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身是谜的姜子牙
姜子牙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军事家，是西周开国的第一位大功臣，同时也是齐国的始祖，被后人尊为姜太公。姜子牙像其军事谋略和治国思想对于后世有很大影响。姜子牙在民间的知名度相当高，过去，哪个地方不够平安，或者需要镇凶避邪，只要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几个字，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可见这位老人十分了得！
姜子牙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姜姓，名望，字尚父，又字子牙，号飞熊。他是炎帝的后裔，因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赐姓姜，后掌管四岳有功，封于吕，古人曾以封地为姓氏，所以后人又把他叫吕尚，还有的称其为吕牙。因其官为太师，所以又称其为师尚父。他在史料中的名字比较多，而民间多以字称之，所以姜子牙的名声很响亮。
由于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多方渲染，姜子牙斩将封神，威力无比，成了仅次于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之类的超人，从始至终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比如，姜子牙的家在哪里？年寿多少？经历如何？他的著作是真是假？自古以来众口纷纭，至今也难形成统一认识。
这里，有必要先看看姜子牙的主要经历。综合有关史料，可以大致描绘出他的人生轨迹。
姜子牙青少年时代住在东海，家中条件大概不错，否则他不可能读书识字。后来，他做了商朝的一名小官。不幸的是生不逢时，遇上了殷纣王这样的昏君，纵有满腹经纶，也无用武之地。姜子牙一年又一年地空度岁月，“老却英雄似等闲”，不知不觉到了暮年。他在无聊中愤而辞官，那时没有退休金可拿，便在朝歌城里做起了生意。先是宰牛卖肉，很快蚀本，又开饭店，也挣不到钱。其妻马氏见他没什么出息，悄悄离家出走。
丢掉了家室之累，姜子牙开始周游列国。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好，便想实施伟大的政治抱负，决心寻找一位贤明之君，帮他把纣王搞掉。后来听说周西北侯姬昌胸有大志，且又爱惜人才，遂选定此人作为明君，要好好干一番事业。经过慎重考虑，姜子牙采取“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方式，坐等西伯姬昌前来聘用。他打定主意，在渭水兹源（今陕西宝鸡市）以钓鱼为生，传说这一钓就是九年！据《史记》以及传为姜尚所作的兵家经典《六韬》记载，姬昌一日外出打猎，在渭水之滨遇见姜子牙，因为有梦在先，认定此公就是辅佐自己的能人。通过与其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姬昌高兴地说：“我爷爷生前说过‘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这句话，先生正是兴周的圣人，我的太公盼望先生久矣！”当下尊称姜子牙为“太公望”，礼聘为军师。
姜子牙很快制定好兴周灭商的战略，先是率军打败西北方的西戎、混夷和泾水上游的密须、阮、共等国，随即兵锋东向，灭掉了黎国和崇国。接着，又把都城从岐下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县境内），经过五六年的西征东讨，西伯实力大增，这时已经“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了。然而姬昌未能实现灭商的宏愿，赍志以终。其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他十分尊崇姜子牙这位老军师，拜其为太师，称之为“尚父”。
周武王九年（前1068），姜子牙指挥大军东进，在黄河孟津渡口召开誓师大会。他左杖黄钺，右持白旄，高呼誓词，号令军队：“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大军很快渡过黄河。各部首领听说这一消息，纷纷前来靠拢，“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壮大了伐纣队伍。但是，过了河的周军很快又返回原处，姜子牙成功地指挥了一次灭商预演，史称这次军事演习为“孟津观兵”。
两年之后，周军准备停当，姜子牙劝周武王伐纣。周武王十一年（前1066，一说十三年）正月初三，武王和姜子牙率军沿渭水循黄河向孟津进发。据史料记载，周军有战车300辆，敢死队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一些友邦和南方8个小国也都派兵参战。次年二月，姜子牙率军抵达牧野，此处距殷都朝歌仅30里地。纣王发兵17万人（一说70万人）仓促应战，姜太公不顾年事已高，亲麾“大卒”从正面进攻，商军纷纷倒戈，纣王****而死，商朝宣告灭亡。姜子牙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
周朝建立以后，大功臣姜子牙被尊为太公，被封到齐地营丘（今山东临淄），国号齐，称齐太公。经他苦心经营，齐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翌年之秋，姜子牙去镐京（今陕西长安西北丰镐村附近）朝拜武王，被留下辅佐朝政。武王去世后，年仅13岁的姬诵继位，是为成王。纣王的儿子武庚趁机联络商朝贵族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姜子牙老将出马，同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率军东征，用三年时间平息了叛乱。在这场战争中，姜子牙受了重伤，加之年迈体衰，不久就去世了。
姜子牙的一生极不平凡，他胸怀济世壮志，然而屡屡碰壁，七十多岁方遇良机，八十余岁始为统帅，一百来岁仍然领兵杀敌，为周朝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他以一个钓鱼翁的形象名世，却又足智多谋，擅长用兵，是历代兵家尊崇的鼻祖，被涂上了种种神话色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著名人物。姜子牙大概没有想到，他留下了显赫的业绩，留下了永远不朽的兵书，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个难解之谜。
姜子牙的故里之谜
首先提到姜子牙籍贯的是《吕氏春秋·首时》，其中说他是“东夷之士也”。从《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看，这些人居住处即今山东乃至相邻沿海地区。姜子牙既为“东夷之士”，那么他的老家也就在这个地区。可是东夷的地理概念比较宽泛，其故里究竟在山东一带什么地方，还是弄不清楚。
司马迁对此做了研究，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所谓“东海上人”，也就是濒临东海而居。《孟子·离娄》篇里也曾提到这个问题，“（姜）太公避纠居东海之滨”，《尚书·大传》篇里也有类似说法，应该说很有道理。因为那个时代正是暴君肆虐，诸夷内叛的混乱时期，像姜子牙这样有头脑的人物，审时度势，隐居于东海边上，以为韬晦之计，不是没可能的事情。
司马迁的观点符合孟子的说法，然而“东海上人”依然缺乏具体地点。到了晋张华写《博物志》时，才找到了姜子牙的故里：“太公望所出，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唐代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时，详细说了姜子牙的故里：“海曲故址在莒县东百六十里”，“海曲古城有东吕乡，太公望所出”。后来元代的于钦写了《齐乘》一书，对此也作了考察，他再次认为：“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水名），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以上三家皆云“东吕乡”是姜子牙的故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西汉时即在琅邪郡的海曲县设有“东吕乡”，海曲县在东汉时改为西海县，其治所在今山东日照市西。姜子牙的故里“东吕乡”，即今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秦楼、石臼一带，这不仅符合姜子牙为“东夷之士”的说法，也同孟子、司马迁“东海上人”的观点完全一致。另从《日照县志》、《莒州志》及清代日照名士丁恺的《望奎楼遗稿·西海征》等方志史料来看，明代万历年间东吕乡尚有遗迹可考：秦楼街道的冯家沟村即“太公望所出”的故里，张家台筑有规模可观的姜公祠，因为年代久远，塌圮失修，这些遗迹已经找不见了。
姜子牙的故里真是东海边的东吕乡吗？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理由是早在汉代就有人认为姜子牙是中原地区的“汲县人”（今河南省汲县）。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在汲城东门北侧有姜太公庙，庙前碑刻上说汉代会稽太守杜宣、汲县县令崔瑗一致认为太公故里在汲县，并说他的旧居还保存着。
除此以外，在《汲冢书》上也明确写着太公为“魏之汲邑人”。《汲冢书》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在盗掘魏王墓时得到的一部竹简书，以漆书蝌蚪文记载了自黄帝到魏襄王2200年的历史，它比司马迁的《史记》早200多年，当然距离姜子牙生活的时期更近些，因而此说也更可信些。《汲冢书》出土第九年，也即太康十年（289），汲县令卢无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太公乃汲县人”的文字。汲县古来就有太公庙宇和祠堂，还有太公阁和太公故里吕村。此外，《太公庙碑》、《齐太公吕望表》碑、《重修太公庙碑》等古代碑刻也都记述了汲县是姜子牙的故里。后代很多学者赞同此说，认为姜子牙的故里非汲县莫属。
对此，元朝文学家王恽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汲县令卢无忌的说法未必可靠，后来者也是人云亦云。司马迁是很严肃的历史学家，对于姜子牙的祖居地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况且不是孤证，要否定姜子牙是山东人的观点证据不足，不必为此节外生枝。此外，《博物志·注》也明确说姜子牙出生在“海曲县东吕乡东吕里”，清代学者阎若璩同样认为“太公望出生地在山东东吕乡”。看来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清代，认为姜子牙是山东人者居多，对此似不必再费口舌。
可是许多学者认为问题不这么简单，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孟子·离娄》和《尚书·大传》说得很清楚，姜子牙是为防止纣王的迫害才迁居于东海边的。当初，要干番事业的姜子牙曾想效命于纣王，未受重用，后来他又因为提意见而触怒纣王，结果遭其追杀，这才卷起铺盖走人。中原汲县距离山东不是太远，姜子牙逃到东海边上定居完全符合情理。而“海曲县”之说，迟至唐朝时才首次提出，其根据从何而来？显然也是证据不足。还有的学者从姬、姜两姓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姜子牙无论如何不会是东海海滨人氏。
为什么姜子牙的故里有山东与河南之说？有人认为这不奇怪，总的来看先贤们的说法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把姜子牙的故里和他的迁居地弄混淆了。《战国策·秦策五》说姜子牙原先是商朝战败部落的首领，家居棘津（即河南汲县），因为得不到纣王的任用，一气之下跑到外地做了宰牛的屠夫。他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混饭吃的行业，后来听说西岐的西伯是个明君，又跑到渭水垂钓，被文王聘用，干出了一番伟业。由此看来河南汲县是他的老家，山东海滨算作游寓，尽管他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不能视为其故里。是耶？非耶？至今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姜子牙的年纪之谜
有人认为，姜子牙之所以被尊称为“太公”，除去他功勋卓著以外，就是因其高寿。而高寿正是人们的梦想，所以后世把这位长寿而又建立了伟业的老人看成能够祛病消灾、造福于民众的神仙。可是，姜子牙的年龄究竟多大？说法却不一致。
前面已经说过，姜子牙率军平定管蔡之乱以后与世长辞，史料中没有对他的死亡作详细记载，说明姜子牙去世时比较平静，可称无疾而终。他在辞世之后，其子顺利即位，是为齐丁公，这也说明姜子牙是正常死亡。《史记·齐太公世家》在说到姜子牙的寿限时只有一句话：“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这就是说他活了一百多岁。
司马迁说的对吗？不妨看看其他史料对于这个问题的记载。
《荀子·君道》说到周文王聘用姜子牙时这样说道：“夫人行年七十有二，然而齿堕矣。”周文王在位50年，算他在位40年时聘用这位军师，到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时，姜子牙该是90多岁的老人了。根据“太公吕望碑”引《竹书纪年》记载，姜子牙卒于周康王六年（前1021）。康王之前是成王，他在位37年。而成王之前的武王卒于牧野之战后二年，这样累算起来，姜子牙活了140岁左右。而屈原《楚辞·九辩》则说“太公九十而显荣兮”，意思是姜子牙遇到周文王时已经90岁了。照屈原之说推算，姜子牙至少活了160多岁，这对生活水平不高，卫生保健条件很差的周代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奇迹！
顾颉刚先生撰写《太公望年寿》一文，他认为这位军事家根本没有这么长寿，史料中记载的姜子牙年寿之数，都是战国时期齐国游士们的妄谈。所谓“太公”，原意为“老太爷”，只是一种尊称，可是后人误以为“太公”乃长寿之意。这种情况如同古代长寿者彭祖和老子，他们的名字中有“祖”有“老”，而且都活了八百多岁，由此希望这位太公活上一百多岁，也不算什么稀奇。
另外，从《诗经·大明》篇描写的牧野之战来看，姜子牙也不像老年人。诗中写道：“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骡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迅如奔马，疾如苍鹰，90多岁的老人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因此顾先生推测，姜子牙在牧野之战时年约30岁，死时80多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位著名军事家也算高寿了。
这样推断未尝不可，然而照此来看，屈原、荀子、司马迁等人的一些记述就不可信了。姜子牙究竟活了多大年纪，至今难有定论。
姜子牙的兵书之谜
历代皆知姜子牙为兵家之祖，说明他不仅仅有实战经验，在军事理论方面也一定有所建树。传说他有几部兵书传世，计有：《六韬》六卷、《阴谋》三卷（一说三十六卷）、《太公兵法》一卷、《金匮》二卷、《阴符钤录》一卷。在这些标明为姜子牙所著的兵书中，只有《六韬》的水平最高，名气最大，因而素为世人所重，其余不是失传就是假冒。如《太公兵法》，言辞鄙陋，议论浅薄，居然还有蹩脚的七言诗，显系后人伪托。
剩下来的就是《六韬》了。这是姜子牙的著作吗？最先提到这个名称的是《庄子·徐无鬼》，其中有“金版六韬”的记载。《经典释文》注说：“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由此看来至迟在战国初年，已有《六韬》这部兵书了。奇怪的是，司马迁撰《史记》和班固写《汉书》都未提及这部很有名的兵书，是当时已经失传？还是他们没有听说过此书？直到三国时期，《六韬》才突然冒了出来。《三国志·先主传》注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但《六韬》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直到唐代初年，长孙无忌撰《隋书·经籍志》，这才选收《太公六韬》五卷，并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六韬》。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如果真的如此，姜子牙著《六韬》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换言之，《六韬》也很可能是冒牌货了。
有人认为，不能因为《史记》、《汉书》不载《六韬》，就怀疑姜子牙未写此书，似此情况历史上也出现过。比如《孙膑兵法》，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记载，但至隋代就失传了，直到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重又发现其残简，能说孙膑没有写过这部兵书吗？
《六韬》在唐代传开以后，很受人们重视。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皇帝命令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订整理《六韬》、《孙子》、《尉缭子》等有名的7部兵书，结集为《武经七书》，从此《六韬》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谁知姜子牙的这部兵书时乖运蹇，到了清代竟被打入另册。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认为《六韬》是后人伪托之书。在《总目提要》中编者讲了四条理由：第一，该书“词意浅近，不类古书”。第二，书中说到命将出征时，有“君避正殿”之语，这种礼仪周初没有，到战国时才有。第三，书中所载“将军”之称始自《左传》，周初尚无此名。第四，书中对“阴符”的理解不对，姜子牙怎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问题不仅仅这些，后来又有人在书中发现了比比皆是的道家之语，如：“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为而自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等，这不像当时人的语言，更不是姜子牙的思想。由此断定，《六韬》一书并非姜子牙的作品，作者是谁难以察知。
这些分析确有道理，然而不能算作定论。现代一些专家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唐初刊出的《六韬》不是姜子牙的原作，但该书的框架结构和其中的观点很可能来自于姜子牙。其理由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也发现了《六韬》残简，说明秦汉时期即有此书，不可能是汉朝以后人的伪托。此其一。《六韬》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时期，那时战争频繁，兵书盛行，《六韬》成为畅销书之一，至秦汉之际仍然受到重视，当时人们并不以为是伪书，否则不会随主人陪葬。此其二。《四库全书》收录兵家类著作共19部，其中自秦汉至宋代之前只有两部，足见这一阶段兵学著作很是衰微，谁有兴趣和精力去替姜子牙作伪？此其三。
由此可以作出这样推断：姜子牙确实留下过兵书，而且受到后人的珍视。然而由于当时尚无印刷条件，需要手抄传看，抄录的数量不多，很有可能在流传过程中给散失了。可是人们觉得此书太重要了，而且当时的战乱形势很需要《六韬》，于是看过这部书的人们凭着记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了现在见到的《六韬》。就算是伪托，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否则历代兵家不会将具奉为经典，至今也不会流传两千多年。可见，这位事军家的思想和理论影响深远。
除以上这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外，在姜子牙身上还有一些难解之谜。比如：他是如何到两伯管辖区的？哪里是他的真正墓地？这些都需要人们进一步去探讨。
赵高为何能指鹿为马
鹿和马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动物，这一点连小孩子也不会弄错。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人在朝堂上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公然指鹿为马，奇怪的是大家还都跟着附和。皇帝觉得邪门儿，怀疑自己生病眼花，或是发生了神经错乱，遂让宫中执掌占卜的官员太卜前来占卦，万没想到太卜算了半天，也说此鹿是马。这种有意颠倒黑白、混淆事非的怪事发生在秦二世胡亥时期，导演这幕丑剧的是丞相赵高，从此历史上留下了“指鹿为马”的荒唐故事。同时，在这个故事的背后也留下了一个个难解的历史之谜：赵高如此胆大妄为，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赵高死后46天秦朝即土崩瓦解，这和专权乱政的赵高究竟有没有直接关系？
说到这些问题，应该先认识一下赵高，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从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和《史记索隐》记载看，赵高家是赵之宗属的远支，可是他的出身却很卑微，父亲因为触犯了秦国的刑律被处以“宫刑”，成为宫中的奴隶。母亲因受株连，没入官府当了奴婢。因为耐不住寂寞与人私通，接连生下了赵高兄弟几个。按照当时的法律，奴隶的后代仍然为奴，他们兄弟几个也被阉割，送入秦宫成了内宫厮役。
赵高生性狡黠，记忆力过人，对儒、法、阴阳之学皆有涉猎，尤精法家学说，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他决不满足当厮役的差使，悄悄做着出人头地的准备。他通过细心观察，认准了秦始皇执行的是“以法为教”的国策，“事尤无小皆决于法”。于是，赵高以吏为师，很快精通了繁琐的“狱律令法”，凡五刑细目若干条款无不烂熟于胸。后来他得到了靠近秦始皇的机会，只要一见秦始皇披阅案牍，就趋前侍候，凡遇疑义，赵高便大胆在旁参决，无一不合律令，这让秦始皇龙颜大悦。又见其生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遂提拔他任中车府令。这个职位品级不高，然而掌管着皇帝的乘舆、玺印和墨书等，是皇帝信得过的宦官头儿。这使他有了接触国家机密、易获皇帝宠幸的绝好机会。果然，秦始皇越来越赏识赵高，特意命第十八子胡亥认赵高为师，随他学习法律，“师徒”二人由此结下亲密关系。秦始皇目游万仞，精鹜八极，然而他不知道伏寇在侧，就因为这个疏忽，给大秦帝国埋下了祸根。
赵高很有政治眼光，他知道秦始皇的身体不好，必须考虑自己的下一步依归问题。经认真分析秦始皇二十多个儿子的情况，觉得最受宠爱、最易操纵的是其小儿子胡亥，于是赵高把心思都用在胡亥身上，为今后攫取更大权力做着精心准备。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秦始皇在东巡途中行至沙丘宫（今河北平乡东北）病危，遂令赵高作书通知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至咸阳会丧并嗣位，可是诏书尚未发出秦始皇就咽气了。赵高立即对丞相李斯威胁利诱，两人一起篡改了始皇帝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赐长公子扶苏自裁。接着，赵高又花言巧语劝说胡亥“尽除去先帝之故臣”，为了使秦二世放下心来做皇帝，连秦宗室的许多人也惨遭杀害。
从此以后，赵高开始毫无顾忌地抓权，“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引见《史记·李斯列传》）。由一名阉人而位至丞相，在秦以前的历史上十分罕见，文武百官是否服帖，赵高心中并无把握。为了试验自己的权威究竟如何，他亲自策划和导演了“指鹿为马”的丑剧，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被赵高紧紧攥在手里。不久，他又逼杀了二世皇帝，立秦王子婴为王。子婴为了防止重蹈秦二世的覆辙，命卫士用乱刀砍杀了赵高。在赵高死后第46天刘邦率军进至咸阳城郊的灞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捧着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短命的秦王朝遂告灭亡。
庞大的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这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他曾乐观地打算把皇帝位子传至万世，其结果二世而亡。后来许多人分析了秦朝覆灭的原因，认为最主要的是赵高乱政。持这种看法的人几乎历代皆有，其中不乏名士大儒。较有代表性的有：西汉著名作家桓宽，他在著名的《盐铁论》中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意思是秦王朝的翻车，是因为错误地使赵高执掌了驭马的嚼子和缰绳。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的《新书》、政论家陆贾的《新语》也持这种观点。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明代思想家李贽也认为秦朝的“二世而亡”是因为“胡亥任赵高”。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继续探究这个问题，他在《读通鉴论》中明确认为，秦亡实在是因为“托国于赵高之手”。
这些人都把赵高看做是导致秦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秦代头号大奸臣。这种观点代代流传，颇有市场，几乎成了看待和评价赵高的定论。因为就其所作所为来看，比如篡改遗诏、逼杀太子、铲除功臣、指鹿为马、欲图帝位等，随便抽出哪一条，都是祸国乱政的罪行。那么，赵高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作为秦朝的丞相，已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若有意引导秦朝灭亡，难道真想取而代之，过一过做皇帝的瘾吗？
这一点不能否认，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赵高本是个阉人，没有儿子，不一定想把皇位传之万世，但是做皇帝的念头他还是有的。赵高在“指鹿为马”之后，名为丞相，实为皇帝，可是他不满足于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在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时，要篡位的欲望最强，但是也最危险。赵高决定铤而走险。他让弟弟赵成为郎中令，掌宫廷警卫；女婿阎乐为咸阳令，乘秦二世祀斋望夷宫的机会，假传诏令调集卫士，发动了宫廷兵变。秦二世被迫自杀，赵高企图自立为帝，出出进进皆“引玺而佩之”，可是他没有想到“左右百官莫从”。赵高明白“天弗与，群臣弗许”（引见《史记·李斯列传》），不得已才立秦王子婴为帝。经过赵高这番折腾，大秦王朝摇摇欲坠，很快就被刘邦取而代之。
对于赵高乱政是要自立为帝的说法自古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赵高乱政，其目的是为赵国复仇，不是什么篡位自立，因而不能说赵高是奸臣，应该把他看做是“反秦义士”。这样，赵高乱政也就乱得有了道理。比如泷川在《考证》中转引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话说：“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乃自宫以进……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明代学者赵时春在《史论》中认为赵高本是赵国公子，“为秦擒乃宫”，他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遂“欲亡秦而报赵矣”。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中也说：“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与报仇，乃自宫以进，卒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清代剧作家吕星垣《下邳谒留侯庙》则云：“读《史记索隐笺言》，知留侯博浪之逃，赵高匿之也。”他进而叹道：“《索隐笺言》颇辨冤，鹿马计胜长平战。”
这些言论均不同于传统说法，其观点则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认为赵高是赵国公子，痛恨其国为秦所灭，决心亡秦而为赵国报仇。不同的是，有的认为赵高是被秦人抓住后，迫其受了宫刑，从而产生雪耻报仇之心；有的则说赵高是“自宫乃进”，制造打入秦中枢的条件，实施自己的报仇计划；赵高藏匿了刺杀秦始皇的张良，效法卧薪尝胆的勾践，要像张良那样，誓死为故国报仇。
以上说法尽管有些出入，但总起来看，也有各自的道理。因为从《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等史料看，确实可以找到有关证据，而这些证据足以说明，赵高是在有目标、有步骤地实施他的乱政计划，终于达到了亡秦的目的：
第一步，乱言诱骗二世，使其不理朝政。赵高为了抓取最高权力，必须把皇帝支开，他哄骗秦二世说：“天子之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对于这位帝师之言，二世毫不怀疑，从此不坐朝堂，只居禁中享乐，大事小事都由赵高说了算。第二步，怂恿皇帝享乐，推进严刑峻法。二世本是纨绔公子，无心治理国家，只图个人安乐，赵高紧紧抓住秦二世的特点，将其引入歧途。比如二世燕居之时，把这位老师找来，询问长久享乐妙计。赵高想也没想就说：“严法而苛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致收族……陛下皆肆志宠乐矣，计算出此。”二世当年随赵高学的就是法律，觉得这话在理，遂进一步修改秦律，弄得百姓个个不安，官员也是人人自危。同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尤其是歹毒的连坐法，使许多无辜者丧命，令人不寒而栗。“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乃作战”，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第三步大力排斥异己，剪除股肱重臣。要想篡权乱政，必须扫清障碍。其中赵高最痛恨的是蒙恬、蒙毅兄弟，不仅因为他俩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人物，而且蒙氏兄弟还曾给赵高带来屈辱。“（赵）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教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引见《史记·蒙恬列传》）。赵高差一点成为蒙毅的刀下鬼，爱记仇的赵高岂肯饶了蒙氏兄弟？再就是丞相李斯，他本是赵高导演沙丘谋变的同谋者，也是最危险的知情人。现在李斯失去了利用的价值，除掉他，就等于搬走了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于是赵高给李斯罗织了其子李由谋反、本人因未加爵不满和想要篡权自立三大罪状，使其被腰斩于市，并灭其三族。赵高对于敢于进谏的右丞相方去疾、将军冯劫等人也不放过，逼迫他们一个个自杀而死。第四步，翦灭秦室宗亲，杀害世族勋戚。赵高不仅滥杀大臣，对于嬴政的后人也不放过。他在二世面前进谗言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二世听信这番鬼话，让赵高放手惩治，结果二世诸兄弟中有6人被戮死于杜地（今西安市东南），有12人被斩于咸阳，公主中有10人被害于杜县（今陕西长安县西）。秦二世的另一位兄长公子高，自知难免一死，为免灭族，只好上书甘愿为父王殉葬。另一些为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做出重要贡献的勋戚也被赵高逼杀殆尽，财物统统没官，连坐者不可胜数。第五步，隐瞒军情不报，自毁秦军主力。刘邦、项羽反秦军起，形势万分危急。秦二世三年（前207），秦将章邯率20万大军抵御项羽，驻军棘原（今河北巨鹿西南），二世多次派人指责章邯进军不利。章邯恐惧，速派长史司马欣去咸阳陈述军情，赵高避而不见，也不让他参见二世皇帝。司马欣惧祸逃走，赵高立即派人追捕，章邯觉得胜利无望，干脆投降了项羽，全军一齐倒戈，成为反秦的精锐。
到了这个地步，大秦帝国已经成了空壳，中央政府也仅是个摆设，赵高通过“指鹿为马”，确信无人敢和自己作对，而刘邦大军正向咸阳步步进逼，他感到推翻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毫不迟疑地逼杀了秦二世。赵高决定让二世的侄子子婴即位，但不准再称“皇帝”。其理由是：秦原来也是一个小国，到秦始皇才统一六国而自称为帝。现在六国又一个个复立，秦帝国名存实亡，其君主不可再称皇帝，只能降格为王。子婴被迫接受这种羞辱，却与儿子密谋：“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赵高精明一世，却在这时疏于防范，亲自去斋宫看望子婴，遭到乱刀砍杀，也被夷灭三族。
子婴杀了赵高，已经与事无补，当刘邦大军攻来时，文武百官没有一个再肯效命，子婴只好以组（印绶的带子）系颈，在轵道（秦驷亭名）旁迎降，威震天下的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赵高虽然没有看到子婴请降的狼狈样子，但是他乱政亡秦目的已经达到，为赵国也为自己报了不共戴天之仇。仔细看看赵高的乱政过程，可谓计深虑远、绞尽脑汁，让人扼腕的是，他的这一整套亡秦计划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居然一步一步地全实现了。尤为可惜的是，治国能手李斯，无敌大将军蒙恬、蒙毅，还有英勇善战的章邯等人，不是被赵高诬陷杀害，就是被他逼得投敌。这些叱咤风云的人杰竟然败于阉竖之手，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司马贞所说赵高乱政是“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仇之举”，还有吕星垣说的赵高藏匿张良之事，颇具传奇色彩，但找不出什么依据，只好存疑不论。但是，当刘邦大军进逼咸阳时，赵高派人与刘邦联络，提出灭秦“欲约分王关中”的事情是确实有的。对此，《史记·秦始皇本纪》及《高祖本纪》均有记载。如《秦始皇本纪》：“（二世三年）八月，……沛公（刘邦）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赵）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己身，乃谢病不朝。”《高祖本纪》也载：“（沛公）遣魏人宁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刘邦先派使者联络赵高，可是“（秦）使者未来”，这说明没有结果。“及赵高已杀二世”，赵高才派人与刘邦联系，明确提出了“欲约分王关中”的条件，因为杀了秦二世，有了见面礼，也有资格提这种条件。这一点，在《秦始皇本纪》中也可得到印证：“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这里的“王关中”显然是指赵高为王。如此看来，身为丞相的赵高与推翻秦朝的刘邦勾勾搭搭，并且做出了逼杀秦二世的实际行动，这就不能仅仅用乱政来看待赵高的行为，而是他与刘邦结为同盟军，或用里应外合的方式，共同灭亡秦帝国了。
后人认真分析了司马贞、赵翼和吕星垣等人的说法，认为他们所说的赵高欲为其故国报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在《史记》三家注中“索隐”部分，找不出他们说的这些内容，如果他们根据的是什么“孤本秘籍”，那也让人难以相信。毕竟这种说法和《史记》的有关原文相差太大了。不错，唐代司马贞和清代赵翼都是很有名的史学家，然而《史记索隐》和《陔馀丛考》，其史料价值与《史记》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中明确宣称“探求异闻”，这就有些猎奇的味道，其史料价值应打折扣。《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不能想当然认为其是“赵诸公子”，此处“诸赵”一语，犹如《史记》、《汉书》中常用的“诸吕”、“诸窦”。这里的“赵”是姓氏，而不是原先的赵国。而“诸赵”是指秦国王室，因为秦王室虽姓嬴，却又以赵为氏，这是古代的姓氏习俗。这一点在《史记》中也说得很明白：“秦之先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更明确说：嬴政“及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样看来，“诸赵疏远属也”即说赵高是秦王室的远支，并不是说他是赵国的什么公子，没有复国报仇的任务，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与报仇”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至于赵高是“为秦擒乃宫”，还是“自宫以进”，这一点已很清楚。既然赵高不是赵国的公子，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他之所以成为“宫人”，完全是受刑犯父亲的连累，这也就成为他仇恨秦朝政权，杀尽嬴政子孙，进而推翻这个大帝国的主要原因。
或许有人要问，赵高既然被阉，他怎么会有女儿、女婿？前面说到的那位咸阳令阎乐就是他的爱婿，在逼迫秦二世自杀中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京剧传统剧目《宇宙锋》中，有个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皇帝为妃的情节，这个女儿是哪里来的？有人以为此女可能是赵高的义女，或是他在受宫刑之前生的孩子，此属细枝末节，不必细究这类问题。
总起来看，赵高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祸国乱政也非一两个方面的原因。史家常论，秦朝之亡在于****，而这个赵高就是制造****的老手。赵高一生的所作所为悖理太过，无论怎样看他，都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
萧何何处追韩信
汉高帝五年（前202）五月的一天，刚做皇帝三个月的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与文武大臣宴饮。酒酣饭足之时，刘邦让大家直言汉所以得天下的原因。高起、王陵各抒己见，但没有讲到刘邦心里，他随即纠正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萧何像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引见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总结出的得天下之原因，堪为肺腑之言。他所提到的子房（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物，确实为人中之杰，他们在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南征北讨，东荡西除，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代军事奇才韩信，系由一个乞食无赖的混混，几换门庭，终为刘邦所用。他指挥的暗渡陈仓，平定三秦；背水一战，平复赵地；下燕取齐，连战连胜；十面埋伏，大败项羽等著名战役，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典范。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差一点从刘邦的麾下偷偷跑掉，如果不是萧何慧眼识才，并果断将其追回，不仅韩信的个人历史将会重写，楚汉相争的局面也会改观，刘邦能否很快登上皇帝宝座，也就很难说了。民间传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戏剧舞台上也有这一传统剧目，这件事情已经成了爱才、惜才和不拘一格用才的代名词。其中有些情节虽然经过加工渲染，但基本框架没有大的改变，《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明确记载。其情节大体是：
韩信起初仗剑投奔楚将项梁，不久项梁战死，又改投其侄子项羽，任执戟郎中。他多次谏言献策，未被项羽采用。汉王刘邦入蜀时，韩信离楚投汉，当了一名连敖小官。后因触犯法律，论罪当斩，幸被滕公夏侯婴撞见，见其出语奇特，相貌不凡，免其死刑并推荐给了刘邦，被任为治粟都尉，管理粮草钱财。韩信与萧何交谈，说了天下大势，萧何方知他有非凡之才，遂再荐于刘邦，刘邦却仍然没有重用韩信。汉王部下多东方人士，思念故乡，跑掉了十几位军官。韩信知道刘邦不重视自己，便乘月夜也逃跑了。萧何得知这个消息，不及禀报就去追赶，两天之后才返回驻地。刘邦气得责骂萧何：“逃亡的将领以数十计，你不去追赶，为何独独去追韩信？”萧何道：“跑掉的诸将皆容易得到，而韩信却是举国无双的人才。如果你想长久做汉王，可以不用韩信；若想称王天下，非用韩信不可！”
经过萧何耐心说服，刘邦终于同意以隆重礼节拜韩信为统兵大将。选了良辰吉日，斋戒设坛，恭恭敬敬让韩信执掌了帅印。韩信与汉王认真分析了项羽的优势和劣势，献上平定“三秦”之策，议定各路将军进兵攻击的目标。从此韩信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汉家基业立下了盖世奇勋。
以上就是正史中“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的由来。在其他一些史料和野史笔记中还讲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另一些情节：韩信负气出走时，给萧何留下一首诗，感谢萧相国的知遇之恩。萧何知道韩信出走的消息已是第二天中午了，他迅速赶到城东门，问了守城官才知道昨天下午确实有位将军身背宝剑，骑一匹青鬃马，由官道向东而去。这时夏侯婴也赶来了。萧何二话没说，拉过他的马就追出城去，走到一个三岔路口，问了一位樵夫，才得知韩信刚过去一个时辰，大约跑出去50多里路。此时月亮已经升起，大地一片银辉，萧何沿着小路急迫，终于追上正在徘徊寻路的韩信。然而不管怎样劝说，韩信执意不回。情急之下，萧何竟然跪在韩信面前说，汉王如果再不予以重用，就和韩信一起逃走。韩信为萧何真情打动，当即拨转马头，随其一同返回汉营。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这段佳话，千百年来被无数人所津津乐道，然而对于萧何在哪个地方追上韩信，人们的说法却很不一致。
“截贤岭”说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得很清楚：“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当发生在蜀地。汉王刘邦元年二月，项羽分封刘邦为汉王，管辖巴、蜀、汉中三郡，王都设于南郑（今陕西南郑县）。韩信正是在这里逃离刘邦，古米仓道上的“截贤岭”，即萧何追上韩信之地。
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宋祝穆《方舆胜揽》和《陕西通志》、《南郑县志》等记载，秦汉时期由陕西汉中到四川巴中，其必经之地为米仓道（属今南江县境），此路坎坷难行，常有野兽出没。米仓道上最高的是“孤云”、“两角”二山，东西对峙，其势险峻。谚云：“孤云两角，天去一握。”要想从蜀地东归，插翅也难越过这里。在这两山之间，有座不起眼的“截贤岭”，韩信至此下马步行，想不到被萧何拦截在这里。民间传说此处原名“仙台山”，因为萧何、韩信的故事才改了名字。后来人们在此建了“淮阴侯祠”，许多韩姓人来这里祭祀。唐代杨雄在集州（今四川南江县）当刺史时，专程到“截贤岭”凭吊，立下了“汉相国萧何追韩信至此山”石碑。此碑在北宋末年移入南江县学，后来在战乱中被毁。
“褒斜道”说
自秦汉以来，“褒斜道”即为秦岭南北交通要道。这条路比较好走，一路上不断人烟，韩信如从安全角度考虑，很可能要选择这条路走。在汉中褒城以南18里处立有汉时“萧何追韩信”的石碑，有人认为这是萧何追上韩信的证据。其实古代的褒城之路并不好走，此处凿石架空，飞梁阁道，筑有阁栈2892间，有“石门天险”之称。《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了这个地方：“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由此可以看出褒斜道位置的重要，同时也看出这段道路的狭窄。韩信若由蜀地经汉中北行，此处也是必经之地。萧何熟悉这一交通要道，判定韩信非走此路不可，因而能在这里追上韩信。不过，“萧何追韩信”的石碑并非汉代所立，此碑换了几块，如何认定这里就是萧何追上韩信的地点，尚待进一步考实。
“马道街”说
马道街在今陕西省留坝县。据清代嘉庆年间修撰的《汉中府志》记载，马道街附近有条马道河，古代称“寒溪”。韩信从汉中出走行至这里，恰逢溪水暴涨，夜间无船不能渡过。正在焦急徘徊时，被急急赶来的萧何追上。韩信眼看过溪无望，又被萧何的诚意打动，只好答应回去看看再说。想不到回去真被拜了大将，韩信施展军事奇才，成就了刘邦的宏伟帝业。有人写诗叹道：“不得寒溪一夜涨，哪有汉家四百年。”说的就是萧何在此追上韩信的事。清嘉庆十年（1805）和咸丰五年（1855），有人在马道河边立了石碑，称此地为“萧何追韩信”处，并记载了其中的一些情节，说得如见如闻，不由得人不信。
“西流河”说
汉中市西南约500里处，为古代宁羌州境（今为陕西省宁强县）。这里有条西流河，又名“韩溪”或“寒溪”。据清代道光年间修撰的《宁羌州志》载：萧相国夜追淮阴侯至此，故西流河称为“韩溪”。其情节与“马道街”有些相似。在县城西旧时有“韩王庙”，县城内有“韩王祠”、“归汉桥”等，都出于“萧何月下追韩信”之说。在这里还流传有这类民间故事，如说韩信去意已决，萧何怎么也说不转他。就在韩信继续前行之时，其青鬃马不小心陷进了土坑，一下折了马腿，韩信再不能走了，他仰天长叹：“汉王当兴，天留我也！”这才无奈跟了萧何回去。韩信的陷马坑至唐朝尚有，唐末一场大水给淤平了。据说当时的乡绅曾在此处立碑纪念，可惜这碑也弄没了。
以上四种说法各不相同，然而又各有道理。不过，这些说法大都出于方志，而且这些方志又多修撰于清代，如何能说准汉代的事情，不免使人生疑。况且旧时乡贤遗老撰写方志，只要有利于本地的人物事件，大都兼收并蓄，甚至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者也不鲜见。这就使得许多材料真假莫辨，难以为据。如同萧何追韩信之事，究竟哪个地方真实可信，不能单凭一两条材料即来认定，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作具体分析。
韩信出身于贫困家庭，少小无行，曾寄食于漂母，受过胯下之辱，然而他却是个不甘雌伏之人。秦末群雄逐鹿的****局面，为韩信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他仗剑从军，几换门庭，就是想找一个能够理解他、器重他、任用他的贤主明君，而决不是只求个普通人的栖息之所。在未遇到值得效命的人之前，他是不会甘心屈就而坐失良机的。既然决定要逃走，首先必须确定要逃的方向。当时刘邦暂在汉中就国，但他不会就此罢休，对此项羽也很清楚。为了防范刘邦，项羽牢牢地控制着“三秦”大地，这个局面韩信了如指掌。一般来说他不会过马道，越秦岭，向北再投项羽。说不定项羽正暴跳如雷地抓逃兵，这样岂不是自投罗网？
向北是危途，那么向西走宁强，过嘉陵江，或者由宁强向南入川行不行呢？韩信恐怕也不会在这两个方向上动心思。因为向西或入川北，则为羌、氐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韩信不可能在这里打“游击战”，也拉不起大队伍来，他到这里做什么？而且向西或向南，要越过“铁锁关”、“阳平关”，这里仍然属于刘邦的势力范围，一旦遭遇认真盘查，露了马脚可怎么办？
剩下的方向是向东走了。其实这条道路也不好走，却有可能是韩信的惟一选择。从《读史方舆》记载看，“自南郑县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米仓南临中巴，北瞰兴元（今陕西汉中），实为孔道”。前面说过，要走米仓道，必经孤云山和两角山之间的“截贤岭”。这条道路虽然险峻，却是当时的交通要道，行人较多，食宿方便。由兴元到巴州不过500里地，如乘快马，要不了多长时间。重要的是，韩信还想投靠新的主人，当时新封的常山王孙耳、河南王申阳、九江王英布、临江王共敖、衡阳王吴芮等都在招兵买马，意欲一展宏图。韩信投靠他们，有可能获得重用，从长远来看，这是正确打算。韩信颇有战略头脑，不会不考虑这点。所以由南郑东向汉中，走米仓道，经南江，东归荆楚，或向河南，或至鄂西，或入川东，有着广阔的选择余地。由此看来，韩信悄悄离开刘邦极有可能策马向东，萧何若是随后紧迫，当在“截贤岭”追上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载：“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从时间和路程上推算，都合情理。因而北宋诗人孙仲远发感慨道：“小桥上有寒溪字，人道萧何追信时。英雄只从东向去，区区西走欲何为？”明代陕西戏剧作家康海也赞成韩信东走的观点，写了“将军东行喜皓月，怎知贤相在后追”的诗句。由此可见，韩信西过“小桥”和北渡“寒溪”皆是传说，而英雄东向才比较符合实际。
另外，从汉中、南郑的历史上看，“英雄东向”并非韩信一人，其他一些名人也多做这种明智的选择。比如：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领兵进击汉中，天师道起义领袖张鲁为保存实力，率部经米仓道过“截贤岭”至巴中；三国时魏将张邻进犯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被蜀将张飞打败，张邰也是经此处向东逃遁的；晋咸康二年（336，成玉恒二年），成李寿击败晋汉中司马勋，这位大将军也是东向而走的；南宋开禧三年（1207），汉中军阀吴曦向金称臣，四川宣抚使程松由汉中潜往阆州（今四川阆中市），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可是自从南宋以后，这条繁华了千余年的米仓道由于不利于车马，以致行人越来越少，渐渐废弃不用，也很少有人提到它了。然而不久，米仓道又被派上用场。元宪宗蒙哥西征时，命总把官李进开辟道路。李进由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渭水北岸）人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度米仓关，伐木开道700余里，由此大兵入川，又热闹了一阵。然而这条道路毕竟山高林密，异常险峻，元军用过之后，还是被废弃了。后来，从汉中入川又开辟了马道街、宁强这条路线，许多人以为汉丞相萧何追韩信的故事应该发生在这条路上，并勒石立碑，说得煞有其事，还附会出一些人造古迹，实际上经不住推敲。可是人们还是以讹传讹，居然传出了四种说法，究竟孰真孰假，该是不辩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