺（在今北京房山）仿照儒家石经的先例，雕刻石经，把重要的佛教经典刻在石窟及碑版上。唐、宋、元、明继续刻制，使这里成为佛教文物宝库，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石刻本。除房山数量最多外，尚有山东泰山和徂徕山、山西太原凤峪、河北响堂山等处。隋唐时期在敦煌、洛阳龙门等地建造石窟寺，造像壁画艺术精美，为世界文物珍品。敦煌石窟中还保存有手写重要佛经及其他书籍。敦煌唐人写经与房山石经是极珍贵的文物，引起全世界学者的重视。
隋唐时期佛教僧众日渐增多，朝廷制定了管理僧众的法规。隋开皇十五年（595）政府颁布《众经法式》作为管理僧尼的依据。唐朝后期，百丈怀海撰有《百丈清规》，是禅宗僧众首领自己制定的管理规章，后经历代不断修订，成为佛教徒（不限于禅宗）公认的僧规。
佛教经典及注释在隋唐有了大量的增加，佛教的经典全集称为《大藏经》（在隋以前称《一切经》）。北宋开始雕印《大藏经》，历宋、辽、金、元、明、清各朝。官方或私家不断雕印，《大藏经》卷数也逐渐增广。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2年开始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984年起陆续出版。全书共收佛书四千余种，合计两万三千余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收集最全的汉文佛教全集。佛教的目录学、分类学也趋于完善。经考古发现，隋唐时代已有印刷的佛像，为后来宋代印刷《大藏经》准备了条件。
宋元明清宋元明清各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佛教从总体上说，逐渐由盛变衰；从形式上看，中国佛教从隋唐时期与道、儒三教鼎立，逐渐走向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佛教的宗教理论和思想渗透到儒家的伦理纲常内部，佛教的某些思想也被宋明理学所吸收。
北宋时期，除了徽宗、钦宗两帝外，其余七帝对佛教均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统治者派遣大批僧人西行求法，据佛教史料记载，从太宗即位到太平兴国七年（982），普度僧人17余万人。同时创建规模宏伟的译经院，使中断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重新恢复。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从北宋开始出现雕刻佛经，为以后佛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大量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禅宗的思想来丰富自身的内容，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佛教宗派以禅宗为最盛，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等也较活跃。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四万所。南宋偏安，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趋于衰微。
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并实行帝师制度，特别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禅宗、律宗继续流行发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000人。
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当过和尚，对佛教颇有感情。明代诸帝中，多半“与佛有缘”，且“好佛”。因此，明代佛教在日益衰微的总趋势中有所发展。佛教诸宗中，相对活跃的是禅宗和净土宗。明万历以后，佛教界出现了宏（1535～1615）、真可（1543～1603）、德清（1546～1623）、智旭（1599～1655）四大家，他们都是禅教皆通，对内融会禅、教、律学说，使佛教各宗趋向融合；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儒化佛教，佛化儒道，进而达到“三教同源”。作为宋明理学中明代理学家代表之一的王守仁，受禅宗思想影响很大，提倡“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万历年间在佛经雕刻方面出现了《方册藏》（又称《径山藏》、《嘉兴藏》），初刻于五台山。《方册藏》的出现，“省梵本全文之半，建者、运者、贮者、阅者均称简便，于是请藏之风极炽”。
清代前期几代皇帝重视佛教。康熙年间，对汉地佛教的禁令有所松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雍正重视藏传佛教，但提倡儒佛道异用而同体，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壁大藏全咒》。清末民初，佛教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一些佛教宗派和组织又有所抬头，如清末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五四运动后，太虚等人曾通过兴办学校，印刷出版刊物，发起“佛教复兴运动”。但西方现代思潮已涌进中国，佛教服务的对象及其社会作用，也与过去有所不同，成为欧亚现代思潮汇合时期的佛教。中国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严复等人，都受过佛教的影响。
景教
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聂斯脱利为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会，与摩尼教、袄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汉地景教的名称是教徒自己所取，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出资于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内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数语，可能是既取“基督”的谐音，又取光明辉煌的含义。敦煌遗书中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也是景教在中国流传的宝贵资料。
唐贞观九年（635）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此教传入中国。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命令在长安城中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许其传教。高宗也加以保护。当时中国人亦称景教寺为波斯寺。玄宗即位之初，景教颇遭非难，但靠罗含等教士的努力和玄宗的保护，未遭厄运。唐天宝四载（745）玄宗下令改称为大秦寺。
景教的寺院不仅建于长安，地方府州也有。肃宗即位，在西北地区建立寺院，信奉者不仅是来华的西域人，也有中国人，并有翻译的经典。如阿罗本时代翻译的《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被禁止。后来衰微，元代再度传入，教徒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教徒并称为“也里可温”。元亡后，再次衰落。
摩尼教
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的宗教。中国旧译明教、明尊教、二尊教、末尼教、牟尼教。其教义是糅合波斯原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即袄教）、印度传入的佛教及由东罗马传入的基督教而成。摩尼教曾不容于波斯，摩尼本人亦被处死。然摩尼虽死，其教向外传布却甚为迅速，3～6世纪，已遍及中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
据考证，摩尼教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由波斯人拂多诞传入中国。拂多诞所持者为二宗经，“二宗三际”是摩尼教的根本教义。即“光明”与“黑暗”为二宗，三际是“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认为经过三个阶段，光明即战胜黑暗。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远在拂多诞得到官方承认以前，摩尼教已在中国民间流传多时。当它传入中国后，受到佛教的排斥，唐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李隆基下诏“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只准许胡人信奉。但它在回鹘，却受到可汗的尊崇。安史之乱后，回鹘人以助平乱事之故，入居中原的很多，摩尼教倚仗回鹘人的势力，大大发展。各地多有摩尼教寺院，称为“大云光明寺”。清代末期在今蒙古国境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了摩尼教在回鹘可汗大力支持下传布的情况。此碑又称摩尼教为“明教”。这个称号到后来代替了“摩尼教”的原名。唐武宗李炎灭佛，摩尼教也被禁止，此后，摩尼教多在民间秘密传布，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用以组织群众的工具。五代后梁时，陈州毋乙、董乙的起义和宋代的方腊起义都利用了摩尼教。元朝末年，韩林儿、刘福通的起义以白莲教号召群众，有人认为白莲教就是摩尼教与佛教弥勒派的结合。
20世纪初外国探察者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了钵罗婆语、粟特语、古突厥语、汉语的大量摩尼教经书断简，石窟壁画中亦有摩尼教内容。同时，敦煌文书中也出现了汉文的摩尼教残经。这些残经的重新发现，把对摩尼教在中国流传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教
7世纪初穆罕默德于阿拉伯半岛麦加城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国旧称****、清真教或天方教。******一词，阿拉伯语意为“顺从”。该教尊奉安拉（中国******亦称真主）为惟一的神，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世上一切事物都由安拉安排，人们必须绝对服从安拉的意志。******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是立法和行为道德规范的依据。穆罕默德创教不久，因受迫害，于622年动员大批教徒从麦加迁至麦地那，并在那里建立了********的******公社（Ummah）。后来******把这一年作为******教历元年。632年，穆罕默德完成了创教和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事业。以后他的继承人（哈里发）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建立了在中国史籍上称为“大食”的********的******阿拉伯帝国。******教随之在亚、非、欧广大地区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
史学界一般认为，******教于7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中国。651年8月25日（唐永徽二年八月初四）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唐书作瞰密奠末腻）首次派使臣来长安，觐见唐高宗李治。这是******教国家与中国第一次遣使聘问。但民间交往可能更早。早期来中国的大都是信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们通过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来到中国。陆路沿古老的丝绸之路，经天山南北、河西走廊来到唐都长安。当年的长安有西市，内有“波斯邸”、“胡店”。海路前来中国的商人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分别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福州、杭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唐书上称他们集中居住的地区为“蕃坊”，这些商人被称为“蕃客”。他们在蕃坊内建造清真寺，过宗教生活，对******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751年（唐天宝十载）为争夺石国（今塔什干），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发生一次“怛逻斯之战”，唐败，唐军有大批人员被俘往西亚。其中，杜环回国后撰有《经行记》，原书已佚。其叔父杜佑所撰《通典》中有他介绍******教情况的片断记载。
中唐时，为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向大食等国借兵。两京收复后，肃宗允许大食兵世居华夏，可与中国妇女通婚。据传天宝以后留居长安一带的蕃兵胡贾几达四千人。
宋代与阿拉伯之间的交往绵延不断，来华******有增无减。为扩大贸易，宋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港口专设市舶司。五代、北宋之际，******教开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到15、16世纪，在新疆地区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元代是******教在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1219年起，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大举西征，占领了今中亚及东欧、伊朗北部大片土地，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其孙旭烈兀举行第三次西征，攻陷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建立了伊利汗国。蒙古贵族把上述被征服地区信仰******教的各族人组成“西域亲军”，率之东来，并把他们编入探马赤军，参加忽必烈在中国各地的征战；战后就地屯聚牧养。这些东来的“回回”在中国各地定居后，与当地居民通婚，繁衍子孙，逐渐形成回回民族。元代“回回”属色目人，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不少******在中央政府任重要官职，******人口也急剧增加，遍及全国各地，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教得到元统治者的保护，同佛教，道教等有同等地位，称为“清教、“真教”或“回回教”。
明朝开国功臣中有不少是******，如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明朝历代统治者对******采取怀柔政策，******在朝中为官的不乏其人。七次下西洋、到麦加朝圣并带回天房图的郑和就是其中之一。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到明代正式形成了民族共同体——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明代也相继接受了******教。
清朝统治者对信仰******教的各族人民实行歧视和高压政策，各族******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
明清时期是形成带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中国******教阶段，创办了经堂教育，开展用汉文结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阐发******教义的译著活动，出现了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的******教门宦制度。
中华民国时期，当局经常挑起和制造民族纠纷，并采用“以回制回”的策略，扶植、利用信仰******教的民族中反动上层和封建势力，对广大******进行残酷统治，并多次挑起教派之争。各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共同创建新中国。这一时期，随着时代前进，******教自身也有革新，如倡兴新式教育，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教典籍和刊物，组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学会和宗教团体——中国****俱进会，出现宗教革新的派别，等等。
南海交通
南海是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通道。据《汉书·地理志》，由日南边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岘港）或徐闻、合浦出发，沿印支半岛南下，船行五月，到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全程1060海里；船再行四月，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全程840海里；再船行20余日，到谌离国（指暹罗古都佛统），全程约100余海里。由谌离国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与下缅甸直来人居地，包括萨尔温江入海处和仰光一带），全程300公里。再船行二月余，到黄支国（今印度东岸建志补罗，出海口为马德拉斯），全程1728海里。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Sihadvipa，意为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汉使至此乃循原路而归。
王莽辅政时，黄支国遣使至中国赠生犀牛，该国使臣自黄支出发，船行八月，到达皮宗（即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带），全程1700海里；再船行二月，经新加坡、西贡，到日南、象林界（越南岘港），全程1700海里。
由此可见，日南道又分南、北两线。北线自日南、徐闻或合浦，船行经都元、邑卢没、谌离后，舍舟登陆，步行至夫甘都卢，再乘船至黄支，汉使南下多循此线；南线则由黄支经皮宗至日南，黄支使臣北上即循此线。
汉使南行皆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自日南至谌离，乘坐暹罗湾或印度支那半岛南部船只，船形狭长如龙舟，以人力划桨前进，只能在近岸的浅海而不宜作远洋航行，平均日行7海里。自谌离横越半岛以后，改乘印度洋孟加拉湾的船只，船体高大，利用季候风扬帆，每日平均能行28海里。黄支国使臣至皮宗所乘亦此种船，只是到苏门答腊后要等待半年转换一次的季候风，故实际所需时间也仅两月，同皮宗至日南一样，日速28海里。
《汉书·地理志》还载黄支国“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所产明珠、璧琉璃、奇石等，自汉武帝以来，源源流入中国；中国的特产也通过馈赠、贸易，不断输往上述各地。
荷兰侵占台湾
指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的侵略。荷兰在17世纪继西班牙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荷兰殖民者投降图家。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荷将韦麻郎率军舰两艘偷袭澎湖，伐木作舍，拟长久占领。明朝总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率兵面责，荷方理屈，于十一月退出澎湖。天启二年（1622）五月，荷兰舰队再次侵占澎湖。四年二月，巡抚南居益派总兵俞咨皋、守备王梦熊等收复澎湖，擒荷将高文律。荷兰殖民者强占澎湖的阴谋未能得逞，于同年八月转而侵占中国台湾岛西南部，先在大员建台湾城（荷人称热兰遮城），后又在赤嵌地区建赤嵌城（荷人称普罗文查城）等城堡，做为军事侵略统治据点，并使用武力镇压高山族，烧毁村社。崇祯十五年（1642），荷军又打败于天启六年侵占台湾北部鸡笼（基隆）淡水的西班牙殖民者，夺占了台湾的西南部和北部。荷兰在台湾对汉族、高山等族人民施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剥削。在政治上通过任命汉族和高山族“长老”进行统治；在经济上将台湾土地全部占为已有，向台湾人民强收高额地租，每甲田（约合11亩）年收租为上田十八石，中田十五石六斗，下田十二石二斗，还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在文化教育上派遣基督教传教士向台湾人民灌输宗教思想，创办学校，推行奴化教育。荷兰的殖民统治，遭到广大台湾人民的多次反抗，其中以清顺治九年（1652）郭怀一起义规模最大。十八年四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在台湾登陆，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经过九个多月的战斗，于翌年二月一日迫使荷兰侵台长官揆一投降，将其全部赶出，结束了荷兰在台湾的38年的殖民统治。
交布政使司
明初在大越国（今越南）北部、中部设置的行政机构。全称交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大越国，中国封建统治者称之为“安南”。明永乐四年（1406）七月出兵征讨大越国，次年于其地设交肚都指挥使司，交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等处提刑按察使司，以都督佥事吕毅掌都司事，尚书黄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布政司治所在安南之东都，即今河内市。所辖府、州、县前后有变动。据《明太宗实录》和永乐《交总志》载，永乐十三年共有交州、北江、谅江、谅山、新安、建昌、镇蛮、奉化、建平、三江、宣化、太原、清化、义安、新平、顺化、升华等十七府。广威、嘉兴、归化、宁化、演州等直辖州和其他散州计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由于升华府地为占婆国所控制，故实际管辖范围约当今越南广南-岘港省以北的地区。宣德二年（1428）十二月底，大越国再度独立，吐布政使司废。
东西洋
元代以来中国古籍对大陆疆域以外海洋的合称。对东、西洋的范围的划分有个认识发展过程，其概念因时代、载籍不同而有区别。13世纪末，徐明善的《天南行纪》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已提及“西洋”之名。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的《南海志》是迄今所知最早同时提及东洋、西洋的著作。依该书所记，元代的东、西洋应以中国雷州半岛一加里曼丹岛西岸-巽他海峡为分界。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及其以东的海域、地区为东洋，其中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南部、苏拉威西岛、帝汶岛直至马鲁古群岛一带被称为大东洋，加里曼丹岛北部至菲律宾群岛被称为小东洋。西洋指加里曼丹以西至东非沿岸的海域和地区，其中又以马六甲海峡为界而分为大西洋和小西洋。今南海西部谓之小西洋，印度洋当即大西洋。这种划分自元代至明代中期没有多大变化，郑和下西洋时所说的“西洋”，实际包括了上面提到的大，小西洋。但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则以西洋名国，专指印度南部一带。
明末清初，东、西洋的范围与概念又有变化。明张燮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东西洋考》总结了长期以来舟师、水手的航海经验，明确提出应以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一带为界，来划分东、西洋，《明史》基本上沿袭其说。这一时期东洋的范围逐渐东移，原来的小东洋被称为东洋，而台湾、琉球一带则被称为小东洋。至于元代称为大东洋（爪哇岛至马鲁古群岛一带）则被改称为西洋的范围。同时西洋的范围亦渐西移，原来的大西洋（今印度洋一带）被称为小西洋，印度沿岸的果阿等地因被称为小西洋国，而大西洋一词则逐渐用以称呼今欧、美之间的广阔海域或地区。
随着东洋、西洋范围分别向东、西两方推移，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开始出现南洋之名，专指中国正南方以外地区和海域。郑若曾等所撰之《筹海图编》、《海运图说》已把今东南亚一带称为南洋。此后，由于东西方交往的增多，中国地理科学水平的提高，清末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名称即渐废弃不用。鸦片战争以后，东洋往往专用于称呼日本或其附近的海域和地区，西洋则成为今大西洋一带的专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东洋、西洋及南洋等名逐渐消失。
耶稣会士
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成员的统称。外文通常在人名之后用s.J.表明；在中国又多指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之一。又名耶稣连队。
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最高权力机构是耶稣会公会，隶属于教皇，下分省会、协作区、独立的副省会等。耶稣会士须立“三绝”誓愿，绝对效忠教皇和服从总会长。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曾解散该会。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予恢复。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它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于嘉靖三十年（1551）抵广东海面上川岛，次年卒于该岛。三十九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万历四年（1576）澳门教区成立。崇祯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国的欧洲诸国耶稣会士，均由里斯本出发，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万历三十二年，中国内地耶稣会从澳门教区独立出来。四十三年经总会长阿瓜维瓦批准，成为独立的副省会。至明末，历任中国耶稣会首领和副会长的有卡布拉尔、孟三德、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阳玛诺、傅泛济、艾儒略。自1552年至1800年，在华外国耶稣会士约七百八十多名，中国耶稣会士约一百三十多名。来华耶稣会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地利、波兰、瑞士籍的。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有教徒4万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达30万。康熙六年有教堂159座，遍布于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河北等省及北京。
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于万历十一年入居肇庆。在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领导下，为耶稣会在华传教需要，他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主要内容包括：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科学；遵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一策略为后来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执行。他们结交的士大夫，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弦、沈德符、李贽、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杨廷筠等均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要人物与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南明时的耶稣会士中，毕方济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结交；瞿安德在永历朝掌管钦天事；卜弥格曾作为王太后使节出使罗马。在中国学者与文人帮助之下，耶稣会士翻译、撰写了许多种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以及语言学的著作，把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传播到中国。其影响显著者，数学有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的《几何原本》；天文学有徐光启督领，耶稣会士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和汤若望参加修撰的《祟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地理学有利玛窦编著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物理学有邓玉函口授、王徵绘译的《奇器图说》；语言学有利玛窦《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对耶稣会士传播的基督教，明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徐光启等认为它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南京礼部尚书沈等人则认为它“诳诱愚民”，“志将移国”。因而导致明末思想界护教与反教的论争。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成就、影响和作用等，相继发表过一些著述和评介。一般认为，明清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活动中，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对丰富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中西学者的眼界，对明末清初思想、学风的变革，都有一定贡献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于传教士是否向中国引入了近代科学，尚存在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传授士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锋”，其学说是为“宗教反改革服务的”，是为反对近代思想与近代科学服务的，其思想体系是陈腐不堪的经院神学，是与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传入中国的多非近代科学，在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倭寇
古代日本海寇。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300年之久。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其一，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其二，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其三，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其四，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熄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上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于倭寇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嘉隆间的倭寇，是明朝严行海禁造成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的，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进步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倭寇为患。问题还在讨论中，尚无定论。
雅克萨之战
17世纪80年代中国抗击沙俄浸略的战争。17世纪40年代，沙俄侵略者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侵占雅克萨（在今漠河东，黑龙江北岸）、尼布楚等地，杀掠骚扰。中国军民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自卫反击。至顺治十七年（1660），雅克萨一带和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全部被肃清。不久，沙俄侵略者又卷土重来，在雅克萨故址筑堡盘踞，四出掠劫。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军撤出雅克萨，但沙俄置若罔闻。于是，清政府决定用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被占领土。
雅克萨抗俄之战示意图康熙二十四年（1685），都统彭春等奉旨统率一支由满、汉、蒙古、达斡尔等族官兵组成的，约三千人的军队从瑷珲出发，至雅克萨城下，清军先向俄军发出通牒，劝其投降，遭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拒绝，于是清军水陆列阵，开始攻城。清军用炮猛轰，鏖战彻夜，敌军康熙帝半身像死伤惨重。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向清军乞降，彭春等准其所请，并允其退回尼布楚。清军将城焚毁，旋即班师。同年，托尔布津背信弃义，再次率领侵略军乘隙占据雅克萨。次年，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乌喇（今吉林市）、宁古塔官兵及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等两千余人再次攻取雅克萨。清军兵临城下，开火炮向城内轰击，并击退出城搦战之敌，又在城下东、南、北三面掘壕筑垒，在西面断其水道。托尔布津被清军炮弹击中，伤重毙命。俄军被围困五个多月，弹尽粮绝，死者枕藉。正当孤城指日可下之际，清政府得知俄方同意举行谈判，乃下令撤雅克萨之围。历时两年多的雅克萨之战至此结束。但1858年沙俄又依《瑷珲条约》将雅克萨割占。
马戛尔尼使团
英国早期派遣来华的官方代表团。由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1737～1806）任全权大使。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9月，他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等九十人组成使团，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600箱礼品，乘船自普茨茅斯港启程。使团带有英王庆贺乾隆帝83岁寿辰的信函和国书。英国政府训令使团向清政府提出“改善”贸易条件、互换常驻使节等要求；事先并通过东印度公司，通知两广总督，要求清帝准予直接进京晋见。
乾隆帝对英使首次来华极为重视，并准其所请，指派大员在天津迎接。1793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旋由接待大员陪同经北京前往热河（今河北承德）行宫。关于觐见礼节，马戛尔尼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军机大臣和坤在热河约见使团，马戛尔尼称病不见，只派副使斯当东前往要求举行谈判。乾隆帝称该使“妄自骄矜”，对其来华别有所图，更具戒心，但仍表示可“顺其国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礼。
9月14日，马戛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正式递交国书并参加万寿节活动。马戛尔尼多次想与和坤讨论两国贸易和建交问题，均无结果。10月3日，英使提出书面要求六点：①准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②准英商仿俄罗斯商人之例，在北京设货栈；③于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④在广州附近辟一地，准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⑤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得免税或减税；⑥粤海关除正税外悉免其他一切税收，中国应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乾隆帝以所请与“天朝体例”不合，一一驳回，并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警告英人不得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至此，马戛尔尼的使命归于失败。10月7日，使团一行乘船由运河南下杭州，然后改行陆路至广州离境，于次年9月回到英国。
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为本国商品打开中国市场的一次尝试，带有炫耀资本主义实力和文明、强行开拓殖民利益的意图。清政府严正地拒绝了英国无理要求，维护了中国主权，但同时又坚持闭关自守，反对扩大两国正当贸易，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
1840～1842年（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