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此反复提到过，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办湘军的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一开始的时候，曾国藩也是茫无头绪的，甚至在湖南方面多次邀请之下，也不为所动。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等到郭嵩焘说服了他，说扑灭太平军，可以挽救传统儒家文化，可以建万世不朽之功业的时候，他彻底心动了，终于答应出山办团练。
因为曾国藩是经过湖南方面多次邀请，又经过皇帝下圣旨，才出山办团练的，可以称得上“千呼万唤始出来”，所以当他决定出山之后，他的信心就开始迅速爆棚了。最典型的表现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他迅速组织起一支有千把人的团练队伍，大肆扑杀当地零星的农民起义，他自己称之为雷霆手段，可是因为他杀人的手段太“雷霆”，也太雷人，以至于当地人给他起了两个外号，一个叫“曾剃头”，一个叫“曾屠夫”，都是说他杀人太多太狠。
二是曾国藩因为急着要办场大事业，所以勇挑重担、越俎代庖，试图把不归他统辖的清政府军绿营进行统一训练与调度。最开始的时候，湖南巡抚张亮基全力支持他，所以虽然绿营上上下下对曾国藩不满，但也拿他没办法。后来，张亮基调走了，新来的巡抚骆秉章是个彻头彻尾的文人，看不惯曾国藩所谓杀人平叛的雷霆手段，所以对曾国藩根本就不支持。省长大人不支持，曾国藩的操切与急躁立刻就遭了报应。紧接着绿营哗变，曾国藩差点为此丢掉老命。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危急时刻他向骆秉章救援，骆秉章却趁此奚落了他一顿，让他在湖南官场成为了笑柄，再也抬不起头来。
曾国藩信奉一句话，叫“打脱牙，和血吞”，所以他的忍功非凡。在这样一个大跟头面前，忍下一口气，带着他的一千团练负气出走，离开长沙，来到了他创建湘军的诞生地衡阳。
曾国藩最大的能耐不是忍，也不是狠，更不是讲权术、懂心机，而是他有超人的自我反思、深刻反省的能力，所以他的家训思想大多是他在现实中自我反省与反思的心得，所以才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曾国藩到了衡阳之后，首先做的，不是想着如何报仇雪恨，也不是想着如何卷土重来，而是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反思自己在长沙办团练的错误。而他反思的结果只有一个词——
操切！
操切，就是太急躁的意思。曾国藩并没有因为长沙的挫折对自己的事业与人生信仰产生动摇，让他动摇的是他以前的行为方式、做事方法与处世风格。曾国藩曾经深刻反省，说自己向来有急躁的毛病，年轻时动不动就会因为一些小事跟弟弟们发脾气，后来当了翰林后身上还是有一些坏毛病，以至于他老爹在北京和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也闹着回老家了，曾国藩总结说，造成这些缺点的一个根源就是浮躁。
曾国藩说：“一经焦躁，则心绪少佳，办事不能妥善。”（《曾国藩全集·家书》）就是说每次一浮躁，一焦躁，心态肯定就坏了，心态一坏，要办的事情肯定就要砸锅。反过来说，事情办砸锅，则往往是因为办事时的心态出了问题，而心态一旦出问题，则说明焦躁、浮躁的毛病一定犯了。所以，曾国藩在衡阳总结前半生，得出了一个指导后半生的观点，那就是——
“凡事总宜平心静气，稳稳办去！”（《曾国藩全集·家书》）
从此以后，稳字诀就成了曾国藩为人处世、临事行动的一个重要法宝。
让曾国藩坚信这一点的是“稳”字在湘军成军与湘军建功上所发挥的出人意料的巨大作用。
曾国藩长沙出走、败走衡阳之后，就再也没有办团练之心了，从此就有了办湘军之志。但前事之败，犹在目前，办个团练，尚且如此，要办湘军，岂非难上加难？
幸好，经历过长沙之败的曾国藩、反思出焦躁误事的曾国藩，此时已经有了不一样的人生智慧。他一到衡阳，立刻以前二品兵部侍郎、湖南团练大臣的身份，纡尊降贵地去结交品级远不如他的衡阳知县。要知道，曾国藩在长沙的时候，连巡抚都不放在眼里，巡抚相当于省长，在他眼里，省长神马的都是浮云，就更不用说市长、县长了。所以连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不理解他，觉得他没必要自降身价，去讨好衡阳县令。可曾国藩不仅自己降身价，还要求手下的将领都要肯自降身价，要与衡阳官场打成一片。
除了与衡阳县令结成好友，曾国藩还利用自己当年在衡阳读过书的经历，以及他的老丈人是衡阳人、他是衡阳女婿的这种特殊身份，广交衡阳当地的名士商户，以至于衡阳人都把这个带着千把团练来逃难的上门女婿当成真正的自家人来看。
衡阳县令不仅挪用本应上交朝廷的税赋十万两白银来帮曾国藩初建湘军，还专门划出一大片风水宝地作为曾国藩湘军的演武场，当地乡绅富户、名士大儒更是纷纷解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是没钱没力的也要免费替曾国藩吆喝两声，所以四乡八里，湖湘英才，一时间纷纷奔着衡阳的曾国藩而来。曾国藩一朝放下身段，立刻左右逢源，湘军从此在衡阳这块曾国藩的风水宝地开始发迹。
曾国藩一旦在衡阳立定脚跟，立刻全盘抛弃他的团练思想，开始全力发展他要建立的湘军。但即使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缺，他也还表现得小心翼翼，丝毫都不盲目和嚣张。
比如他按戚继光“束伍成营”之法创建湘军，每营严格控制兵源，只招五百人，而且绝不许超标。他曾让罗泽南的得意弟子王錱去招六营三千人的新兵，结果王錱好大喜功，一家伙招了一万多人。别人都以为王錱这下立了大功了，王錱自己也以为超额完成了任务，也沾沾自喜。哪知道，向来对手下宽宏大量的曾国藩却因为这事跟王錱大发脾气，说如此滥招，兵再多又有何用？然后让王錱只能在这一万多人里筛选七百人留下，其他全部解散。
王錱当然想不通，越级上报，找湖南巡抚骆秉章打小报告。本来骆秉章是不管这些事的，可刚好骆秉章最信赖、最依赖的天下最牛师爷左宗棠路见不平，为王錱打抱不平，并因此痛斥曾国藩。而曾国藩到此地步，更是不能松口，不便退让。最后，曾、王决裂，成为湘军史上的一段公案。
其实，曾国藩不让王錱多招、滥招也是有道理的，他自从从长沙退到衡阳后，就彻底地建立了以稳治军、以稳建业的思想。结交衡阳当地官场甚至乡绅名士，就是求一个稳定的建军环境。建军之初，招兵买马，宁缺毋滥，就是求一个稳健的发展趋势。当年办团练，希望一鸣惊人、一蹴而就，但事实证明这种行事风格根本不可取，所以长沙的大跟头也是注定了的。现在曾国藩一改行事风格，再加上他的自省能力、执行能力超强，在衡阳的稳扎稳打，甚至是亦步亦趋，也就不难理解了。
要说到曾国藩的这种反省能力与执行能力，真是到了有点极端的地步。
曾国藩稳扎稳打，窝在衡阳卧薪尝胆，苦练湘军，不经意间已经拉起了一支兼有水陆两师，人数多达17000人的湘军。这时，放眼天下，虽然各地都在办团练，但谁也没有湘军的规模与气势。
虽然曾国藩一味求稳，一味隐藏实力，但他那17000多人的队伍摆在那儿，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简直就是秃子头的虱子——谁都看得见。后来，出现战事危机，太平军从湖北调头向湖南迂回的时候，湖南当地官场乱了手脚，这时候大家看看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军，于是一改当年嘲笑曾国藩出走的姿态，个个低眉顺眼地来求曾国藩，求他出兵守护湖南。
搁着一般人，总算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杜牧说“包羞忍耻是男儿”，曾国藩包了羞、忍了耻，这时候该露出男子汉、大丈夫的面目来了吧！
可是他压根不为所动，既不是一副一雪耻辱、扬眉吐气状，也不是一副趾高气扬、拒人千里状，他就像没有这么回事一样，还是一如既往地低调，还是一如既往地小心，还是一如既往地稳稳当当。别人急，他根本不急，别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只稳坐钓鱼台、稳坐中军帐！
后来，湖南官场看请不动曾国藩，便曲线救国，转而向咸丰皇帝打小报告，说曾国藩手上有一支新军，您应该下圣旨让他赶快出山，以保湖南全境的安全。
咸丰一看，既然你曾国藩手上有这么多人马，当然不能放在那里不用，于是就下了道圣旨让曾国藩率湘军出山应战。
长沙官场一看咸丰皇帝下旨了，都松了口气——你曾国藩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吃敬酒吃罚酒，皇帝的圣旨你总不能不听吧！
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年那个意气风发、越俎代庖、最喜欢用雷霆手段的曾国藩一下变得让湖南官场上上下下都认不出来了。曾国藩不仅和和气气地拒绝了湖南官场的请求，还和和气气地拒绝了咸丰皇帝的圣旨。曾国藩在给咸丰的上表里说我是训练了一支新军，可还没训练好呢，这时候贸然出兵，恐怕要前功尽弃。
这个理由还真不是推托，曾国藩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就觉得他的湘军还没训练好，多训练一日，就多一份把握，多一份把握，就多稳妥一些。
但咸丰可不管曾国藩求稳不求稳，一看曾国藩敢抗旨，立刻就不高兴了，紧接着又下了第二道圣旨，责令曾国藩出兵。
曾国藩呢，还是磨磨唧唧，推来托去，就是不出兵。那时交通不便，咸丰的圣旨下到湖南，曾国藩的上表再报回北京，来来回回几趟就是好长时间。曾国藩就这么磨来磨去，果然多磨出好几个月。
咸丰向来跟曾国藩不对路，看他死活赖在衡阳不出兵，觉得那个号称一代大儒的曾国藩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所以到了第三道圣旨，就连自己皇帝的身份也不顾，直接在圣旨里讽刺曾国藩是个胆小鬼，还暗讽他实在有些赖皮劲。
曾国藩看了之后，还是不为所动。你说我赖皮，我就赖着不动；你说我胆小，我就胆小给你看。一直到第四道圣旨下，曾国藩才终于衡阳誓师，把湘军拉了出来，并最终取得了湘潭战役的胜利，湘军从此才高调登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在第四道圣旨的时候出动了呢？难道咸丰的第四道圣旨比前面骂得更狠吗？既然曾国藩前面能忍住，而且山高皇帝远，咸丰又拿他没办法，这时候为什么他一味求稳、一味求隐藏实力的初衷变了呢？
其实，曾国藩不仅没变，而且也正是因为全力求稳的政策，才在第四道圣旨后终于出兵了。
原来曾国藩一直窝在衡阳不出兵，一来是要抓紧时间多训练他的新军，二来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知道太平军回攻湖南的兵力有多少。因为不了解对方的虚实，所以他三十六计“稳为上”，坚决要等看清了虚实才肯动。
到了第四道圣旨的时候，曾国藩彻底了解了太平军的虚实。太平军攻下湖北之后，主力顺长江而下，去攻打南京了，后来，太平军也正是在南京建都，建立了自己的太平天国政权。因为主力顺江而下，所以留守湖北的太平军人马本来就不多，而攻湖南的这一支则是从留守湖北的人马里分出来的五千多人，所以根本就是一支薄弱的力量。而曾国藩新建湘军有17000人，面对太平军回攻湖南的五千多人，可谓实力雄厚。
这样的力量对比，让曾国藩看到必胜的希望，所以他不再跟咸丰和湖南当地官场扯皮，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时候终于稳稳当当地出山了。结果，一战而获湘潭大捷，二战反攻湖北，三战取得武昌大捷，取得了清军对太平军作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胜利。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也从此稳获了当时天下大势中不可动摇的决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