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的处世方法呢？这种方法为什么又能够化解陈、刘二人身上的戾气，并最终解决问题呢？
我想，其中应该有四点可挖掘的内涵。
第一，对于一个团队来讲，扬善是一种最重要激励机制。
我们知道，企业里有奖惩机制，奖与惩都不可或缺，但到底哪一个发挥的作用更大些呢？管理学上认为，惩可以帮助形成制度、纪律与规范，但奖才可以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就是从创造财富与价值的终极目标来看，尤其是长期来看，奖比惩产生的作用要更大、更重要。所以站在国家层面尚要设立国家级的科技技术进步奖，并且广为宣传，这就是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的激励机制，就是一种“扬善于公庭”的做法。所以，扬善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
第二，对于社会来讲，批判更有利于成长；但对于个人来讲，鼓励更有利于成长。
一个社会要进步，要越来越文明，就必须要有、要包容批评与批判的声音，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批评、批判，就会逐渐缺失监督、监管与监察的力量，这样，社会的公正性、公平性就会受到破坏，社会的黑暗面会快速增长，而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会因此而倒退。所以，站在社会层面来说，批判，也就是规过，其实是第一位的。
但对个人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在儿童教育中有种非常重要的教育手段，叫做赏识教育。尤其是儿童成长阶段，信任、尊重、激励是儿童在心智上快速成长的关键。其实不只对于儿童，在人生的每个阶段，甚至是老年，环境对一个个体的赏识，即扬善，对其心境、心情、心智的转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曾国藩在与学生的书信里就说：“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大抵取诸人者，当在小处实处，与人者，当在大处空处。”（《曾国藩全集·书札》）那意思是不论是向人学习还是教育别人都要从善处着眼，作为团队的领导者一要从小处实处学别人之善，更重要的还要从立身修养处见人之善，由此给人教益。可见曾国藩认为扬善在个人塑造中是占第一位的。
这里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曾国藩手下有个幕僚叫李鸿裔，名字虽然跟李鸿章很像，但两人并不是兄弟。李鸿裔比李鸿章小，比曾纪泽稍大一些，因为人很有才，也机灵，所以曾国藩很器重他，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所以曾国藩的秘室他是可以随便出入的。
一次，有几个所谓理学家投奔到曾国藩的幕府中来，号称三圣七贤。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也就把他们都留了下来，平日主要是跟他们交流学问，也没给他们什么实职。一天，曾国藩与宾客谈天，李鸿裔走进曾国藩的书房，看书桌上有篇文章叫《不动心说》，正是三圣七贤中的某位所写，文章自夸就是有美女在眼前，自己也不会动心；就是有高官厚禄在眼前，自己也不会动心。李鸿裔少年气盛，一看这些假道学的面孔就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提笔在这篇文章的后面题了首打油诗：
“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
其意讽刺写文章的人口是心非，矫情做作。写完，李鸿裔得意而去。
曾国藩看到后把李鸿裔叫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些人确实难免有些欺世盗名的成份，当然也有言行不一的地方，但已入我幕中，当以同仁视之。你这样公然揭人之短，就是毁人前路，别人会因此而恼羞成怒，也会因此来报复你，这样说不定你也会有杀身之祸，实在是三败俱伤的做法：一则败人，一则败己，还必将对我们这个团队产生不利的影响。
李鸿裔听曾老师一番教导，幡然醒悟，后来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终成一代鸿儒。
第三，规过是必须的，但更讲究方式、方法与灵活性。
我们看曾国藩把“扬善于公庭”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千万不要以为他只主张扬善，不主张惩恶，事实上他也认为惩恶与规过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是更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他与“扬善于公庭”的处世哲学相对应的就是“规过于私室”。
这就要说到他为什么可以彻底化解陈、刘二人的戾气了。刘铭传还好说，有李鸿章可以镇着他，而陈国瑞原来的领导僧格林沁已经战死，没有人管得往陈国瑞了，所以光是靠“扬善于公庭”的几句赞扬与勉励想要彻底收服这个蛮将也是痴人说梦。曾国藩一面公开表奏了陈国瑞向来作战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另一面也把陈国瑞叫到营中，要与他订下不扰民、不私斗、不违令三条军规。
陈国瑞不服气，认为刘铭传杀他五百多人，还把他又吊又打三天，过失远比自己大。
到了这个份儿上，曾国藩也不客气，拿出一份奏折给他看。陈国瑞一看，是曾国藩要上奏朝廷抹去陈国瑞除总兵以外所有职务的一份奏折。陈国瑞看了之后也没什么表情，反正他横惯了，撤去职务就撤去职务，他也不在乎，所以还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曾国藩看他这种表现也在意料之中，又拿出了第二份奏折给他看。陈国瑞看了这份奏折，脸色变了。这份奏折历数陈国瑞的恶行，直接建议朝廷撤去陈国瑞的总兵职务。
总兵可是一个关键的实职，对于陈国瑞这样的战将而言，其他职务可有可无，但总兵却是他凭着抛头颅、洒热血的一场场硬仗打下来的，这总兵要是撤了，他陈国瑞前半生算是白忙活了。
曾国藩竟是如此聪明！他建议朝廷给予陈国瑞撤职的处分不一块写，而是写在两篇奏折里，而且是两种程度的撤职，一前一后拿出来，陈国瑞的心理防线立刻全面崩溃。这就是曾国藩要在私室规过的好处，这里面有充分的灵活性与艺术性。
到了这个份儿上，陈国瑞终于沉不住气了，跪下来跟曾国藩彻底认错，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曾国藩不动声色，仅用两篇早就准备好的文章就彻底收服了这员悍将。
所以曾国藩的“扬善于公庭”之所以说得底气十足，是因为他“规过于私室”的艺术已经炉火纯青！
第四，勇于扬善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修行，会慢慢地使自己胸襟扩大，这才是一种做大事的胸怀。
曾国藩常在家训里教育弟弟说：“媢嫉倾轧，从古以来共事者，皆所不免。吾辈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耳。”（《曾国藩全集·家书》）“薄责人”就能“躬自厚”，是说少苛责别人，少议论别人短处，多见别人长处，这样就能使自己达到更大的境界。这个“自厚”就是使自己变得厚实、丰厚，在曾国藩那里，所谓“自厚”就是一种做大事的胸襟与胸怀。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把“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当成一种处世的智慧与艺术，更把它当成一种自我修行的方法。
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一再说，曾国藩原来也只是一个资质平凡的人，也曾经是气量狭小、斤斤计较、不像是能做大事的人，但为什么后来的曾国藩能彻底改变呢？
曾国藩曾经自己总结说，一个人的胸怀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
毫无疑问，他自己的人生正是这种规律的生动写照。
再来看一个因“扬善于公庭”而彻底改变人生的小故事。
公元676年，正是唐高宗仪凤元年，在四川射洪，有一个纨绔子弟，他因为是富二代，生来衣食无忧，所以大字不识几个，整日跟一帮狐朋狗友走街串巷，惹是生非。
18岁那年，有一天他跟着狐朋狗友在街上晃荡了许久，百无聊赖中他一人无意间走到一家书院前，突然听到里面的读书声，不禁心中一动，就走了进去。进去一看，在一个院子里一个老师正在跟十几个学生讲四书五经。他觉得很好奇，就凑过去听。开始觉得听不懂，但渐渐有些明白，不禁喜形于色。
老师讲了半天，看别的学生都无动于衷，唯独这个不认识的旁听生一副心有戚戚焉的样子，也非常高兴，不禁当众出声夸奖了这位旁听生同学。
经此一番夸奖，这位旁听生回家之后，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从此以后，他与那帮街头小混混彻底绝交，一个人从头学起，三年之内奋发图强，读遍经史子籍。三年之后，他携大量个人创作来到长安，摔琴换名，一时声名雀起，洛阳纸贵，成为唐代诗文复古革新运动的开风气者。就因为有他开风气之先，在他之后，才终于出现了李白这样的唐诗复古革新运动的干将！
这个因为一句公开的赞扬而改变了一生甚至也改变了一个文学时代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陈子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