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放逐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次年由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楚怀王统治时期，还是很有一番作为的，对内发布限制旧贵族的法令，对外出兵打败魏国。年轻的屈原看到楚怀王有变法图强的要求，便于怀王十年（前319），怀着崇高的理想和一腔爱国热忱，从家乡秭归来到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开始，屈原担任文学侍臣。他利用在工作上的便利，以自己渊博的知识，明于治乱的本领和善于辞令的特长，和楚怀王高谈阔论。从远古怎样开头，到天地怎样形成，从吴起变法的失败，到商鞅变法成功，从秦楚两国的对比，说到变法的必要，终于赢得了楚怀王的信任。怀王十一年，屈原由文学侍臣被擢升为左徒。左徒在当时的楚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地位仅次于今尹（宰相），能参与商讨国家大事，负责发布命令，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外交事务。这一年，屈原才二十二岁，他踌躇满志，决心像伊尹、吕望辅佐商场、周文王那样去辅佐怀王，解决当时楚国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的问题。
楚国当时在外交上没有确定的策略。楚怀王缺乏政治远见，自恃武力强大，不时攻打周围邻国，结果使自己陷于孤立。屈原明白楚国的有利条件，但他也正视秦强于楚的客观事实。他向怀王分析了形势后，提出楚国在外交上必须采取合纵政策，最重要的是联齐抗秦。楚怀王听了屈原对各国形势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决定在外交上实行联齐抗秦的政策，即派屈原出使齐国，谈判两国联盟的事宜。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宣王，由于齐国以前不断受到楚国的进攻，他开始时对楚怀王要求与齐联盟表示怀疑。但在屈原的说服下，终于同意签订盟约。之后，楚齐等山东六国在楚都郢开会，结成合纵联盟，并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联合攻秦。联军虽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结果，但也给秦国以很大威胁，使其不敢再轻视楚国。
随着楚国地位的提高，楚怀王感到屈原主张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功，因此对他更加信任和器重。于是决定采纳屈原的建议，修明法度，在内政方面实行改革，并任命屈原秘密着手起草一部《宪令》，待将来公布实行。
正如任何革新和进步都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一样，屈原的政治措施也很快成为楚王周围盘根错节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诋毁和攻击的目标。
首先向屈原发难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他和怀王少子子兰都是楚怀王的亲信近臣，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形成怀王身边的一个腐朽反动集团。看到怀王重用屈原，他们心中自然不满。一次，屈原接受怀王的命令，草拟了一份新的政策法令，稿子还没有写定，心怀叵测的靳尚就要强行抢来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屈原为保守国家机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坚决不把草稿交出去。这样就惹怒了靳尚，他便到怀王面前去告屈原的状，并煞有介事地说：“现在外面的人都在私下议论大王让屈原起草《宪令》的事！这件事除了屈原以外，还有谁会泄露出去呢？他还对别人说在楚国除了他，别人是订不出来的。连大王您也干不了……”一向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楚怀王听了靳尚的谗言，不仅认为屈原泄露了国家秘密，更使他恼怒的是，屈原连他这个大王也不放在眼里。回宫后，又听宠姬郑袖添油加醋地说了屈原的一些坏话，不禁对屈原厌恶起来。正当屈原废寝忘食地伏案起草《宪令》，立志报效国家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楚怀王的命令，免除了他的左徒官职，降为三闾大夫。
三闾大夫是楚国特设的一种官职，主要掌管屈、昭、景三姓的宗族事务，主持教化，没有什么实权。楚怀王把屈原降为三闾大夫，实际上是将他从高级领导集团中赶了出来。事后，屈原一次次地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的忠贞，但奏章根本到不了怀王手里。
当时的七国形势，秦虽然已十分强大，但也一直害怕山东六国的联合抗击，特别担心地域最大的楚国和财力最雄厚的齐国的联合。为了破坏这种联合，楚怀王十六年，秦派“连横”的代表人物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用重金买通了靳尚等人，并诱骗楚怀王说：“秦国最憎恨的是齐国。楚国如果能断绝与齐因的联合，秦国愿把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土地作为礼物送给楚国。你们如同意这样做，则既削弱了齐国，又和好了秦国，同时还使自己增加了土地，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大王何乐而不为呢？”贪图小利的怀王果然听信了张仪的话，答应断绝与齐国联合的要求，还马上拜张仪为相国，连着几天摆起庆贺的酒宴，乐不可支地宣布：“我们要收回商於地方了。”
屈原此时正出使齐国，得知消息后，赶回楚国，极力阻止，但为时已晚。屈原埋怨头脑简单的楚怀王，痛恨里通外国的靳尚之流，更担心楚国的前途。看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留在郢都已无益，屈原便回到秭归，处理王族中的事务，并密切关注着楚国事态的发展。
楚怀王断绝了与齐国的结好联盟后，派人到秦国去接受六百里封地。当楚国的受地使者来到秦国时，张仪却谎称酒后摔伤，不能见客，闭门三个月不露面。楚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了怀王。怀王不但不醒悟，反而猜想是秦国认为他和齐国的关系断绝的不坚决。于是又派人到齐国，当着齐王的面将齐辱骂了一番，齐王又气又恼，竟转而与秦国结好。这样，张仪破坏楚齐联盟的目的已达到，便将六百里的许诺变为六里。楚怀王这时才发觉自己上了秦国的当，一怒之下，发兵讨伐秦国。公元前312年春，楚与秦在丹阳交战，结果楚军大败，将士死伤八万人，许多将领被俘，还损失了汉中一带六百里的土地，怀王损兵折将，更加恼羞成怒，倾全国兵力第二次伐秦，两军在蓝田大战，楚又遭到惨重的失败。这时，韩、魏也乘机出兵袭击楚的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怀王只得忍气退兵。
受了秦的愚弄欺骗，又接连吃了两次败仗，楚怀王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后悔不该对齐那样背信弃义，孤立了自己。于是便把一直主张联齐的屈原召回，派他前往齐国去寻求谅解，以图再度联合。屈原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于怀王十八年，受命第三次出使齐国。
正当屈原前往齐国作再度联齐的说服工作时，秦国又在窥测时机，玩弄新的权术了。他们派人到楚国求和，还发誓愿将刚夺到手的原楚汉中一带六百里土地分一半给楚。怀王怀恨未消，说：“我只要张仪的脑袋，不要什么土地。”胸有成竹，对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的张仪也果真自愿赴楚。靠着用重金买通的上官大夫靳尚和楚王宠姬郑袖的帮助，他不但毫毛未损，反而与楚达成了“叛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的协议，然后凯旋而归。
张仪刚走，屈原风尘仆仆地从齐国回来了，他听到了张仪来楚的经过，又气又急，力劝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掉他呢？”但是当怀王再次后悔，派人去追赶时，张仪早已跑掉了，就这样，楚国再次失信于齐国而投入秦国的怀抱，屈原联齐的成果轻易被葬送了。不久，重用张仪的秦惠王死了，张仪逃到魏国，很快也死在那里。这之后，齐又曾写信给楚国，争取怀王联合抗秦，而楚也一度与齐、韩联合。但是，当秦昭王即位后，又开始拉拢楚国。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楚怀王也就再度听从秦的摆布，于公元前304年与秦正式联盟，并作了秦国的女婿。
屈原竭力地反对怀王亲秦背齐，一再苦谏。靳尚、子兰恐怕屈原破坏了他们背齐亲秦的政策，也不断地在怀王面前诋毁屈原，并威胁怀王说：“秦最恨亲齐的屈原，现在秦楚已结盟，可屈原还在攻击秦国，万一秦国怪罪下来，那楚国不就要大祸临头了吗？以臣等之见，应该将屈原论罪，以示守信于秦。”
昏庸的怀王听信了靳尚、子兰的谗言，便于怀王二十五年，将屈原治罪，定为流刑，驱出郢都，放逐到汉北（汉水上游，今湖北郧、襄一带）。汉北是楚国的边陲，紧靠已被秦夺去的土地。来到这里，屈原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了他的不朽的诗篇——《离骚》，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感情和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
第二次被放逐
在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期间，秦曾几次发兵伐楚，使楚遭到很大的损失。怀王又感到了秦的凶狠，有心与齐重修旧好。于是，他派太子熊横作人质住到齐国，又下令召回了被放逐汉北的屈原，准备通过屈原的游说调解恢复楚齐联盟。这样，怀王三十年，放逐了五年之久的屈原重回郢都。
就在这一年，秦军在攻陷了楚的八座城池，军事上占了对楚的绝对优势之后，派人送书信给怀王，要求与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会面结盟。面对这封吉凶莫测的来信，怀王感到左右为难，前往武关吧，又怕再次上当，不去吧，又担心惹恼了秦国。这时，屈原极力劝阻怀王不要前往，他说：“秦乃虎狼之国，毫无信义，楚国已多次被秦所骗，大王千万不可自投罗网！”靳尚则说：“不然，楚不能敌秦，因而屡次兵败将死，国土日削。现在秦欲与楚复好，如果拒绝了他，秦王必震怒，定会增兵伐楚。以臣之见，大王切不可得罪于秦。”怀王犹豫不决，就问少子子兰。子兰娶秦女为妻，以为婚姻可恃，力劝怀，力赴会，他说“秦楚之女，互相嫁娶，亲莫于此。秦以兵相加，还要求和，今欢然相会，怎可不去？上官大夫所言极是，大王不可不听。”
怀王昏聩，心本惧秦，又被子兰、靳尚二人撺掇不过，遂答应秦王赴会，在一帮亲秦派官员的簇拥下去了武关。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怀王刚入关，就被秦软禁。秦以割取楚巫、黔等郡的条件相要挟，怀王不肯。怀王悲愤交加，哀叹道：“悔不听屈原之言，至有今日。靳尚、子兰误我！”最后怀王被秦长期扣留，最后落了个客死秦邦为天下笑的下场。
楚怀王的死，是屈原政治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怀王在世时，屈原就同旧贵族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双方都是以争取怀王的支持为主要手段，而怀王在早年的确还有一点改革楚国政治、富国强兵的念头，所以屈原虽屡次被疏远，但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些主张还能够被怀王接受，他本人还不时受到重用。
公元前298年，楚怀王的儿子熊横即位，是为顷襄王。他即位之初，就彻底地跪在了秦的脚下，忍辱投降，对内更是荒淫腐朽。人民对屈原的敬仰，引起了他的嫉恨，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296年，再次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江南。
抱恨归汩罗
屈原从郢都出发，沿长江北岸东行，在起初的三年中，他还抱有朝廷将他召回的幻想。后见无望，才向南渡过大江和洞庭湖，辗转进入湘西地区。这里是荒僻之地，到处是深山野谷。林中阴深昏暗，不见天日；四处猿猴嘶叫，令人毛骨耸然。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屈原与世隔绝，跋山涉水，遍尝了漂泊困顿的苦楚，产生过各种各样复杂的想法。但不管环境多么险恶，十几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他对祖国的复兴的信念一直没有泯灭。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郢都，楚王东迁陈城（今河南淮阳）的消息传来，处于孤寂凄苦境地中的屈原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国都是国家的象征，国都沦陷，意味着亡国在即。屈原为复兴楚国奋斗了一生，至此，他的追求和希望完全破灭了。
长年的放逐生活和希望理想的破灭，屈原已被折磨得面色憔悴，形同枯槁。他经常在湘水旁徘徊独吟，以发泄心中的忧怨。一次，有位渔翁在江边遇到他，惊奇地问道：“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屈原愤然地说：“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所以我被放逐了。”渔翁又问道：“世人皆浊，何不搅其烂泥汤扬其污水？世人皆醉，何不食其酒糟而啜其余汤？为什么要表现得那样清高，而使自己招致放逐呢？”屈原却摇头说：“我听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那正是为了不让干净的身体遭受脏物的玷污，我宁可跳进江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又怎么能使自身的皓皓之白，蒙上世俗的尘埃呢？”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夏历三四月间，屈原来到长沙附近，他再也不想流浪下去了，决定以身殉国。五月初五日，六十二岁的屈原自沉于汩罗江。在这里，他内心虽然悲怆和痛苦，但为坚持崇高的理想而死，他的胸怀又是坦荡的。所以在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留给人世的最后诗篇《怀沙》中，就不再过多地流露出忧思愁苦、悲怆凄切的感情，而是分析黑暗的社会现实，清醒地总结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桑弘羊之冤
桑弘羊是西汉时期杰出的理财家，曾协助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安民的政策，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不料，在年逾古稀之时，桑弘羊却被杀了头，灭了族，成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精于理财功劳高
汉景帝四年（前153），桑弘羊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里。战国时期，洛阳已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东到齐鲁，南到梁楚（今河南、湖北），都有洛阳商人的足迹。西汉时，洛阳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万多户，约三十万人口，与河北的邯郸、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河南的宛（今南阳）齐名的“富冠海内”的名城。童年时代的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三岁的时候，他便在计算方面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那时候一般的商人计算数字时都要用筹码，而桑弘羊可以不用筹码，只要心算就行了。
根据西汉的官制，家产在五百万钱以上的，自备车马衣服，便可以到京师为郎，称为“赀选”。郎的职务是负责守卫宫廷门户，皇帝出行时担任仪仗扈从。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汉武帝刚刚即位，桑弘羊便被召进了宫廷，做了武帝的侍中，这一年他十三岁。侍中为加官，从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主皇帝膳食）直到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侍中原为皇帝的侍从，汉武帝时为强化皇帝个人的权力，以限制丞相的权力，选拔了很多有才能的人到他身边作侍中。这些人可以出入宫廷，和皇帝关系很密切。其中有的人可以参与议论国家的政策，遇有重要政事，皇帝还常常让他们和朝廷上的大臣进行辩论。这样，在武帝时逐渐形成了中朝与外朝并列的局面。由皇帝及其亲近侍从组成的中朝，事实上成了决策机关；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只不过是执行的机关。侍中名义上是皇帝的侍从，但在政治上却是实权派。尽管当时武帝即位不久，还没有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时候的桑弘羊只能充任一个普通侍从的角色，但由于他久任此职，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武帝身边，深受武帝思想的影响，使他逐渐成为武帝的得力助手。
桑弘羊任侍中长达二十六年之久（从景帝后元三年初武帝即位至元鼎二年，即前141年至前115年）。这二十六年的历史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这对桑弘羊一生的事业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柔弘羊初为汉武帝侍中时，距汉朝建立已有六十多年，地主阶级政权逐渐巩固，国内基本统一，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好转。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尤其是汉与匈奴的矛盾，汉武帝即位不久，便利用了汉初七十年间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针对上述矛盾，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有些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给人民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其中耗费民力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是他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用兵，特别是连年对匈奴的战争。
元光二年（前133），武帝曾向大臣征求派兵攻打匈奴的意见，但是当时西汉政府中多数人都对匈奴怀有畏惧心理，坚持和亲政策，反对和匈奴作战。以大行令王恢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汉武帝毅然采纳了王恢的建议，派遣马邑人聂翁引诱匈奴单于深入，汉朝以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县）附近的山谷中，准备一举歼灭匈奴的主力。不料匈奴单于在中途发觉了这个诱兵之计，迅速撤兵，逃回边境。从此以后，汉与匈奴彻底决裂，开始了长期而频繁的战争。
二十多年连续的对外战争，从其积极意义上看，它制止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野蛮掠夺，保卫了汉朝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先进的农业生产，加强了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开辟了西域的交通，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汉初七十多年的积蓄，也由于战争而出现了“县官（即天子或官府）大空”的局面，财政出现崩溃的危机。同时汉武帝为了弥补大量的军费开支，对农民进行“民赋数百”的残酷剥削。农民贫困破产，而富人却乘机大肆掠夺。尤其是一些商人地主，他们用贱买贵卖的办法来掠夺农民。另外一些垄断盐铁生产的手工业主兼商人，利用控制这种营业变成豪富。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力量，汉武帝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桑弘羊。元帝元狩三年（前120），桑弘羊被任命为“以计算用事侍中”。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以侍中出任大农丞，这是桑弘羊正式从事财政工作的开始，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桑弘羊任大农丞，前后不过五年，在这短短的五年中，他做了三件大事，开始表现了他在理财方面的才能和魄力。
一是算缗告缗令。算缗是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反商人瞒产漏税的一种强制办法。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算缗告缗令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政府规定：凡值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文；一般小手工业者，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算缗”。
除官吏、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告缗”。
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田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这些法令对那些拥有巨资的大工商业主是很不利的，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但在桑弘羊的坚持下，终于推行下去了。尤其是告缗令的推行，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了，没收了上亿的财产和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有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不少中等以上的商贾因此倾家荡产。而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国库也充实起来。
二是统一铸钱。汉初，政府对铸钱采取放任政策。当时政府铸造的钱币与实行重量悬殊很大，如刘邦时的荚钱（即五分钱），吕后的八铢钱，文帝、景帝时的四铢钱，币面都是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实际重量却往往不足。钱币铸造不统一，铜钱大小、轻重又不一致，所以币制非常混乱，这给私人铸造劣钱造成了可乘之机。币制不统一，劣钱大量出现，势必会造成市场混乱，社会不安，特别是铸币权掌握在贵族富豪手里，他们可以依仗经济势力与中央对抗。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了整顿币制的措施。一方面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各郡国私自铸钱；另一方面又统一货币，下令郡国销毁旧钱，把铜输送中央，另造新的五铢钱，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供应，新币是由上林三官管理铸造的，所以又称“上林钱”或“三官钱”。当时三官钱通行全国，是惟一合法的钱币。
三是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垦。这是桑弘羊为解决对匈奴连年用兵、粮食不足的困难，以及安置流民，巩固汉朝边防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假民公田”即政府将内地官田租给农民耕种，向农民征收假税（即田租）。“移民屯垦”即征发戍田兵士，进行军事屯田。这一措施使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大批的流民得到安置，缓和了因土地兼并引起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使内地许多土地得到垦殖，西北边郡也得到初步开发。
桑弘羊在理财方面表现出的出色才能，使汉武帝极为欣赏。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被提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挑起了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重担。这一年，桑弘羊四十四岁。天汉元年（前100），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他从代理大农令到大司农，共十三年的时间，这个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桑弘羊在财政工作中最有成效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参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财政政策。
一是盐铁官营。关于盐的官营，实际上采用的是“民煮归官”的办法。盐户由政府招募，煮盐的费用由盐户自己承担，政府只供给他们生活费用和煮盐的铁锅，煮成的盐由盐官负责统购统销。关于铁的官营，是在产铁的郡设置铁官进行生产，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负责销售。盐铁官营以后，生产规模扩大了，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桑弘羊自己更认为官营盐铁不仅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还有杜绝豪强兼并，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国家统一的作用。后来他之所以遭到大工商业主和贵族官僚地主的激烈反对，其原因即在于此。
二是均输平准。均输是西汉政府通过赋税的形式，对于从民间征用的各类物资实行调剂的一种手段，即各郡国应上交中央的贡物，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价格低廉的土产品，交与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往缺乏这些产品的地区高价出售。这样既可免除各郡国输送贡物入京师的困难，又能随时调剂中央所需要的物品。同时封建官府不费一文即可得到土特产品，在辗转贸易中获得巨大利润。平准是为了统制商品的交换和买卖，平衡商品价格，在京师长安设立的一个机构，即大农诸官以各地输进的物资和工官所制造的各种产品为资本，当京师某种商品涨价时，即贱价抛售；反之，如果某种商品跌价时，即大量收买。它的任务是稳定京师市场物价，打击工商业主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活动。桑弘羊创立的均输平准，对于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以缓解财政困难，成效是很显著的。因此，武帝赐桑弘羊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以示鼓励。
三是酒类专卖。天汉三年（前98），实行酒榷法。即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以谷物，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的格式，具体生产由私营作坊分散独立经营，酿成的酒归官府所有，私人不得出售。这样，官府虽不垄断生产，但却控制全部产品，实行专卖。酒类专卖后的赢利是相当可观的，它与当时的盐铁、均输并称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三业”。这三业的实行，为扭转武帝时的财政危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轮召诏令露祸端
天汉四年（前97），桑弘羊被贬为搜粟都尉。在这之前，桑弘羊有一个子弟犯法，被执金吾（负责京师的治安）杜周逮捕。按照法律，子弟犯法，父兄要连坐。所以桑弘羊的被贬官可能与此有关。但是桑弘羊被贬职后，直到昭帝始元六年（前81）杨敞被任命为大司农止，中间有十六年，大司农的职务一直空缺着。这可能是由于桑弘羊子弟犯法，照法律他必须连坐受处分，所以降职为搜粟都尉，但是桑弘羊在理财上深受汉武帝的信任，而大司农一职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汉武帝就采取了一个折衷的作法，一方面罢了桑弘羊大司农的职，另一方面又让他代理大司农的职务。
从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负责财政以来，所实行的各种经济政策，一方面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地主豪强势力，巩固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使西汉政府在工商业方面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那时候，战争的巨大费用，以及汉武帝个人穷奢极欲的挥霍赏赐，大都是从这些收入中开支的。但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仅仅是暂时缓和了一下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不可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阶级矛盾仍然在不断加深，农民起义在各地爆发。汉武帝认识到这种形势，因而决定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实行对外暂时变攻为守，对内恢复休养生息的办法，以缓和激化了的矛盾。
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上疏，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轮台地处塔里木盆地的中心，是汉朝到西方去的使节和商队来往的必经之地。轮台以东，焉耆、危须、尉犁（均在今新疆境内）一带，则是匈奴僮仆都尉经常驻扎的地区。桑弘羊认为如果在此处屯田，不仅可以开垦良田五千余顷，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库收入；而且对进一步排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保卫中西交通及汉朝西北边郡的安全，也有重大意义。
桑弘羊的这一建议，从长远来看，确实是征服匈奴的有效办法。后来昭帝时，霍光就曾采用这个办法在轮台屯田，到宣帝、元帝时，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它却不适合汉武帝当时的形势，所以汉武帝抓住这个问题，下了有名的轮台诏令。在诏书中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和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为了表示今后不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特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从屯田轮台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晚年，桑弘羊与汉武帝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差距。汉武帝看到形势发生变化，马上由攻改为守；而桑弘羊却没有认识到这些变化，仍然坚持继续进取的方针。所以他的一些主张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被汉武帝采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顾命大臣分歧深
汉武帝在轮台诏中对过去自己的好大喜功作了自我检讨，并改变了对内外政策后，过了三年，在后元二年（前87）就病死在游幸途中。汉武帝死后，立少子弗陵为昭帝，由于他只有八岁，所以汉武帝以遗诏命霍光、桑弘羊、金日殚、上官桀、田千秋为辅佐昭帝的顾命大臣，共同掌管朝政。桑弘羊在受遗诏为辅政大臣的同时，被提升为御史大夫。
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由于霍去病的关系，霍光十几岁即入宫为郎，历任诸曹、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据说他平时出入殿门，举止进退，都有一定的地方，诸郎官曾暗地做上标记来观察他，竟然不失分寸，其谨慎稳重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发布轮台诏之后，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要物色一个能执行自己政策的大臣，他觉得霍光适合，就让黄门画者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赐给霍光，以此表示对霍光辅政的信赖和希望。
武帝病重时，要霍光行周公之事来辅佐昭帝，霍光推荐金日殚。金日殚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霍去病与匈奴作战时，休屠王被杀，金日殚和他的母亲及弟弟被俘，送到首都给皇帝养马，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提升为驸马都尉。当霍光推荐他当行周公之事时，就以自己是匈奴人为辞，表示愿作霍光的助手，所以霍光成为顾命大臣中主要决策人。田千秋虽为丞相，但年纪比较大，并无多大能力，只因一封上书受到汉武帝的赞许，很快就由一个供奉汉高祖寝庙的高寝郎上升为丞相，他当丞相为人处事都很谨慎，对霍光处处迎合奉承。上官桀本来是一个给皇家养马的未央厩令，有一次汉武帝生病后去看马，见马都瘦了，很生气。他却以听说皇帝病了，无心养马为名，表示了对皇帝的忠心。汉武帝不但没有加罪他，反而提升为侍中、太仆，武帝死时升为左将军。
武帝留给昭帝的这五位顾命大臣中，田千秋年老不多管事，金日石单第二年就去世了，实际上只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个人。霍光是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而为顾命大臣的，汉武帝病危时又明确地让他行周公辅成王的事，所以昭帝即位之后，一切大权都掌握在霍光手中。
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霍光的女儿为妻，生有一女，在她六岁时，其父想让她入宫，希望为帝后。为这事上官安曾与霍光商量，霍光认为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上官安则认为霍光心怀妒忌，有意阻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鄂邑公主求援。鄂邑公主有一个情夫叫丁外人，上官安素与丁外人要好，想通过丁外人的关系向鄂邑公主说合，并许事成之后，帮助丁外人求一侯爵。由于公主的支持，安女果然被选入宫，不久便立为皇后。上官安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曾多次要求霍光按列侯尚公主的成例，封丁外人为列侯。但霍光认为丁外人不是公主的真正丈夫，始终没有答应。上官桀本来在武帝时已官至太仆，地位比霍光高，这时又因孙女入宫为皇后，父子并列为将军，对霍光的掌权看不顺眼，霍光又不买他们的面子，不答应他们封丁外人为列侯的要求，所以上官桀对霍光不满，他们之间开始发生矛盾。
桑弘羊也因为自己论资格和功劳都在霍光之上，对霍光的掌握大权不服气，他又想替自己的子弟谋官，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绝，所以也越来越敌视霍光。这样，在三个有实力而又雄心勃勃的顾命大臣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桑弘羊与上官桀联合起来，反对霍光的独揽大权。
盐铁会议惹矛盾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召开了盐铁会议。杜延年是杜周的儿子，是霍光的亲信。他曾向霍光建议，现在的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策，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霍光同意了他的建议，就让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六十多人，集中到首都开会，讨论民间有什么疾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贤良是已经有了功名的儒生，文学只是地方上有点名气的儒生，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多名贤良文学中，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
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时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他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这次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前一个阶段是正式讨论会，后一个阶段是在正式会议结束后，贤良文学向丞相、御史大夫辞行之际进行的另一场辩论，也可以说是非正式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有政治问题如应重刑罚还是重德教，有军事问题如抗击匈奴好还是与之和亲好；但更多的是汉武帝所施行的盐铁、均输、酒榷、币制、算缗告缗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汉宣帝时汝南人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成《盐铁论》一书，所以一般都把这次会议叫做“盐铁会议”。
这次会议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一方，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一方，互相辩论得非常激烈，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并希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的一方意见。而贤良文学则代表了否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价和修改的一方意见。
霍光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对这次会议是重视的。他显然不同意桑弘羊的意见，这从他当政之后所实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汉武帝轮台诏的精神进行的。这就是他和桑弘羊在政见上的分歧所在。但是霍光也不完全赞同贤良文学全面否定汉武帝政策的看法，他没有接受贤良文学要求全部罢除盐铁、均输等官营事业的建议，而只是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他也没有采纳贤良文学主张对匈奴实行感化政策，放弃防御和抵抗，而仍然加强了边防建设。但是，霍光通过这次会议，利用贤良文学的激进情绪，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因此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来说，是有利于霍光而不利于桑弘羊的。会议结束之后，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都被封了一个列大夫的官爵。
“燕王之变”悲剧演
盐铁会议的第二年，即昭帝元凤元年（前）九月，在汉朝皇族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帝位的斗争，史称“燕王之变”。这次事变后，桑弘羊及其家人全被霍光处死。
原来汉武帝有六个儿子，其中太子刘据因“巫蛊事件”受到诬陷而造反，失败自杀，齐王刘闳则早死，剩下的武帝诸子中以燕王刘旦为最长。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的继承人应是嫡妻（皇后）的长子即嫡长子；如无嫡长子，可以由其他嫡子继承；如无嫡子，也可以由嫔妃所生诸子中年长者来继承。燕王最长，当立为太子。然而，武帝并不喜欢他。一次，燕王曾上书请求入宫宿卫，意思是想争夺太子位，武帝不仅不许，反而把燕王派来的使者杀掉了；还有一次，燕王犯了藏匿逃犯的罪，被削去三县。这两件事让武帝极为反感，结果，少子弗陵被立为太子。武帝死后，霍光受遗诏拥立弗陵即位，是为昭帝。燕王作为长子，未能继承皇位，因此对霍光怀恨在心。同时，由于上官桀父子、鄂邑公主在与霍光争权过程中，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对霍光有所忌恨。于是，他们便和燕王相勾结，打算除掉霍光，废掉汉昭帝，拥立燕王旦。
为达废霍光之目的，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上官桀先是上书，告发霍光擅自用天子礼仪，结党营私，扩充军事力量，图谋不轨。说霍光外出检阅羽林兵时，用天子礼仪，有谋反的野心；大将军长史杨敞无功劳，拜为搜粟都尉；还私自增加幕府校尉，等等。然而这一招并未奏效，昭帝发觉其中有诈，没有听信，而且，每逢上官桀的党羽说霍光的坏话就会大怒。上官桀等一看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由昭帝长姊鄂邑公主出面，置酒宴请霍光，想乘机将霍光杀死。不料此事走露了风声，被公主手下的一个农官发觉，告知了杨敞，杨敞又转告给谏大夫杜延年，杜立即告诉了霍光。这样，这一计划完全败露。此后，燕王、鄂邑公主先后自杀，上官桀父子以谋反被诛。
据史书记载，由于桑弘羊和霍光有着深刻的政策分歧，政见不合，而且欲为子弟求官不成，所以，在“燕王之变”中也参与了反对霍光的活动，曾与燕王通谋。因此，他也没能逃脱被诛的厄运。霍光对此事处理非常严厉，将当时已经74岁的桑弘羊押赴刑场，而且连他的全家和宗族也不放过，甚至与其多少有点瓜葛的人都未能幸免。当桑弘羊被杀的时候，他的儿子桑迁畏罪逃亡，在逃亡途中，曾经藏匿在侯史吴家，后来桑迁被捕，判处了死刑。不久，朝廷颁布了赦令，赦令中规定：与此案有牵连的官吏，过去没有发现的，一律不予追究。于是侯史吴便自动投案自首。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共管此事，他们认为桑迁是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藏之，不是匿反者，应依赦令免吴罪。但是霍光不同意这样处理，又令侍御史复核，认为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止，与反者无异。侯史吴三百石吏，而藏匿反者，不得赦。并弹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田千秋为了替徐仁开脱，召中二千石、博士于公车门重议侯史吴一案，当时朝中公卿都知道是霍光的旨意，谁也不敢出来帮助他说话。结果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弃市，连田千秋这个老好人也几乎被牵连在内。
作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汉武帝时代在治理国家的财政上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桑弘羊，在年逾古稀之年，被霍光杀了头，灭了族，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悲剧。
岳飞之冤
一提起岳飞，人们都会肃然起敬，既为他“精忠报国”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而扼腕。凡是去过杭州的人，几乎都要到西湖边上的岳飞墓前瞻仰一番，而向跪在那里的秦桧铁人大吐唾液。这表明，凡是对祖国和人民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人民将永远怀念他，而那些危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将永远遭到人民的唾弃。
练文习武图报国
岳飞（1103～1142）生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二月十五日。据传说，岳飞呱呱坠地的那天傍晚，恰巧有一只大鸟从岳家的屋顶上飞鸣而过，父亲岳和就给他取名叫飞，后来又起了个字叫鹏举。
岳飞家境清贫，童年时就参加劳动，去野地打柴割草。稍长大一点，帮助父母下地耕作。贫困的生活并没有泯灭岳飞强烈的求知欲望。缺钱买灯油，他就白天拾取枯柴，晚上点燃照明，由父亲教他识字。以后自己稍能读书，更加勤苦，往往读到半夜，甚至通宵不寐。他特别爱读《左氏春秋传》和学习《孙子兵法》。这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基础。
长期的劳动使他受到很好的锻炼。他身强力壮，在未成年时就已能拉开三百斤的硬弓。永和乡有个老人叫周同，善长弓箭，岳飞便拜他为师，很快学会了一手好箭法，并能左右开弓。岳飞的外祖父姚大翁也特别喜欢岳飞的为人，请本地枪手陈广给岳飞传授“技击”，使岳飞枪法高超，成为“一县无敌”的人。
年轻的岳飞平日少言寡语，深沉宽厚，但生性刚直，心里想说什么，决不有所顾忌。他对师长非常尊敬。师父周同去世后，他每逢初一、十五，必定准备酒肉到周同坟上祭奠一番。
政和八年（1118），岳飞16岁，由父母作主，娶妻刘氏。第二年生下长子岳云。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邻近的安阳县韩姓大地主家当佃客，后来又在安阳的商市上做过“游徼”（巡查员）。工作之暇继续练习武艺。
这时，正是宋徽宗赵佶统治的年代。宋徽宗是一个腐朽荒淫的皇帝。正当宋朝统治者纵情享乐的时候，长期生息在我国东北的女真族勃然兴起，政和五年，在松花江边建立起女真奴隶主的金政权。以后，金国势力大张，宣和七年（1125），金兵灭辽。几个月后，金兵继续南侵，逼近宋的都城汴京（河南开封）。宋徽宗闻讯，惊恐万状，急忙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皇太子赵桓，这就是宋钦宗。
宋钦宗也是一个十分昏庸的皇帝，既贪生怕死，又妒贤忌才。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兵临城下。闰十一月，金军攻人汴京，把城里的财物抢劫一空，又驱赶着徽宗、钦宗和后妃、宫女等几千人撤出汴京，北宋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岳飞饱读兵书、娴熟武艺，早就盼望有一天能够投身疆场，杀敌报国。当初真定府路安抚使招募“敢战士”时，他即前去应募。安抚使慧眼识真金，非常器重这个小伙子，派他当一名“十队长”。不久，岳和在汤阴病故，岳飞便离开军队，回去料理丧事。
宣和六年，岳飞去河东路平定军（山西平定）再次投军，当“效用士”，不久升为偏校，即下级军官。靖康元年六月，岳飞带一百多名骑兵作“硬探”，到庆阳、榆次一带侦察金军动静。突然，遇到了大队金军，战士们毫无思想准备，惊慌失措，只有岳飞镇静自若，扬鞭策马冲人敌阵，杀死几名金骑兵将领。敌人畏怯，不敢逼近。后因队伍被金军打散，岳飞只身回到相州。
靖康元年十二月初，康王赵构在河北相州建立大元帅府，自己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下令招募义勇民兵。相州许多穷苦百姓为了保卫乡土，纷纷从军。岳飞也经人介绍，参加了赵构统率的军队。从此，他一直坚持在抗金战争的最前线，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战斗。
一次，岳飞带领一百名骑兵在滑州练习冰上骑射。那时，天气极其寒冷，连黄河都结起很厚一层冰。忽然发现金军大队人马从冰上飞驰而来，岳飞见敌我悬殊，沉着地对部下说：“敌人虽然人数很多，但是一点也不知道我军的虚实。乘他们喘息未定的时候，我们给予迎头痛击，一定能够打败他们；”话刚说完，他就骑着战马，冲向敌群。金军中有一名军官挥舞大刀迎上前来，岳飞挥刀砍去，刀锋砍进对方大刀一寸多。岳飞奋力拔出，手起刀落，杀死敌军官。骑兵们乘机猛冲掩杀，把金军打得大败而逃。岳飞因军功升为秉义郎（从八品的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