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吉祥谎言，讨得皇帝欢心
安禄山通过频繁接触玄宗，知道他迷信思想严重，便不断编造一些带有吉兆的谎话，借以表白自己的忠心。比如一次他当面对唐玄宗说：去年（天宝元年）七月，营州境内发现了很多害虫，蚕食禾苗，威胁收成，我便焚香祝天，虔诚说道，“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祗，愿使虫散”。语罢，就有一大群鸟从北方飞来，食虫立尽，这件事臣觉得上天有灵，请史官记下。唐玄宗听了这种胡说八道居然信以为真。还有一次更是荒诞无稽。安禄山为以边功邀宠，主动挑起与北方奚和契丹的战争，奚与契丹则杀掉和亲的唐朝公主作为报复。安禄山有些害怕，多亏进击契丹获胜，遂上奏玄宗说，梦见早已去世的镇边大将李靖、李责力，他们向我求饭吃，于是在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唐玄宗认为这是好的兆头，竟然连他的梦话也相信了。
此外，安禄山还利用一切机会向玄宗帝献媚，以示对他忠心耿耿。一次众臣奏事，安禄山本来无事可说，灵机一动，临时说了这样几句：“臣生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玄宗以为他这是真心话，也劝慰了几句。安禄山面见太子，立而不拜，左右劝他下跪，他仍拱立说：“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当随从们告诉他太子是日后的皇帝时，安禄山狡黠地说：“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一句话就把唐玄宗说得飘飘然，竟然信以为真。还有一次是在君臣观看舞蹈时，唐玄宗见安禄山肚皮很大，便戏谑着说：“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安禄山立即对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这句话使唐玄宗浑身通泰，乐不可支，以为安禄山真是一位少见的大忠臣。
不断向朝廷进贡，迎合皇帝嗜欲
安禄山通过对唐玄宗的观察，得知他喜欢臣下贡纳，有礼来者不拒。比如杨贵妃生日，剑南专使送来上好锦绸，“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那人不久就升了官职。又如，为了迎合玄宗皇帝音乐嗜好，解决制作乐器的原料，蓝田玉、和田玉、范阳玉络绎不绝于长安道，凡送这些东西的人都不同程度得了好处。安禄山深得行贿精髓，岂有不送之理？他知道玄宗皇帝喜好道教，先在这方面投其所好，于是专门进献山石功德和幡花香炉等礼物。唐玄宗十分高兴，命人将其放置在大同殿，每天早晚两次派人拜谒。安禄山又及时进献玉石天尊神像，并请求放在道场为皇帝保佑。唐玄宗爱不释手，把它放在内暖殿，有空就顶礼膜拜，对此格外喜欢。
唐玄宗修华清池，安禄山预先做了精心布置，华清池刚一竣工，他就千里迢迢送来美玉雕成的莲叶、荷花、鱼、雁、鸭等安放池中。这些玉雕选材精细，工艺高超，放在池中真假难辨，杨贵妃乐得合不拢嘴。安禄山趁热打铁，又送来上百支玉箫，一次性改善了梨园的乐器装备，唐玄宗和杨贵妃都夸奖安禄山会办事。
安禄山的根据地在北疆，他向朝廷进献的主要东西就是牛羊、骆驼等土特产，动辄十数万计，甚至百万计，另有俘获的人口等，“每月进奉生口驼马鹰犬不绝”，几乎成为一种制度。此外贵禽奇兽、珍宝异物有了就送。因为路途遥远需要很多郡县中转，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最有排场的是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十七日的进贡。这天，安禄山派他的儿子、时任范阳节度副使的安庆绪向玄宗进献3000名俊男靓女和大量财物。按照安禄山的吩咐，所有被俘的女人穿上漂亮的锦缎服装，戴上假胡须供人参观，而大量的金、银、锦、驼、奚车等物品布满了宫阙下面的空地。唐玄宗看了觉得十分开心，当即给安庆绪提升了官职，并设宴招待随从将士。宰相杨国忠、韦见素等人多次在玄宗面前提醒安禄山要反，但唐玄宗怎么也不相信。直到天宝十四年（755）五月，安禄山要求朝廷用蕃人将领32人代替汉人将领，玄宗皇帝这才感到事态严重。遂暗派宦官辅琳到安禄山的大本营察访，安禄山大肆向辅谬琳行贿，辅回朝后极言其忠，又一次迷惑了玄宗皇帝。直到当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起兵反叛，玄宗才如梦方醒，可是已经晚了。
屈尊以“养儿”身份取得杨贵妃宠信
安禄山深知，杨贵妃宠冠六宫，博得她的欢心，也就获得了玄宗皇帝的宠信，于是极力讨好和巴结杨贵妃就成了安禄山重要的外交方针。关于他与杨贵妃之间的关系，正史中说是“颇有丑声闻于外，上（玄宗）亦不疑也”。历史上确有许多这类传说，有的秽不可闻。在唐代野史《安禄山事迹》中，就有杨贵妃与安禄山暧昧关系的记载。由于二人经常见面，“禄山心动”，“及动兵，闻马嵬之变，不觉数叹”。在古代戏曲中也有这方面描写。元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杨贵妃就露骨地对安禄山说：“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安禄山同样露骨地说：“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元代另一杂剧《天宝遗事》则具体反映了二人私通的丑闻。正史、野史和文艺作品中都说到了安禄山与杨贵妃的这些秽事，其中免不了虚构渲染或艺术加工，但不能否认安禄山与杨贵妃确属不一般关系。
据《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当安禄山知道杨贵妃的重要地位后，“禄山请为（贵）妃养儿，帝许之”。其后每次奏对入见，就先拜杨贵妃，玄宗不免奇怪，安禄山回答说：“蕃人先母后父。”玄宗听了十分高兴，诏命安禄山与贵妃的哥哥杨銛和杨氏三夫人结拜为兄弟姐妹。玄宗还特意在勤政楼自己座位东边给安禄山设了一个大大的金鸡帐，让他坐在那里，像一家人的样子。连太子都认为对安禄山娇惯过分，担心发生不测。大诗人白居易写了“金鸡障下养为儿”的诗句，讥讽的就是这件事情。本来“养儿”在唐代是种很流行的风俗，可安禄山比杨贵妃年长18岁，却甘心给她当养儿，这就成了一件稀罕事。
这种畸形的母子关系不合人伦常理，难免会做出荒唐之事。天宝十年（751）正月初一，适逢安禄山生日，这天，唐玄宗和杨贵妃都给这个养儿丰厚的赏赐，甚至连盛山珍海味的器皿也一并赐与。这样似乎仍不尽兴，过了三天，又召安禄山进宫，杨贵妃用锦锻做成特大的襁褓把安禄山裹住，让宦官和宫女们用彩轿抬起，欢笑声撼天动地。唐玄宗惊问后宫搞什么名堂，左右报告说：“是贵妃娘娘为养儿安禄山举行三日洗身礼。”玄宗放下公务，立即到后宫观看，大家都乐成一团。玄宗赐给贵妃许多“洗儿”金银钱，同时又重重赏赐了安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传出了不少丑闻。
安禄山雄伟肥壮，肚皮垂过膝盖，他乘坐的马匹能负5石（约合600斤）的重量才行，否则马会累得趴下。唐贵妃格外喜欢这样肥重的男人，她与安禄山不仅在宫内乱搞，在京城外的华清池也有****行为，而且从中还有发明创造。一次，安禄山把杨贵妃抱在怀里，在其胸部肆意揉捏，一时兴起，竟把贵妃的****抓出了累累伤痕，弄得无法向玄宗皇帝交代，只好以红锦缎遮在胸前，美其名曰“诃子”，又叫“肚兜”，发明了最初的“乳罩”。成语“禄山之爪”也由此而生。安禄山曾得意洋洋地对人说：“贵妃人乳，滑腻如塞上酥！”如果他们之间没有淫行，安禄山怎能讲出这种混账话呢？
还有一种说法，安禄山能得到杨贵妃喜爱，其媒介是二人共同喜爱的舞蹈。众所周知，杨贵妃“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是个多才多艺的美女。她跳的霓裳羽衣舞婆娑多姿，柔美动人，是宫廷中有名的舞蹈家。她的侍女张云容的舞蹈也很有名，杨贵妃曾写下“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的诗句予以赞扬。正是这个张云容向贵妃娘娘推荐了安禄山，因为这个胡人将领也有非同一般的舞技。《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禄山）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白居易《胡旋女》诗也写道：“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也说：“……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从这些描述看来，安禄山不仅会跳舞，而且舞技还相当不错，以他那么肥胖的身材能跳“疾如风”的胡旋舞，可见有一定的舞蹈功力。凑巧的是，杨贵妃也很喜欢跳胡旋舞，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舞伴来助兴，常使她有孤掌难鸣的凄凉感。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安禄山多喝了几杯，借着酒劲跳起了胡旋舞，袒裼裸裎，声震屋瓦，惊动了后宫的杨贵妃。她让张云容到场一看，发现了这个舞林高手，杨贵妃由此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舞伴，二人常在一起切磋舞艺，慢慢产生了感情。为了方便来往，且能掩人之口，安禄山自愿为贵妃养儿，其后又不断给这个年轻妈妈送礼，一次送过价值万缗的宝物特产，仅大如雀卵的宝珠就有10多颗，杨贵妃照收不误。安禄山要她多在玄宗身旁吹“枕头风”，这一招儿果然管用，从此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不仅一个劲地给他升官加衔，天宝七年（748）六月，还赐其免死铁券；九年五月，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在此之前，唐朝将帅没有封王的做法，安禄山首开这一先例。
以上说的安禄山迷惑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这几个途径都很重要，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安禄山的这些做法并不多么高明，而且杨国忠等人不断在玄宗面前提醒，要防止安禄山谋反，为何玄宗、杨贵妃总也听不进去，直到他反叛的消息传来，仍然不肯相信呢？有人认为，这与唐代重视功臣、重臣的国策大有关系。不能否认，安禄山除去撒谎、行贿、走夫人路线这几个手段颇能迷惑人外，他的一系列战功不得不让朝廷重视。他多次主动出击契丹，俘获对方元帅，还以莨菪酒引诱契丹人和奚族人，醉而坑之，每次都有好多人稀里糊涂地送命，并几次割了酋长的头颅邀功。天宝九年（750）十月，一次献俘8000名，长期保持边界安宁，使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立了大功。在封其为东平郡王时，玄宗于皇帝制书上说：“寄予重任的人，地位要显赫；功勋卓著的人，礼仪要厚重，这是先皇钦定的古训，也是国家的旧章。……安禄山性合《六韬》、《玉钤》，气质禀赋威武超群，战必胜，攻必克，从而使风尘攸静，边境安宁，朝廷拿不出特殊的恩典，又怎能表彰这种伟大的业绩呢？”甚至还认为，“安禄山在疆场上阻遏敌人，已经超过卫青、霍去病的功劳；开辟国家领土，应达到韩信、彭越的爵位”。年老昏庸的唐玄宗和不问政事的杨贵妃完全被狡诈多端的安禄山蒙住了双眼，认为他是对社稷立有大功之臣，应照国家的旧章重用厚赏，以为这样就能满足安禄山的欲望，根本没有想到他要抢夺唐朝江山，结果弄得唐玄宗落荒而逃，杨贵妃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的人认为，安禄山之所以能迷惑住唐玄宗与杨贵妃，与奸相李林甫有着直接关系。这个口蜜腹剑的家伙早就同安禄山有来往，知道这个异族将领可以利用，于是多次在玄宗面前为安禄山美言，很快使其受宠。唐玄宗登基后，任用的宰相如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大部分是从儒将提拔上来的。李林甫上台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相位，奏请皇帝任用胡人为将，因为这些胡人将领大都没有文化，没文化就不能当宰相，不管怎样重用安禄山，也不会形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要千方百计把这个胡人将领扶植起来。唐玄宗没有识破李林甫的背后用心，很爽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首用安禄山为镇边大将，很快使他成为胡人的首脑，终于导致“安史之乱”。所以史书认为：“故帝宠禄山益牢，群议不能轧，卒乱天下，（李）林甫启之也。”
安禄山如何能迷惑唐玄宗与杨贵妃，应该说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主客观方面的因素都有，其中主观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张利贞、李林甫、辅琳这些人对其一味颂扬和支持，安禄山也很难彻底迷惑住唐玄宗与杨贵妃。回看这段动荡的历史，其中有许多惨痛教训，至今仍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为“儿皇帝”石敬瑭翻案
石敬瑭，山西太原人，沙陀族。为人沉厚寡言，富于谋略，任河东节度使。后唐闵帝继位后，加中书令，镇守太原。应顺元年（934）二月，潞王李从珂反叛称帝，改元清泰。他怀疑石敬瑭会起来造反，想找个理由将其除掉。石敬瑭识破了李从珂的阴谋，决定给予反击。石敬瑭像但他自知势单力薄，不足以与之抗衡，遂求救于契丹，条件是认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为父亲，自己当儿皇帝，割北方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耶律德光真是求之不得，及时派兵援助，石敬瑭击退后唐军队，又攻陷洛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立为皇帝，后迁都于开封。执政期间，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岁贡金帛财物，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朝野皆以为耻辱。公元942年，石敬瑭在保昌殿病死，终年51岁，葬显陵（在今河南洛阳），世称后晋高祖。
石敬瑭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仅在于他向契丹割让大片领土，更在于他厚着脸皮称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国主为“父皇帝”，而自己甘愿做“儿皇帝”。这种奴颜婢膝的恶劣行径受到人们的广泛唾弃。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评论曰：“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对石敬瑭引契丹人进军中原，使百姓遭受祸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今人对他的评价更是尖锐直白，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在他看来，石敬瑭不仅自己蒙受耻辱，甘当契丹人的“儿皇帝”，而且还将北方的广大地区拱手送人，同时还要每年向契丹进贡财物，使汉族人民饱受异族压迫与剥削。他罪恶昭著，是五代中最卑鄙最无耻的皇帝。然而，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石敬瑭当儿皇帝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仅用无耻与媚外求荣来评价他，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为真正搞清石敬瑭称儿皇帝的缘由，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称帝历史。
据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石敬瑭的父亲名臬捩鸡，是沙陀族军官。唐朝末年，戍卒庞勋率军起义，很快占领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唐朝调集沙陀兵围剿，平定了叛乱。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因功升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臬捩鸡就是这个时候跟随李国昌入主中原的。后来，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起义的战役，攻破长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又被封为晋王。臬捩鸡因善于骑射，威猛勇敢，立有赫赫战功，被李克用任为州（今河北永年县）刺史。臬捩鸡生子石敬瑭，至于为什么姓石氏，欧阳修百般考证，也“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公元923年，李克用长子李存勖进攻后梁，占据洛阳后称帝，建立后唐，史称后唐庄宗。因他重用宦官伶人，导致兵变，中流矢而亡。其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石敬瑭为人稳重，颇得明宗赏识，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其为妻，由是常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石敬瑭不负明宗厚望，常救其于危难之中。据《旧五代史·晋书》载，天十九年（922），后唐军队与后梁军战于胡卢套，“唐军稍却，帝（石敬瑭）睹其敌锐，拔剑辟道，肩护明宗而退，敌人望之，无敢袭者。”二十年（923）十月，石敬瑭与明宗前往梁人杨村寨侦察军情，“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石敬瑭）挟战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在邺城叛乱，当时尚未称帝的唐明宗前去讨伐，石敬瑭随行。行至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北），军队中出现骚乱，要求明宗在河北称帝。明宗假装同意，打算遣人去京城“自诉”于天子。诸军恐怕事情不果，纷纷逃散。明宗手下的军队，只剩下常山一军。在这紧要关头，石敬瑭密告明宗说：“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明宗同意了敬瑭的请求，拨给他骁骑三百。石敬瑭率众由黎阳渡河，自汴州西门而入，占据了全城，明宗顺利进入汴州。庄宗闻变，亲自率军赴汴征讨。当其来到汴州城西北5里时，见明宗之军威风凛凛，士气高涨，自知大势已去，遂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纷纷投奔明宗。明宗即遣石敬瑭率兵为前锋，进攻汜水关。不久，洛阳传出庄宗遇内难而崩的消息。于是，明宗率师进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天成。石敬瑭因拥立明宗有功，加封光禄大夫、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天成二年（927），进封开国公，赐濯忠匡定保节功臣。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兴唐尹、天雄军节度使，成为权倾一时的显贵人物。
明宗死后，闵帝即位，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不服，起兵造反。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州，中途与石敬塘相遇。闵帝侍从怀疑石敬瑭图谋不轨，想要杀他。石敬瑭先下手为强，将闵帝侍从杀死，然后把闵帝托付给卫州刺史后离去。不久，李从珂在洛阳称帝，废闵帝为鄂王，施以鸩酒毒杀。即位后的李从珂对石敬瑭并不信任，表面上对他加官进爵，暗地里却对其猜忌甚重。清泰三年（936）五月，朝廷迁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石敬瑭拒不赴任，他对僚属说：“先帝在世时，授我太原之地以养老终年，今无故而迁，是怀疑我有造反之心。况且太原地势险要，物阜民安，我想要内檄于其他藩镇，外求援于契丹，做一番抗争，诸位意下如何？”桑继翰、刘知远等人表示同意，并上表潞王说：“陛下是明宗养子，按礼法不应称帝，应立明宗幼子许王李从益为帝。”李从珂大怒，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还命张敬达率军讨伐他。石敬瑭为求自保，这才引出向契丹借兵，以至后来自称“儿皇帝”的事情。
了解了石敬瑭的这些情况，再来看他当“儿皇帝”一事，就比较客观公正了。
其一，石敬瑭出身不是汉族，而是沙陀族。沙陀族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沙陀渍（今新疆境内）。后来因与周围民族争夺牧地，战败东迁，受唐王朝庇护，被安置在山西北部一带。但沙陀人仍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传统风俗。与此同时，东北的契丹民族也异军突起，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率军进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建立了初级政权。由于契丹族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处于奴隶社会晚期，施行的是家长制统治方式。所以，即使后来建立了封建君主****制度，他们也难以摆脱旧习俗的干扰。在契丹国主的眼中，其统治下的百姓不仅是其臣民，更像是其家族中的成员。他要求臣民能如家庭中儿子、孙子孝敬长辈那样，服从接受自己的统治。石敬瑭身为沙陀族，虽然受到了汉族文化的一些熏陶，但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习俗。因此，当契丹国主认石敬瑭为儿子时，石敬瑭并没有受辱的感觉，反而觉得很亲切，这是草原民族风俗相近形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后人并不理解其中缘由，硬是给其冠以屈辱卑贱的恶名。
其二，石敬瑭遭受千古骂名的另一个因素是年龄问题。石敬瑭出生于公元892年，至936年称帝时，已是44岁，而此时耶律德光（生于902年）年仅34岁。石敬瑭称比自己大10岁的人为父皇，以汉族人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这又是一个民族习惯的问题。沙陀族氏族公社遗习十分浓厚，养子之风很盛，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庄宗李存勖养子。但养子与养父年龄往往并不相当，石敬瑭对耶律德光称“父”，虽年龄相差悬殊，但以塞外民族养子风俗来看，不足为奇。石敬瑭给耶律德光上表时称臣，写书信时却称“儿皇帝”，如家人礼，也说明耶律德光认可了这个干儿子，契丹与后晋遂结成“父子之邦”。但是历代正统史学家无法摆脱汉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将这些条条框框强加给石敬瑭，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试想一下，封建时代官员尊君为父，倘若碰上娃娃皇帝执政，岂不与石敬瑭相差无几吗？
其三，即以汉族的伦理道德来评定石敬瑭，其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据《新唐书·唐本纪》载，后唐太祖李克用于公元904年和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云中相会，约为兄弟。按李克用养子为李嗣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耶律阿保机之子为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明显长石敬瑭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是严格依照辈分关系排定的，符合汉族的伦理观念。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利益对别人称儿子，的确可耻，但对叔叔辈自称为儿尚在礼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们在评论石敬瑭时，有意忽略了这些游牧民族首领几代人的渊源，专门将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10岁的事情抽出来，肆意夸张，极力讥讽石敬瑭寡廉鲜耻，这种割裂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理应为石敬瑭正名，还其清白。
其四，人们说石敬瑭早有谋反野心，只是隐忍未发，后来见时机成熟，才借契丹兵灭了后唐，做了皇帝。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多次拯救明宗于危难之中。出于信任，明宗将太原周围地区交由石敬瑭经营。闵帝即位后，潞王造反，如果石敬瑭真有谋反之心，可趁乱起事，成就帝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闵帝托付卫州刺史看护，自己静观时局变化。潞王登基后，对石敬瑭疑心很重。石敬瑭整日提心吊胆，惟恐被人诬告为谋反之罪。据《旧五代史·晋书》载，清泰二年夏，石敬瑭屯兵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慰。而那些军人不知深浅，向石敬瑭山呼万岁，接连四次。石敬瑭十分害怕，就斩首了30余人，才制止了军士们的举动。后来，潞王迁其为天平军节度使时，石敬瑭才感觉出事态的严重。倘若听从诏令，去人地都很生疏的地方任职，不消多久，皇帝就会找个借口削你兵权，岂不成了任人宰杀的“刀俎之肉”？经再三考虑，石敬瑭决定托疾抗旨，并做好了两手准备，“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则外告邻方，北构强敌，兴亡之数，皎皎在天”。潞王果然废去石敬瑭官爵，发兵征讨。石敬瑭要想活命，只能求助于契丹人。生死关头，顾不得许多，遂与耶律德光签订条约，引契丹人进入中原，灭了后唐。这是迫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如果用舍生取义的儒家教条套在石敬瑭身上，让其坐以待毙，不求援于契丹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五，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是人们贬斥他卖国媚主的重要证据。在此需要阐明的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幽云地区就从未被中原皇帝控制过，统治它的是代代承继的藩镇节度使。他们名义上属中央政府管辖，其实是各自为政，不听指挥。后唐时期，统治幽云诸州的是赵德钧、赵延寿父子。据《旧五代史·赵德钧传》载，石敬瑭在晋阳起兵时，后唐末帝诏令赵德钧父子救驾，二人带兵缓缓来迟，但不出兵迎战，持观望态度。赵德钧更是心怀叵测，“乃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石敬瑭）长镇太原，契丹主不之许”。可见，石敬瑭借兵之时，幽云十六州并非在其控制之下，也就无所谓割让。石敬瑭将想要称帝的赵德钧的领地“割”给契丹，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既打击了政敌，又解了燃眉之急，可谓一箭双雕，坐享其成。后来，契丹出兵占领了幽州，令赵延寿为节度使，才算吞并了幽云诸州。因此，割让幽云十六州不应归罪于石敬瑭，只是他默认了契丹兼并本属于赵氏父子属地的行为，才使其背上了割地求荣的骂名。
其六，有人认为幽云诸州人民被划归契丹后，饱受压迫摧残，尝尽了世间万苦。难道生活在汉族军阀的统治下，就能过上幸福生活吗？事实未必如此。据史料载，有个节度使造了一种刑具想试试其效果如何，就惩罚了一名无辜百姓，并对他说以后犯罪可以抵消。后来这个人因罪受刑，要求抵免，节度使说：“无罪尚打，何况有罪！”，照旧施刑不误。还有一个节度使兵力不足，在全州征兵，凡是15岁以上的应征者脸上皆刺“定霸”两字，士人则在胳膊上刺“一心事主”四字，其蛮横残暴行为令人发指。相反，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实行一朝两制，并不强求幽云地区的百姓服从契丹族习俗。因此，生活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幽云百姓，其命运说不定比中原百姓还要好些。
其七，一些人认为石敬瑭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可耻至极。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历史，也就明白石敬瑭有苦难言的矛盾心态。从主观上讲，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他人称臣、称儿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又让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论军事、论国力，后晋都不是契丹的对手，如果一意孤行，打肿脸充胖子，违抗“父皇帝”的旨意，不仅石敬瑭帝位不保，而且百姓还会遭殃。权衡利弊，对契丹称“儿皇帝”应是最好的选择。从客观上讲，幽云十六州本来不是石晋瑭所能掌握的领地，割与不割，对他影响都不是很大。因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年长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于礼法尚能够容忍。为了保住帝位，求得暂时安宁，石敬瑭找不出除称“儿皇帝”之外的最好方法，只能忍受屈辱，苟且偷生了。然而，他的后继者却不能认识国情，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得契丹“爷爷”大怒，于公元946年率军一举攻灭了后晋，这是石敬瑭所不曾料到的。因此，对于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我们不能脱离既定的历史背景，要全面把握与其有关的历史联系，这样才能对石敬瑭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然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石敬瑭翻案。他的所作所为均是咎由自取，理应受到人们的痛斥与辱骂。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这种奴颜婢膝的举动难道还不够可耻吗？为了更好地讨得主子的欢心，石敬瑭除岁输金帛30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同时，也不忘贿赂契丹国的太后、元帅、太子及诸多大臣们，以求他们能在“父皇帝”面前美言几句，好让自己这个“儿皇帝”当得踏实些。但契丹君臣对石敬瑭的“进贡”百般挑剔，“小不如意，辄来责让”，而石敬瑭全无九五之尊的威严，常常是“卑辞谢之”，重新置备礼品，以满足契丹君臣的胃口。后晋使者出使契丹时，遭受侮辱而还，告之以朝廷，群臣皆以为耻，惟独石敬瑭不置可否，仍旧砚颜人世，毫无羞耻之意。他的这些举措确实也“感动”了“父皇帝”，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显然，对于如此忠厚软弱的“儿子”，连契丹“老子”也觉得于情不忍，取消了两国间的君臣关系。在契丹国主看来，后晋称不称臣意义不大，而令石敬瑭称“儿皇帝”则更容易管束这个温顺孝敬的儿子。对他人称臣，在特定的条件下，尚不觉可耻；倘若称儿，则耻莫大焉！然而，这般奇耻大辱，石敬瑭却能安然领受，不作反抗，此公可谓世间第一恬不知耻的厚脸皮了！
尽管幽云十六州实际控制者不是石敬瑭，但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称帝时，幽云地区掌权者“赵德钧及其子延寿叛于唐来降”，名义上幽云十六州已经归顺后晋了。但石敬瑭与契丹有约在先，割幽云诸州给契丹，只好令契丹人将赵氏父子“锁之以归”。显然，石敬瑭是丢失幽云之地的罪魁祸首。又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契丹人夺得幽州后，改名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昭在晋，帝（石敬瑭）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本来是夺回幽州的一个好机会，石敬瑭却奉行委曲求全之策，胆小怕事，送上门的领地也不敢接受，其媚主自保的丑态一览无余。
其实，契丹人也不是天下无敌。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继位后，与契丹交恶。天福八年（943），契丹南下攻晋，晋将景延广据黄河抵抗，击退敌军。开运二年（945），契丹再次进军后晋，石重贵亲自督战，大败契丹军。因此，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财力来讲，石敬瑭完全可以奋力一搏，与契丹争个高低，而无须去做什么“儿皇帝”，也不应对契丹称臣。但他自甘堕落，不知抗争，一味地去讨好契丹国主，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卑贱可耻到极点。石敬瑭由此而背上千古恶名实是罪有应得，不值得人们为他叹惜。
综上所述，人们对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较大。但评价一个人，总不能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紧紧不放，而要看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五代时期的特定形势而言，石敬瑭的借兵称帝，避免了中原地区陷入更大的战乱，加强了汉族与契丹族人民的友好交往，石敬瑭做了一个封建帝王力所能及的事。至于石敬瑭为什么对契丹称“儿皇帝”，恐怕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苦衷。相信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人们最终能解开这个背负了千古骂名帝王的心中之结。
宋高宗为何用处女选太子
宋高宗赵构（1107～1187），字德基，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初封蜀国公，后封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初，徽钦二帝被金人掠走后，同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他执政36年，以求和苟安为国策。赵构像长期倚用奸相秦桧，收诸将兵权，杀岳飞，与金订立屈辱的“绍兴和议”，割地称臣纳贡。为交付巨额贡物和奢侈之费，大肆搜刮百姓，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金朝完颜亮率兵攻宋，宋高宗几无战守之备，不得不让位于宋孝宗，退居德寿宫，当起了太上皇，15年后病死，终年81岁。
宋高宗在收复国地上动脑筋不多，在确定接班人时却费尽了心机，关键时刻竟用处女“选”太子，在历史上制造了一段不绝于口的闲话，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原来，宋高宗后宫嫔妃不少，于史留名的就有两位皇后、两位贵妃、两位贤妃、一名婉仪，被他宠幸过但没有名位的女人就不知有多少了。然而为他生出儿子的只有宪圣皇后吴氏、张贤妃和潘贤妃三人。而其中只有潘贤妃生下的儿子成活，取名赵。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到了扬州，一天晚上正兴致勃勃同宫女淫乐，突然报告金兵袭来，他受了很大惊吓，患了锁精症，从此失去生育能力。一个月后，宋高宗到了杭州，扈从统制官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立不到3岁的魏国公赵勇为帝，并请隆太后垂帘听政。一个月后，韩世忠杀苗、刘二人，高宗复位。建炎三年四月壬申日，册立赵为太子。在这场****中，赵被吓出病来，延至七月，病情愈重，医治无效，短命而亡。
太子夭折，皇储乏人，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不识时务者开始上疏，要皇帝尽快在宗室后裔中挑选储君，倘若皇帝日后生出儿子，到时再重新册立太子。按说这是关心国脉大事，照此实行可安人心。然而宋高宗以为这是心怀二志，并借此事羞辱自己，再说眼前战事紧张，哪有时间选立太子？为了平息大臣议论，便将上疏者撤职查办。大家果然缄口藏舌，不再议论立储之事。
宋高宗和后妃们生不出儿子，战局也慢慢稳定下来，立储之事遂又重提。这时，辗转在江西的宪圣皇后也平安返回临安，她说曾经做了一个怪梦，不解何意，秘密向高宗说了，高宗悟出是选嗣之事。恰在这时，大臣范宗尹也提出了这事，高宗答道：“太祖皇帝以神勇之武定了天下，可是他的子孙没有享受承继之福，现在遭遇世乱艰难，他的后代更是飘零可怜，我若不效法仁宗皇帝，为天下着想，怎能告慰太祖在天之灵？”
众所周知，宋太祖临终前，遵从太后之意，把皇位传给了弟弟，他自己的后代没有继承大统。至仁宗时，没有儿子，便挑选4岁的侄子赵宗实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现在的高宗赵构也没有儿子，便想效法宋仁宗的做法，在太祖的后人中选立太子。一方面显示自己有尧舜之风，一方面也可安定人心。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太宗一支的嫡系子孙全都被掳北上，皇太子不得不在太祖后裔中选立。果然，副宰相张守、负责军事防务的长官李回、禁卫官娄寅亮等人纷纷上疏支持或称赞皇帝的这一英明做法。宋高宗遂借坡下驴地说：“此事不难行，朕于‘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决定在太祖后人中选立皇子。
按照赵宗室玉牒，赵构系宋太祖六世孙，“伯”字辈为七世孙，排列起来是子侄关系，立为皇太子名正言顺。经过多人寻访，查明太祖皇帝七世孙共1645人。在这些人中，又挑选出7岁以下幼童10人，经反复审看，相中了一胖一瘦的两个男孩。宋高宗把他们两个叫到一起，再仔细端详一遍。他看胖的那个孩子结实，个头儿也高，决定“留胖去瘦”。然后赐给瘦孩子300两白银，想打发他回家。就在这时，一只白猫从两个孩子中间穿过，胖孩子飞起一脚，踢翻了这只白猫。高宗看了大为不满，他想，此子如此轻狂，如何担当社稷重任？当即改变决定，留瘦去胖。绍兴二年（1132）五月，高宗皇帝育太祖朝奉大夫赵子之子伯琮于宫中，赐名瑗。追溯起来，伯琮是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
伯琮入宫这年只有5岁，生活不能自理，遂交给张婕妤负责养育。高宗虽然用心选了一个侄子，但他并未将其视为皇子。说来宋高宗有自己的理由：一、这一年他只有25岁，倘若医治有效，说不定以后还会生出儿子。二、赵瑗年纪幼小，发展难以预料，万一不如人意，随时可以废掉。三、“伯”字辈侄子众多，说不定有更优秀者出现，到时择优汰劣，于江山社稷更为有利。
宋高宗的这些想法确有道理。可是，朝野医方用尽，他还是生不出儿子。绍兴四年，吴才人觉得寂寞无聊，也想抚育一个孩子。高宗把秉义郎赵子彦的男孩找来，时年7岁，名为伯玖，长相可爱；聪慧颖异，吴才人一看就很喜欢，留在身边精心养育。宋高宗将其改名为赵璩，这样，事实上有了两个储君侯选人。他们自身尚不明白悄然开始的竞争，但大臣们在密切注意着立储大事。比如，大将张浚专门上表，请求高宗尽快确定皇太子。然而高宗心中有数，对于这种请求，一概置之不理。
绍兴五年五月，大臣赵鼎建议应在宫中建立书院，对这两名男孩加强培养。宋高宗为此修建了“资善堂”，聘请徽猷阁待制范冲和起居郎朱震为宫廷教师。两个孩子的学习都很认真，接受了系统正规的良好教育。绍兴十年（1140），岳飞奉诏班师后，提出“正国本以安人心”的建议，赵鼎也提出议立皇子一事，均遭宋高宗训斥。两年后，15岁的赵瑗加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按照惯例，他出宫住进王府。而这时的赵璩，独居禁中，封吴国公。三年后，赵璩晋封为思平郡王，同样搬进自己的府第，时人称为东、西二府。
宋高宗对于选立皇子之事不是没有考虑，然而他还必须考虑这样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抚育赵璩的吴才人已被册立为皇后，秦桧因与赵瑗关系不好，遂借机一打一拉，制造吴皇后欲立赵璩为太子的谣言。许多大臣看秦桧脸色行事，弄得“中外议颇籍籍”。高宗左顾右盼，难下立储决心。二是高宗母亲韦太后从金国回来后，因与赵璩接触较多，对其很有好感，日常言行不免偏向赵璩。高宗是个孝子，不能不考虑母亲的这种态度。此事就这样不痛不痒地拖了下来。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奸相秦桧病死；二十九年（1159）九月，韦太后崩于慈宁宫。立储的所谓两大障碍已不复存在，大臣们又一次提出确定皇子的问题。高宗觉得再往下拖延实在难塞众口，遂把这事提上了朝廷议事日程。然而，赵瑗和赵璩两个究竟立谁，宋高宗再一次犹豫起来。这天，他独处宫中，看到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宫女，一个妙计涌上心头。遂悄悄召来内府总管，要其挑选未被临幸的20名宫女，东府、西府各赐10人，他要看看赵瑗、赵璩在女色面前的态度，据此决定取舍。过一段时间，宋高宗传命将这些宫女召回，让女官逐个对其检验。结果，赐给赵瑗的宫女完璧如初，而赐给赵璩的宫女全被奸过。宋高宗对此秘而不宣，但他明白了孰优孰劣，女色可以乱性，女色可以致祸，高宗利用这一传统办法，识别出哪个是正人君子，谁又是好色之徒。争论了近30年的立储君问题，靠了10名处女，就这样一锤定音了。绍兴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朝廷举行了隆重的皇子册封仪式，宋高宗亲笔御书：“瑗可立为皇子，改名玮。”赵璩仍为皇侄，一个月后，他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垂头丧气地离开临安，住进绍兴王府。皇子与他擦肩而过，他至死也不会明白自己失算在哪里。据史书记载，立皇子的制书颁布后，大臣们“动色相庆”，“中外欢悦”，说明宋高宗的这个决定英明正确，很得人心。赵瑗向皇太子之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了惟一的皇位继承人。
如此重大而又严肃的立储问题，居然用10名处女去检验测定，可谓独出心裁，历代罕见。这件事引起了后人的争议，宋高宗果真是用这种难以启齿的方法选定皇子的吗？《玄玄堂闲话》、《前桥小语》等史料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其一，选定赵瑗为皇位继承人，本是宋高宗的初衷。据《宋史·孝宗本纪》：孝宗（即当初的伯琮，后改赵瑗）一开始就受高宗喜欢，“绍兴二年五月，选帝育于禁中”，宫中修建“资善堂”书院，主要是为了教育好赵瑗。后来赵璩（即伯玖）被召进宫后，只有“寻诏赴资善堂听读”的资格。虽说他也按时受到诏封，其养母也位居皇后，但赵璩的资历、地位仍然无法与赵瑗相比。因为赵瑗比赵璩年龄稍大，受封几乎总要领先赵璩一步，这也是他被立为皇子的有利条件。更主要的是，赵瑗性喜俭约，厌恶骄奢，在这点上很对宋高宗的心思。这位经历了北宋亡国、父兄被掳过程的皇帝，多少记住了一些惨痛教训，他曾严厉批评过喜玩珊瑚的楚王之子赵仲湜。赵瑗听到这件事情，引以为戒，旰食宵衣，踵武前贤，很想有所作为。对此高宗皇帝看得十分清楚，这正是一国之君最可贵的品质。确立赵瑗为皇子，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二，后官方面的大力支持，对确立赵瑗的皇子地位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所谓韦太后和吴皇后偏向赵璩，并因而干扰了高宗立储君的决心，于史无据，完全是秦桧一党制造出的谣言。关于立皇子之事，韦太后从来没有加以干涉，从另一件事可以看出她对这类事情的态度。当时，皇后未立，高宗请母亲写道手书，韦太后说：“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当预。”由此推断，这个老太太怎会干预立皇子的事呢？吴皇后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更是明智。虽然赵璩是她抚育成人的，但她并没有想要立其为皇子，且看《宋史·吴皇后传》中的这段话：“伯琮（赵瑗）性恭俭，喜读书，帝与后皆爱之，封普安郡王。后尝语帝曰：‘普安，其天日之表也。’帝意决，立为皇子，封建王。出（赵）璩居绍兴。”很明显，在确立赵瑗为皇子的问题上，吴皇后投了关键的赞成票，她以公正无私的行动，平息了秦桧一党的谣言，也打消了高宗的种种顾虑。
在确立皇子问题上，赵像宋高宗确实有种种顾虑，后宫的态度非常重要，秦桧等人的意见也要考虑。吴皇后与秦桧的关系较好，因为“秦桧等累表请立中宫”，她能进位为皇后，这个奸相是出了力的，所以她常常附和秦桧的意见。不妙的是，赵瑗与秦桧的关系却很紧张。对此，吴皇后心中自然有数。宋高宗正是担心她同秦桧一伙搅在一起坚持立赵璩为皇子，幸好在这件事上她没有为秦桧所左右。恰在这时，赵瑗又立了一功。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重，其家人和死党欲以秦桧之子代父职，妄图继续操纵朝政。赵瑗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了高宗，高宗也认为秦氏父子太过分了，连夜驾临秦家，挫败了这一乱政阴谋。这件事使高宗和吴皇后感到，在大是大非面前赵瑗有胆有识，处事果敢，为君者理应具备这种素质。吴皇后不以一己之私与赵瑗结怨，仍然积极推荐他进位皇子，说明秦桧一党的挑拨未起任何作用。高宗原来以韦太后和吴皇后做“挡箭牌”，是想应付那些关心国本的大臣，也是为了敷衍秦桧一党。说不定宋高宗正是看到赵瑗善断大事的能力，再加上吴皇后的大力支持，才下决心确立他为皇子。
其三，大臣们关键时刻的苦谏，促使高宗正确地选立了皇子。赵瑗与赵璩比较确实难分伯仲，但在文武大臣中间，就声望和人缘来说，赵瑗还是优于赵璩。比如岳飞人京奏对，见到赵瑗，觉得他英武俊伟，可以立为储君，为此还上了密奏；老臣赵鼎也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赵瑗。这些做法虽然引起高宗的反感，可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秦桧偏袒赵璩，再加上他钳制舆论，很长时间人们忌谈选立皇子之事。秦桧死后，立储之事重又提起，晋原人阎安在考进士的策文中借机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高宗在太祖后裔中选立皇子已经过了20多年，一直议而不决，储君至今未定，不知要考验到什么时候？如再拖延下去，佞臣当生异望，继而朋比结党，成为社稷遗祸，这样麻烦可就大了。这篇策文洋洋数千言，用语犀利，说理透彻，深深触动了高宗，遂钦定阎安为探花。大臣张焘及时上疏：两位宗子“谁为君，谁为臣，应当晓谕天下”。宰相汤恩退等一批大臣也纷纷上疏谏言，劝说高宗快立皇子，可是依然不见动静。就在这时，利州（今四川广元市）提点刑狱范如圭把仁宗时期名臣请求建储的奏章搜集到一起，呈给高宗，终于使他感悟，认为这事如果再拖就要失信于天下。他考虑再三，接受了宰相的意见，赵瑗既然封了真王，就应该确定为皇子身份，朝廷做事要符合礼制，就干脆封赵瑗为皇子吧！
其四，赵瑗的体魄强于赵璩，具有担当大任的有利条件。从史料记载看，赵瑗幼时身材削瘦，体质一般，为此差一点落选，想不到他后来长得英俊魁伟，懔懔一表，望而知为庙堂之器。而赵璩虽然也是仪表堂堂，但与赵瑗比较起来就差一大截。据史料记载，这与赵瑗有志进行北伐、恢复北宋疆域有关。赵瑗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尤其喜爱骑马，而且具有娴熟的骑术。一次，他策马奔驰时间过长，弄得人困马乏。快到宫殿前，乘马突然窜入殿前庑廊，因为廊檐很低，眼看就要把赵瑗从马上撞下来。只见他不慌不忙用双手攀住廊檐悬在半空，轻松脱离了险境。还有，赵瑗很喜欢打马球，常召集军中好手前来较量，就是刮风下雨也不耽误比赛。由于长期坚持体育活动，使其体质非常强健，像岳飞这样的武将对他都很喜欢，足见其英武非凡。高宗皇帝明白，宋金两国将要长期对峙，战争随时可能发生，作为战时的帝王没有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在选立皇子时宋高宗不能不考虑这个条件。
从以上几点来看，赵瑗之所以被确立为皇子，有内外各方面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他经受住了女色的考验。其实，作为封建帝王来说，“寡人好色”算不上什么大的毛病。宋高宗自己有严重的男性疾病，在这方面毫不示弱。据《宋史》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六月，一次性“出宫女三百九十人”，但他没有落下好色之名，《宋史》评论他却是“恭俭仁厚”，可见占有几位宫女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而这时的二位宗子都已位居郡王，并且早已过了结婚年龄，如果仅凭这点决定谁为皇子，传开以后岂不遭人嘲笑？退一步说，假若赵瑗也同宫女们发生了性关系，宋高宗还要从头再培养宗子吗？再说，用处女检验他俩是否好色的办法可靠吗？宋高宗也许永远不知道，他刚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就被赵瑗的老师史浩一眼看穿，此人及时提醒赵瑗谨慎行事，赵瑗在美色面前约束了自己，从而取得了高宗皇帝的好感。如果不是史浩先生的提醒，那10个宫女是否还能保持处女之身恐怕还得另说呢！
宋高宗以处女选皇子的办法在历史上留下了笑柄，赵瑗是不是占了10个宫女清白之身的便宜，在历史上多有争论，究竟是哪种原因让赵瑗坐上皇子的座位，恐怕只有高宗本人才说得清楚。从确立皇子的结果来看，证明宋高宗的眼光没错，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主完颜亮率60万大军侵宋。十月，宋高宗决定亲征。十二月，收复泗、和、楚、汝四州，高宗驾临建康（今南京市），赵玮（即改名前的赵瑗）随驾前往。在抗金前线，赵玮夙兴夜寐，孜孜不倦，一面及时整理各种奏章文书，一面亲自照料高宗的生活，受到上下左右的一致称赞。而这时的宋高宗，经过多年颠沛流离，早已身心疲倦，眼看疆土收复无望，金人又频频南侵，觉得不如早点把这个烂摊子交给皇子。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子日，诏立赵玮为皇太子，更名，在紫宸殿举行内禅之礼。六月十日，诏皇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宋孝宗。高宗赵构自称太上皇，他高兴地说：“我把社稷托付得当之人，没有什么遗憾了。”对此；史书有段比较中肯的评论：“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俊，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
宋孝宗在南宋9个皇帝中确实很难得，他的皇位来得也算“难矣哉”。可是从他与那10个宫女的游戏看，其皇位来得似乎又太容易了。真耶？假耶？谁能真正说得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