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纲领政策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后因“均田免粮”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济贫之说，令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相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
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起义的失败
起义军占领北京后，北方的劲敌只余驻防山海关外的明总兵吴三桂。自成虽认识到三桂拥有重兵，事关边防，但失于轻敌，仅派降将、权将军唐通和降官、兵政府侍郎左懋第携金银锦缎前往招抚。三桂先接受招抚，后闻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饷，并闻家属被拘，遂归山海关起兵反叛，并向清军求援。自成大怒，率刘宗敏、李过东征，大顺政权颁发的铜印及钱币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关。为防三桂东退，自成出奇兵二万绕至三桂军后，自己则率大军从西面合围夹击。在吴三桂军动摇之际，清多尔衮发兵夹击。因众寡悬殊，两面受敌，农民军势渐不支，败退北京。
农民军的战败引起北京人心惶恐。明降官纷纷南逃，各地官绅地主也纷起反噬。尤其严重的是，起义军的很多将官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鹜声色，贪财货，分据前明大官住宅，日趋骄奢淫逸，士卒也各身怀重货，无有斗志。斗争严峻，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形势十分不利。永昌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自成仓促即帝位，次日即离北京南下，经晋入陕，试图仍以陕西为基地再起。入陕后，李自成令李过、高一功拒守陕北，自己拒守西安。在清军进逼下，李过、高一功退至陕南，又沿秦楚边界，经川东至荆门、当阳南下。自成也于次年正月退出西安，自蓝田、商州经武关退守河南，又经襄阳、承天、德安（今湖北安陆）退至武昌。五月转战至今湖北东南各州县。九月至九宫山（今湖北通山），为地主乡团所围困。李自成牺牲，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南下，联明御清。
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家贫，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继投边营。崇祯三年（1630），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是年十月，农民军首领王嘉胤据府谷，破河曲。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应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翌年，献忠已成为农民军三十六营中的一营之首，转战陕豫。八年，东征皖北，众逾万人。九年闯王高迎祥被俘死，献忠一军称最强。同年秋，献忠义军自均州（今湖北均县）与老回回马守应等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又联合罗汝才、刘国能等人东下，与久据皖中英山、霍山的贺一龙、贺锦合营，转战至淮阳。十年春，转战太湖、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州）、安庆等地，破和州（今安徽和县）、含山、定远，众至二十万。同年秋，明军集中兵力，加强部署，进行反扑。起义军连遭失利，先走麻城，后西退至谷城。为保存实力，献忠于十一年五月伪降于明总理六省军务兼兵部尚书熊文灿。
献忠伪降后，名义上归明朝节制，实际惟向熊文灿催索饷银。他屯兵数万于谷城，打造武器，训练士卒，为再举义旗进行准备。十二年五月，再起，夺张献忠铸“西王赏功”钱取库藏，释放狱囚，诛杀地方官吏，谷城、房县所驻明军多投降起义军。七月于房县西之罗山败明军左良玉部，斩获甚巨。熊文灿因此弃市，左良玉降秩三级。献忠军威名大震。十月，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至襄阳，部领各路兵凡十万，以“四正六隅”之策进剿起义军。十三年春，玛瑙山等役义军连败，退于兴归山区，收集散亡。后转战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带，数月后连破新宁（今四川开江）、大竹、大昌（今四川巫山北）、开县，寻连克川东各州县。又针对杨嗣昌围剿战略，采取“以走致敌”之计，自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一月，北起广元，南至泸州、南溪，西起成都，东至巫山、夔门（今四川奉节），义军足迹几遍全蜀。明军疲于奔命，只得尾随其后，问其所向。十四年二月，献忠突然率军出川入楚，攻占襄阳，杀明襄王朱翊铭，发库藏银赈济饥民。杨嗣昌被迫自缢，其围剿战略彻底失败。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进入极盛时期，转战河南、湖北及皖中北部各州县。十六年，又在蕲黄一带号召农民参军，队伍迅速扩大，五月取武昌，执明楚王朱华奎以王府所存银钱散济贫民。改武昌为天授府，以为京都，称大西王。建制置官，开科取士，蕲、黄一带二十一州县悉附。八月，弃武昌西进，复南下蒲圻、嘉鱼，克长沙。又攻占常德、宝庆（今湖南邵阳）等府。分兵进攻江西。十月，连破永新、吉安、萍乡、袁州（今江西宜春）、安福、万载等城。十一月克建昌（今江西南城），继下抚州（今江西临川）、南丰。起义军在楚赣之间进兵神速，所至辄破，每使敌军猝不及防。当时，湖南大部、湖北中南部、江西中部、广东北部以及广西全州已皆在农民军控制之下。
农民军占领长沙后，于所克州县设置官吏，传檄远近，令所属州县民众照常营业，宣布钱粮三年免征。同时严肃军纪，严禁杀掠。农民军还在常德刑杀宗室贵族及横暴官绅，并将杨嗣昌家霸占的土地还给农民。故湖南、江西农民群起响应。
大西骁骑营都督府禁约碑（拓本）十六年岁末，张献忠决计入川建立基业，遂率军打进四川。十七年正月下夔州、万县、涪州（今四川涪陵）。继由江津顺流东下，六月克重庆，执杀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八月克成都后，分兵略地，先后下四川州县五六十。十月，以成都为西京，建立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崇祯十七年为大顺元年，并设置内阁和六部，对前明投顺官吏加以任用。以汪兆龄为内阁大学士兼左丞相，严锡命为大学士兼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宁为户部尚书，吴继善（一云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定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还建置各院监寺科道，委派官吏。地方政权分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同时统一军制，共编一百二十营，营设总兵。最高武官为将军，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次有都督多人。为收罗人才，还开科取士，所取进士举人分别选授中央及地方官吏。为吸取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聘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为“天学国师”，询问西方各国政事、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二人曾为献忠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
张献忠在四川严厉镇压横暴地方的官绅和地主，但措施过激，波及面过宽。起义军内部则严格约束士卒，不许淫掠。对违纪者有由“捆打”至“枭示”的处罚，但往往禁而不止。还释放狱囚，散府库金银赈济贫穷。在起义军占领时期，过去曾受官绅地主压迫的奴仆或纷起暴动响应献忠，或向起义军地方官府告发故主罪状，使其受到制裁。起义军尤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派人到各地招抚各少数民族，免其三年租赋。除个别部族外，四川少数民族多行归附。为保持过去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茶马贸易，献忠还任命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以司其事。
献忠占据四川时期，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已在清军进攻下逐渐败亡。清军占领黄河流域各省后，分兵南下。清顺治二年，派人入川向献忠招降，献忠严加拒绝，并召集诸将计议征伐。三年八月，清兵逾剑阁（即剑门关）入阆中。献忠率军迎击，至西充的凤凰山，清兵猝至，因疏于防备，未及战斗，献忠已被清兵射死，起义军大败。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南下云贵，联合南明永明王共同抗清，康熙元年（1662）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起义
中国近代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伟大农民战争及其所建立的政权。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国”字写作“囯”）；1864年7月（同治三年六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为清军所陷，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亡。
金田起义前夜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外国资本主义虽然已经打开中国的大门，但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仍是当时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17世纪末叶，清初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已经逐渐恢复，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和商业，高利贷盘剥日甚一日，广大农民在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生活日益贫困。自乾隆（1736～1795）以后，大量农民被挤出土地而流离失所，陷于“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悲惨境地。在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时，人口的增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政治方面，清朝统治者厉行民族压迫政策，凶暴贪残，剥民脂膏。到嘉庆以后，清朝封建政权隳废疲敝，全部国家机器已经腐朽无力。
这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夺取了五口通商权利，又以大批鸦片输向中国，使中国白银每年外流达二三千万两，造成银价高涨、钱价暴跌，从而加剧了广大人民的生活贫困和社会****。由于银贵钱贱，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土地所有者负担加重了三倍，雇农和城市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也迅速下降。银贵钱贱严重影响着清朝的统治。五口通商后，东南地区原有的交通运输业工人大批失业，很多人“流而为匪”，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由于洋布的输金田村：大平天国起义地入，大批手工业工人也被抛进游民失业者的队伍。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到处发生农民群众反抗地主官绅的自发斗争。太平天国起义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清朝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广西爆发的。
前期迅猛发展的斗争形势
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因多次应试落第，开始信仰上帝。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初夏，他和好友、信徒冯云山等人入广西活动。1847年秋，在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根据地。洪秀全以传教为掩护，向农民宣传反清思想，吸收农民参加“拜上帝会”。他们宣传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是“天生天养”；“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洪秀全像人人都是平等的。凡拜上帝的人，“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与上帝对立的是害人的阎罗妖头。所有神佛都是“阎罗妖之妖徒鬼卒”，凡供奉阎罗妖和神佛的皇帝、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贼，也都是“妖”，都是“天所不容而所必诛者”。拜上帝会捣毁神佛，教人只听上帝命令，“不从清朝法律”。它以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迅速发展，贫雇农相率加入。到1849年和1850年间已有众万余人。
洪秀全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于1850年夏通知各地会众到紫荆山前的金田村“团营”。各地会众在向金田村会集的过程中，与清朝的军队、团练多次发生战斗。团营后，按军事编制建立起一支队伍。1850年11、12月间，他们在金田村附近和平南县的思旺墟先后击败清朝官军的进剿，阵斩清朝副将伊克坦布。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群众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洪秀全称天王，立幼主，设百官，蓄发易服，从此，太平天国起义开始。9月，太平军突破封锁，东出平南，在官村大败追兵，克永安州（今蒙山），在此封王建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后，清军分南北两路围困永安。太平军粮草殆尽，孤城难守，于是突围北上，进攻桂林。1852年5月（咸丰二年四月），撤桂林围，北出湖南。经全州时，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6月，由陆路攻入湖南境内，克道州（今道县），扩军休整，湖南群众加入者约五万人。9月，挥师北上，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11月，撤长沙之围，出洞庭，入长江，1853年1月初占武昌。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不到一个月，就沿江东下，二十多天连克九江、安庆等地而皆不守，兵锋直逼南京城下。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随即分军攻克镇江、扬州。计自金田起义起，仅用两年三个月就席卷江南，截断清朝漕运，控制了中国的东南要地。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洪秀全主张分军守江南，取河南建都，然后大军渡河，攻取北京。杨秀清却以为南京资源丰富，地势龙盘虎踞，是帝王之家，决定在南京建都，号称天京。
天京既建，太平天国立即出师北伐、西征。北伐军在林凤样、李开芳等率领下，自扬州出发，穿越安徽、河南，突破黄河天险，迂回到山西境内，东向折回河南，再进入直隶省（约今河北）。10月前锋迫进保定。清廷惊恐，咸丰帝准备逃往热河，官僚豪富纷纷逃走。太平军见清军已严扼保定，乃从深州（今深县）乘虚而东，改从东面攻北京。到达天津附近静海时，大水淹没道路，严寒倍添困难，清朝大军结集在杨村以阻止北进，北伐军被迫南撤。1854年5月粮尽，退守直隶东光县连镇，坚守待援。林凤祥率部与清军相持将近一年之久，次年3月突围时被俘，后在北京英勇就义。李开芳先守山东高唐州（今高唐），后突围南下退守茌平县冯官屯，兵败，被执送北京处死。北伐军以两万余人孤军远征，长驱六省，血战两年，全部壮烈牺牲。这次失败，使太平天国失去了攻取北京的最好机会。
太平天国的西征取得了辉煌胜利，安庆、九江、武昌等省会要地被再次攻占。西征军最盛时曾深入到湖北宜昌、湖南长沙附近。1854年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崛起，西征军一度遭挫，但太平军在石达开等率领下反攻获胜，稳定了局势，把曾国藩困在江西南昌，又从江西抽调兵力回师，大败长期屯兵天京城下的钦差大臣向荣的江南大营。其时，长江千太平军在湖口大败清骑兵里，上自武汉，下至镇江，都归太平天国版图。新克州县，群众争先归附。
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发展，大大推动和鼓舞了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其中声势浩大的起义有：1853年5月黄德美在福建海澄（今属龙海）领导的小刀会（天地会支派）起义，9月刘丽川在上海领导的小刀会起义；1854年7月陈开在广东佛山领导的三合会（天地会别系）起义；1855年夏张秀眉在贵州台拱厅（今台江）领导的苗族起义（见苗民起义），同年秋张乐行在安徽亳州雉河集（今涡阳）领导的捻党起义；1856年10月杜文秀在云南大理领导的回民起义（见云南回民起义），等等。它们有的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系，有的遥相呼应，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清起义高潮。
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和政策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印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洪仁轩手书联要求根据新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种一切财产公有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后半年，由于天京缺粮，形势紧迫，不得不暂时“照旧交粮纳税”以求取得粮食来救急，因而未能实行平分土地方案。太平天国对凡被称为“妖”的官僚和反对起义的地主，以及寺庙、祠堂的田产，一概没收。在“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下，对归顺的地主准许收租，但规定必须先认田登记，然后准领凭收租，而租额须受限制，并重新评定。但不少地方的农民在太平军的声威下，烧毁了“地符庄帐”，不愿再向地主交租，把租田当作自己的产业。有些地主明知领凭后仍收不到租，还要负担纳粮，所以不肯登记领凭。太平天国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顺应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采取“着佃交粮”的政策，向农民收粮。随着形势的发展，再进一步采取向农民颁发“田凭”（土地证），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
在废除私有财产制的原则下，太平天国曾实行过圣库制度。圣库制度萌生于金田起义。建都天京后，设立天朝圣库，所有资财都归圣库总管，个人不得私有。军民生活由圣库统筹，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领俸饷，生活供给大体平均。天京人民的全部生活，包括医药、儿童教育（设娃崽馆）、养老（设老人馆），全由圣库供给。这是太平天国在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供给制度。
与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是对手工业实行的“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这种制度以手工业官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即由政府集中各种工人，按技术分别设立营或衙，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生产，产品也由政府统一分配。
《天朝田亩制度》的另一重要内容——乡官制度，是根据《周礼》的理想社会组织而创建的基层政权构架。乡官分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各级。两司马管二十五家，是最基本的单位。其中设一国库，婚娶、弥月、丧事都照定额由国库供给，鳏、寡、孤、独、残疾也由国库给养；设一礼拜堂，每日教育儿童，礼拜日讲道理，并处理争讼、赏罚和保举等事。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分田，在经济上有同等地位，并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受教育，宣布“天下婚姻不论财”。建都天京后，又禁止妇女缠足，以解除对妇女肢体的残害。
在《天朝田亩制度》后六年颁布的《资政新篇》中，洪秀全手批要建造轮船，修筑铁路，兴办工厂，开采矿藏，奖励技术发明等等。这表明太平天国要吸收“外邦技艺”，把中国建设得“兵强国富”，“为东洋之冠冕”，与西洋列强“并雄”。
在文化领域，太平天国早在广西永安州时就颁行了自己的“天历”。建都天京时，毁孔庙，禁儒家书，打翻“至圣先师”孔子这个精神偶像。又提倡“文以纪实”，反对浮文典故。
在对外政策方面，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曾主张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反对民族压迫。建都天京后，英、法、美三国公使先后到天京访问，要挟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与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领导者拒绝外国侵略者的讹诈，告诫他们不要帮助清政府，向他们宣布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是“万国皆通商”，“害人之物为禁”（指鸦片），“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对于擅自闯进境内的外国兵舰立即开炮轰击，对走私贸易的商船加以制裁。1861年冬，英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准备大规模干涉太平天国统治。太平天国立即进军上海，传檄外国侵略者，倘敢“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太平军给予外国侵略者多次重大打击，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
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起义从胜利发展变为衰败的转折点是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
定都天京后，领导集团内的矛盾日益尖锐。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着意加强王权，要集大权于一身；东王杨秀清总理天国国务，往往利用天父降托特权挟制洪秀全，想夺取最高领导地位。同时，杨秀清个人权威思想恶性发展，对韦昌辉、石达开、陈承镕等起义首领也遍加打击。在太平军攻破向荣的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逼洪秀全承认他称“万岁”。9月，洪秀全下诏诛杨秀清。韦昌辉乘机扩大事变，大肆屠杀。石达开起兵讨韦。在平定韦昌辉之乱后，全朝推举石达开承接军师杨秀清职权。但洪秀全猜忌石达开，把石达开逼走。石达开带走大批精兵良将，脱离洪秀全，走上了分裂道路。从杨秀清被杀到石达开出走，前后经历半年多，太平天国大批将士被杀和脱离天京，初期的领导核心中只剩下洪秀全一人留在天京，实力大受损伤，政治上、理论上都受到严重打击。
后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后，1856年12月，西线的武昌、汉阳因粮尽援绝撤守，湘军水陆师立即东犯，兵临九江城下。在东线，清军重建江北、江南大营，1857年7月攻陷句容，12月攻陷镇江，进犯天京，李秀成像且宽掘长壕，坚筑高垒，连营百余里，四面合围。1858年4月，石达开放弃了百战经营的江西，太平天国面临的局势十分险恶。太平天国领导者多方支撑，大力扩军，又积极联络在淮河流域起义的捻党共同战斗。制止清军进攻天京，是太平军面前的首要任务。解除天京之围，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在西线击溃湘军，保住安庆，控制安徽；在东线消灭江南、江北大营。太平军在后起的杰出统帅陈玉成、李秀成的指挥下，这年9月发动浦口战役，攻破江北大营，扩通天京北岸交通。11月，挥师西上，在庐州（今安徽合肥）三河镇歼灭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从而稳定了战局。至1860年春，太平军用围魏救赵战略打垮江南大营，天京解围，乘势直追，克复常州、苏州和浙江嘉兴。1861年，大军入浙，12月克杭州。攻克苏、杭，占有苏南和浙江的大部分州县，使太平天国进入后期的鼎盛时期。但这种优势是短暂的，这时太平天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已与前大不相同。
太平天国兴起后，清朝原有的常规武力绿营已大半腐朽不可用。原有的当权人物，从皇帝起以至军机大臣、总督、巡抚等，大都平庸无能，不能形成对付太平天国的有力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乘奉命在湖南省办理团练的机会，编练新军即“湘军”，与太平天国对敌。从1854年起，屡与太平军在长江流域进行争夺战。但当时清廷沿“满汉大防”之惯例，并不重用曾国藩。1860年江南大营被消灭，东南局势大变，清朝不得已任用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又节制浙江。远比绿营有战斗力的曾国藩湘军乃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敌人。1862年（同治元年）春，曾国藩又命其门生李鸿章回合肥募兵，仿湘军体制建立淮军，并派去救援上海。清廷通过湘淮军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在中外关系方面，英法两国于1857年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和1860年先后以武力胁迫清朝政府订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获得了大量的权益，其中包括可在长江各口自由通商的条款。侵略者为了实现这些权益，决定与这时仍占领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天国为敌。清朝方面也决定和外国侵略者妥协，首先对付太平天国。这样，太平天国面临中外反革命势力公开勾结的严峻形势。
1860年冬至1861年夏，太平天国发起长江南北两路会师攻取武昌并救安庆之役，但遭失败。9月，安庆失陷。北路军统帅陈玉成退驻庐州，旋派军出征河南、陕西，他自己孤军被围，1862年5月突围走到寿州（今安徽寿县）时被执牺牲。至此，太平天国在长江北岸已无主力。在江南克复杭州后，太平军分五路向上海进攻。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由英国海军军官何伯、陆军军官士迪佛立指挥的英国军队，法国海军军官卜罗德指挥的法国军队，和美国流氓华尔指挥的洋枪队联合抗拒。曾国藩除派李鸿章率领新成立的淮军乘英商轮船去救援上海外，又派曾国荃率湘军从安庆向天京进犯，同时又派左宗棠率湘军从衢州图浙江。1862年春，太平军从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嘉定、南翔、奉贤、青浦、宝山一路扫荡外国侵略军，在奉贤南桥镇击毙法国海军军官卜罗德，在青浦擒常胜军即洋枪队副领队法尔思德，将英国陆军军官士迪佛立指挥的英、法侵略军围在嘉定城。士迪佛立焚城窜走。但这时曾国藩率领的湘军进逼天京城下，迫使洪秀全一日三诏，命李秀成把进攻上海的大军撤退回救天京，并将在浙江汤溪抗击左宗棠湘军的李世贤部调回作战。10月，苏、浙大军回天京，向逼扎天京城外雨花台的湘军猛攻四十多天，但不能得手。1863年2月，浙江汤溪失陷，金华、绍兴等地被迫撤守。李秀成奉命以“进北攻南”之策率大军渡江进抵皖北，但因赤地千里，饿死数万人，不得不从六安州（今安徽六安）撤回。6月，雨花台要塞失陷。在江浙两省，江苏李鸿章淮军和英国军官戈登带领的常胜军攻陷太仓、昆山，向苏州进犯。浙江左宗棠湘军和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组织的“常捷军”围攻富阳得手，继攻余杭，进逼杭州。12月，苏州、无锡相继失陷，常州告急。这时，沿江三千里，名城要隘已为敌占，浙东及苏松各属先后易手。清军抢掠焚烧，使太平天国区域变为荒圩焦土，渺无人烟。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太平天国政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天京已不能再守。李秀成感到局势严重，主张战略转移，放弃天京，西走江西、湖北，会合攻克陕西汉中的西北太平军，据西北以图中原。洪秀全不从，硬要死守天京。
1864年春，天堡城要塞失，天京对外交通断绝。原在苏、浙的太平军因无粮不能回救，开往江西就粮。回师急救天京的西北太平军赶回到皖北边境，因遍地饥荒，被迫停留。6月1日，洪秀全病逝，他的儿子、十六岁的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湘军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二十余丈，突入缺口，天京陷落。李秀成保卫幼天王洪天贵福乘夜冲出天京，自己领后队拒追兵。幼天王得走脱，李秀成被俘牺牲。是年秋，幼天王及干王洪仁在江西石城被俘，11月在南昌就义。
天京陷落后，京外太平军余部仍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在长江以南，由侍王李世贤等领导的部队转战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李世贤死后，余部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溃败。在长江以北，遵王赖文光用太平军编制改编安徽蒙、亳起义的捻军，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新军，纵横于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八省。1866年10月，在河南分为两路，赖文光统率东路军留在中原地区作战，梁王张宗禹统率西路军入西北、连结陕甘回民起义军。这支军队把历代农民流动性作战的战术发展为一种游击性运动战，在山东曹州（今菏泽）高楼寨歼灭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湖北钟祥俘虏淮军大将郭松林，在陕西西安灞桥歼灭陕西巡抚刘蓉部湘军，在湖北安陆打垮淮军名将刘铭传，在湖北蕲水（今浠水）杀死湘军大将彭毓橘，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疲于奔命。但由于流动作战所占地区旋得旋失，未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终为清军用画河圈地兜围战略所制。1867年12月东路军在山东寿光弥河覆败，次年1月，赖文光被俘，在扬州就义；8月，西路军在山东徒骇河覆败，张宗禹用智计走脱，不知所终。1869年5月，留在陕西的西路军袁大进部在保安县老岩窑全部牺牲。太平天国纪元告终。
在太平军覆没后，清朝统治者才得把兵力调去西南和西北镇压各族人民起义军。1872年，贵州苗民起义军被镇压。1873年，陕甘回民起义军被镇压。1874年，云南回民起义军也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此结束。
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和意义
太平天国规模之宏伟、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无可比拟的，而且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在起义的前途上也有了新的展望。太平天国宣布其宗旨是要建立“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社会。它的政权掌握在劳动人民之手。它的农村政策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后期颁布的《资政新篇》，指出了所设想的资本主义蓝图。凡此都说明太平天国起义是要改变封建制度，走出一条新路。
当时，清朝统治已十分腐败，资本主义各国还没有力量派遣大量军队到中国作战。因此，太平天国起义是具备成功的条件的。它的失败，不是对立面力量的强大，而是自己犯了致命的严重错误。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中就以血和泪写出了天朝之“十误”。太平天国之所以不能避免这些错误，是由于它仍然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它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利用宗教为发动起义的工具，而到了战争日益深入以后，这种宗教不但脱离了起义的需要，而且变为一条绳索，把一直要利用它的洪秀全越缚越紧，以致否定人力，造成人心解体。农民本身有狭隘性、保守性、私有性的特点，不能不受到封建等级思想的侵袭，因而在得到初步胜利之时就导致了天京事变，造成了致命伤。此外，由于许多不纯分子混入，有的地方权力落在他们手中，破坏了起义军的制度和政策，影响了一部分太平军部队的纪律，以致不能始终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支持起义的积极性。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激发了后人的革命精神，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为辛亥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它对中国近代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清末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又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等地的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虽然这个秘密结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历来把它当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难以发展。甲午战争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外国教会亦在山东扩展势力，纵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国教徒），遇有民教涉讼事件，它们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各地反教斗争接踵而起。义和拳遂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
湖南反教宣传品打鬼烧书图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山东冠县义和拳以阎书勤为首，联合直隶威县赵三多等，聚众烧毁红桃园教堂，占领犁园屯，震动了鲁、直两省的毗连地区，成为义和拳反帝斗争兴起的讯号。次年10月，朱红灯、本明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在平原县杠子李庄、森罗殿等处，与地方营队战斗，促进山东许多州县反侵略斗争的迅速发展。12月，直隶南部枣强县以王庆一为首的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冀州开元寺武修和尚亦率众焚毁景州苏古庄等处教堂。山东、直隶两省毗连地区的反教斗争连成一片。
山东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后，当地传教士要求清政府严加镇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则建议清政府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控制，并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后，企图瓦解分化义和拳，采取“分别良莠”的办法，对参加义和拳的一般群众称为良民，默许他们设厂练拳，对武装反抗的人则诬蔑为“匪徒”，捉拿惩办。张汝梅、毓贤的计划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有利于义和拳的发展。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成员和一般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使其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
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贫困和愚昧使他们的反抗斗争只能沿袭过去农民起义利用秘密结社的办法，采取设立神坛的方式发展组织，操练拳术，吸引群众。义和团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八门。其中乾字号（以黄布为标记）和坎字号（以红布为标记）力量最大（有些地方出现“中”字号），但各个字号之上以及每个字号本身都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集中的领导。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场或拳厂，是敬神、练拳、聚会、议事的场所。有的地方几个或更多的坛口之上有总坛口，它们之间也无统属关系。义和团的首领一般称为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也有称总大师兄和祖师的。各坛口往往各自进行分散的斗争，但当需要联合行动时，即使数百里外，也派人接应。义和团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和尚遭士、散兵游勇，也有少数封建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官吏，还有地痞、流氓卷入。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他们信奉的神祇除佛、道以外，还有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义和团散发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同时这些传单、揭帖中也带有迷信落后意识和盲目排外的情绪。
早在1898年反教会斗争兴起时，义和团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初期曾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但同时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以至后来因此受统治者的欺骗利用，最后被出卖。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与“抚”
义和团在山东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惧和仇视，他们指责地方官吏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士、教民，对毓贤尤为不满。1899年12月义和团口号“扶清灭洋”初（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国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卫右军统领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以便统带所部新军镇压反教群众。清政府接受了这项无理要求。袁世凯就任后，把镇压义和团当作主要任务，发出布告称义和拳“向干例禁”，要群众“传送首犯”，隐匿不报者作为窝主治罪。他命令各属悬赏购缉义和团，并派道府大员督同营队四出攻剿。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在黄河北岸领导斗争的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东、孙洛泉等先后被捕杀，山东义和团实力遭到重大摧残。
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起，清政府官员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主“剿”和主“抚”两种不同意见。前者认为义和团源自白莲教，必须严加取缔，坚决镇压，以防止事态扩大；后者认为对义和团采取高压政策，很可能对清朝统治带来严重危险，主张实行“招抚”，加以操纵利用。这两派意见交互影响清政府，使它举棋不定，对义和团的镇压忽松忽紧。1900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即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半个月，清政府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必须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表明清政府采纳了主“抚”派的意见。各国驻北京公使对这道谕旨反应强烈，断定清政府有意纵容义和团。法、美、德、英等国公使会商后，于1月底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3月上旬，他们又胁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中国不接受要求，各国公使将报请本国政府派军舰来华，实行武装干涉。清政府于是又颁布谕旨，命令直隶、山东督抚出告示严禁义和团。清政府的态度反复，同当时国内局势有关。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主政，幽禁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主持、拥护变法的官员或死或逃，或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虚弱。当义和团开展反侵略斗争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险，因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不能不有所顾忌。清政府利用义和团，还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和废立问题有关。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顽固派，力图废黜光绪帝，拥立载漪之子溥儁即位，以巩固权位，但得不到外国公使的支持。载漪等人计划受挫，蓄意进行报复。他们看到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巨大声势，又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幻想利用群众斗争来实现夺取皇位的目的。
清政府在“剿”与“抚”之间的徘徊，导致义和团在受挫于山东后，又将反教斗争转至直隶地区。当地官员对此虽十分惊恐，却不敢贸然进行武力镇压。义和团因此迅速发展。当清政府下谕旨明令在直隶严禁义和团后，直隶总督裕禄才调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所部六营及武卫前军邢长春马队两营到冀州、深州、河间等地镇压。义和团避实就虚，转向西北，势力大振。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裕禄惊呼“燎原大祸，恐在目前”，5月22日，涞水义和团会同安肃、义和团拆毁京津铁路定兴拳众，在石亭地方设伏，击毙淮军副将杨福同及清军多人。裕禄急调武卫前军杨慕时所部三营到芦保铁路沿线，又派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亲率所部到杨村、丰台实行镇压。义和团为阻止清军调动，破坏芦保铁路和电线。27日义和团进驻涿州城，“城头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老团、新团，时出时入，常有一万余人”，接着又破坏涿州到长辛店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逼近北京。义和团的空前发展，已使清政府既无决心、亦无可能在短期内将其镇压下去。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清政府在义和团问题上犹豫摇摆，各国公使决定用武力胁迫清朝统治者就范，遂调集停泊在大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于5月底、6月初分两批到北京。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又统率多国联军（史称八国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直趋北京，形势愈发紧张。时旅顺俄军一千七百人赶来参加西摩尔特遣军，因迟到滞留在天津租界内，待机出动。6月中旬，大批义和团亦准备进入北京城。清政府这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为了保住政权，必须作出抉择，或者利用义和团抵抗西摩尔联军，或者联合西摩尔联军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声势浩大，反抗斗争得到北京广大居民的同情和支持，部分北京驻军也倾向义和团，加之“扶清灭洋”的口号，更使清政府感到义和团无意与它为难，大可利用；而西摩尔联军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且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等奉命到使馆交涉，要求其中途折回，遭到坚决拒绝，更增加清政府的疑惧。清政府派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分批前往涿州“视察”义和团后，6月13日终于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准许他们进入北京内城。
当西摩尔统率联军自天津出动时，义和团拆毁铁路，阻挡侵略军前进。11日和12日，联军只前进40多英里，13日下午义和团与西摩尔联军在落垡、廊坊交锋。他们使用大刀、长矛、抬枪等落后武器，同侵略军浴血苦斗，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义和团在拆除通北京的铁路后，又破坏落垡以东的铁路、电杆，烧毁杨村大桥，断绝了侵略军同天津租界的交通和电讯联络，18日，董福祥统率的武卫后军（甘军）加入战斗。西摩尔联军遭到痛击，被迫撤退到杨村，夺得几只木船，运载伤员和辎重，顺流而下。其余军队沿河徒步向天津方向逃窜，一路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追击和堵截。22日，他们抢占西沽武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库，获得喘息机会，接着又被清军和义和团重重包围，直到26日才被天津开来的一支援军救出，狼狈逃回租界，死伤近三百人。西摩尔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
西摩尔联军被围后，与外界消息不通。6月15日，大沽各国海军将领会商营救办法，俄国提出各国军队联合夺占大沽炮台。16日晚，他们向中国守军发出通牒，限第二天清晨二时前交出炮台营垒，由各国接管，否则届时以武力夺取。大沽守将罗荣光断然拒绝。当晚，英、俄、日、德等海军组织突击队，在炮舰掩护下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守军英勇抵抗失利，炮台陷落，天津的门户被打开。大沽炮台失守消息传到北京，21日，清政府发布对外宣战的谕旨。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运动的大爆发，特别是义和团进入北京和清政府对外宣战，促使人民群众反帝斗争很快席卷全国。直隶全省、顺天府（治今北京）所属三十四州县，几乎全投入反抗斗争。山西五十多个州、厅、县，共拆毁教堂九十多处。内蒙古广大蒙、汉、回族群众积极参加进攻天主教堂的斗争，持续到9月中旬。山东拆毁曹州府大小教堂。东北地区群众破坏沙俄在奉天境内强修的铁路，焚毁吉林、长春、呼兰等处教堂。河南省黄河以南的教堂，除南阳、新野外，全被拆除。浙江秘密结社群众毁教堂，在衙州杀死教士多名。江西群众捣毁法、英、美、德教堂三十九处，湖南烧毁衡州天主堂，安徽宿松等处教堂被焚。江苏南京、福建厦门、广西象州、甘肃凉州等地出现义和团揭帖，号召进行反教会斗争。云南昆明群众烧毁法、英教堂，四川大邑、邛州、名山等地十多处教堂被焚毁。广东顺德、南海等地会党集合，焚毁教堂。贵州相梓县传习义和拳，分栅操练。陕西渭南哥老会捣毁华县等地教堂。天津派人到新疆的伊犁地区开场练拳。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上海租界内也“谣言繁兴，人心惶惑”，使侵略分子坐立不安。
天津义和团在大沽炮台陷落前，已焚毁仓门口、望海楼等处教堂。租界内的侵略军出来干涉。盘踞老龙头火车站的俄军炮击义和团，造成重大伤亡。曹福田统率的义和团进攻租界和火车站，揭开天津战斗的序幕。他们破坏铁路，阻击从大沽开来的援敌，顽强奋战。大沽失陷的消息传到天津，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参加战斗，炮击天津租界。大沽各国军队急速向天津进犯，企图与租界内侵略军会合。6月21日，义和团与清军击退俄美军队的联合进攻。23日，俄、英、美军两千余人强行闯入租界。英、美等国军队接踵赶到，人数增至八千以上。西摩尔联军逃回租界后，天津联军总数超过一万。他们组织力量反扑，对天津城外围发起攻击。27日，大队俄军联合英、美军队进攻海河东岸贾家沽的北洋机器局（东局子），守军顽强抵御后失利，机器局被夺占。6月底，张德成率静海独流镇义和团到天津参战，驻扎山海关内外的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也陆续开到天津。7月初，清军与义和团组织了一次联合作战。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马玉昆部清军进攻租界，曹福田为首的义和团攻击老龙头火车站，聂士成所部守南门外海光寺机器局（西局子），并派出一部分军队与练军进攻东局子。这次战斗，义和团与清军互相配合，打得主动顽强，使侵略军胆战心寒。
7月9日，各国军队联合进攻海光寺一带，聂士成率部迎战，中炮阵亡，海光寺西局子被夺占。聂士成勇敢善战，与租界敌军恶战多次，为侵略军所惧惮。当时人记载称：“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聂士成战死后，所部步马三十营多半溃散，天津城防因此削弱。次日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到天津主持战局。13日，联军大举进犯，炮轰天津城，全城大火。时俄、德军为一路，由俄军中将率领进攻东北角水师营炮台（黑炮台），另一路由日、美、英、法、奥军组成，约五千人，由日本福岛少将任指挥，从海光寺直扑天津南门。南门外原是水塘和洼地，义和团掘堤放水、顿成一片泽国。马玉昆部和何永盛部练军，凭城固守，炮击敌军。义和团在城外濠沟里和芦苇丛中阻击敌人，战斗中击毙美军第九步兵团上校团长及其以下军官多名，打死八百余人。这是天津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晚，裕禄在马玉昆等保护下，逃到北仓。14日，日本工程兵轰塌南门，敌军从城墙缺口攻入天津城，黑炮台也为俄军占领。天津失陷后，侵略军大肆焚掠，残暴罪行，令人发指。
天津陷落后，俄军统帅召集各国高级军官开会，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都统衙门”），企图由俄军上校担任行政首脑，其他国家表示反对，遂改由俄、英、日各派一名军官组成委员会（后来又增加德国军官一名）。这个机构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902年8月被撤销。天津刚失陷，俄国即抢占海河东岸近六千亩地方，划为俄租界，超过原来英、法、德、日租界的总面积。其他在天津没有租界的比利时、奥匈帝国、意大利要求建立租界，已占有租界的英、德、日则要求扩大，因此出现了帝国主义分割天津的局面。
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后，内部矛盾重重，对何时进犯北京争吵不休。直到8月4日，各国联军约两万人，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其中日军约八千，俄军四千八百，英三千，美两千，法四百，意、奥不满一百人，德军没有参加。侵略军兵分两路，日、英、美军为右翼，沿北运河西岸前进；俄、法、意、奥军为左翼，沿北运河东岸推进。当时没有统帅，商定每晚各国头目开会，制定第二天作战方案。清军为阻敌前进，在北仓修筑阵地，决堤放水，淹没西沽、北仓间的大片地段，并在有些地方布了水雷和地雷。次日，联军以日军为主进攻北仓。清军奋力抵御，毙伤敌军四百人，但北仓失陷。6日，英、俄、美军进攻杨村，清军迎战失利，裕禄自尽。清政府宣战后一个多星期，就指示驻外各使馆，要它们向各国政府保证，由它“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并命令军机大臣兼武卫军统领荣禄派人到外国使馆商议停战，后来又一再向俄、日、英、法、德、美政府乞情，请求它们出面调停。但清政府的一切求和活动都没有结果。8月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代表，电商各国停战，前线将领因而更无斗志。11日，联军逼近张家湾，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自杀。12日，侵略军占领通州。次日，俄军率先进攻东便门，日军随即攻朝阳门、东直门。战斗都很激烈，大队清军前去增援。广渠门守备空虚，英军乘隙攻入。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于次日清晨仓皇出逃。16日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战斗结束。慈禧在流亡途中，颁布“剿匪”谕旨，通令各路官兵剿办义和团，要做到斩尽杀绝。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烧杀抢劫。除侵略军官兵外，传教士、外交官和侨民亦有参与掠劫者。北京许多房屋成了瓦砾堆，被杀者的尸体到处可见。八国联军将北京全城分为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统治，镇压居民反抗。英、德、法等军继续派出部队，四出攻城略地。9月间，俄军占领北塘、唐山、秦皇岛等地，控制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德国元帅瓦德西又率领两万德军到中国，并任联军统帅。10月中，他派出德、英、法、意军队从北京、天津两路进攻保定。直到次年4月，瓦德西组织了四十六起“讨伐队”（其中三十三起为德军）四出侵扰，西至直晋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西北到张家口，南到直鲁边境。所到之处烧杀掠劫，无恶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