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讲过曾国藩“挺身入局”的家训思想是他十八条“挺经”宝典的出发点与关键所在，那么曾国藩所主张的“挺身入局”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有一种世俗化的入局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非常盛行，它的名字叫“交际”。在现代，它搭上了学术的边儿，美其名曰“公共关系学”。但在传统乃至当下的中国，它都更典型地体现为一种酒桌文化、饭局文化。所以，所谓的“入局”在中国的交际环境下往往演变成了“入饭局”。
曾国藩也曾经是这种“入饭局”交际文化的实践者，他当年在北京做翰林的时候，整日不务正业，甚至有些游手好闲，大多就身陷于这种“入饭局”的交际之苦。他的父亲来北京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因为不满意曾国藩的表现而坚决回家了。回家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曾国藩，劝他要“三节”。曾国藩在日记里曾说：“按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所谓“节欲、节劳、节饮食”，对当时任翰林闲职的曾国藩来说，就是说他深陷这种交际之局、无聊饭局而不知自拔。
中国人的这种以“入饭局”为交际的特色文化，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酒文化的发达。至少，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种交际之局、无聊饭局与酒局里，最重要的两个表达方式，除了劝酒、拼酒，就是说话。所以曾国藩在看到父亲给自己提出的“三节”警告后，当即就给自己立下了三戒的警示，其中第一条就是“戒多言”。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尤其是他刚刚当上翰林的头一两年里，因为春风得意，因为年少轻狂，所以那时候的他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话唠”。我们来看看他日记里的一些记载，就知道给他这个“话唠”的封号也不算栽赃。
比如有一次他到一个叫陈岱云的朋友家蹭饭，他的表现是“席前后气浮言多”。这是说从到人家家里开始算起，不论是吃饭前，还是吃饭过程中，还是饭后，他自己的表现是既浮躁，又话多。
过两天，他又去好朋友汤鹏家蹭饭，他的表现是“多夸诞语”，意即说的都是不着调的话。
过两天，一个叫窦兰泉的朋友到曾国藩家，结果曾国藩留客吃饭，边吃饭边谈理学，但整个过程中曾国藩自己是“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憍”。意思是说不仅夸夸其谈，甚至连点朋友间真诚的态度都没有，结果最后话不投机，两人居然不欢而散。
又有一天一个叫冯树堂的好朋友来访，曾国藩把陈岱云也叫来一起开饭局。边吃边聊，结果聊到后来，三个人居然“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而曾国藩则是“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当然最后的结果又是不欢而散。
又过了一段时间，曾国藩的父亲过寿，他借这个机会又请了一大帮朋友来聚会，结果席间竟然与一个叫郑小珊的朋友说着说着吵了起来。曾国藩的表现是“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最后竟然是“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是说两人吵到后来，曾国藩竟然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也不顾这是为父亲祝寿的酒席，居然爆起粗口，耍出无赖的表现来。这一下寿席自然不欢而散，连他爹也气得不得了，所以后来才要坚决离京，回老家后，又苦口婆心地写信劝他要“三节”。
这些事都证明，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不仅是个话唠，而且还是个愤青式的话唠，所以“言多必失”用在他身上，是一句再也准确不过的评语了。
但是要交际，要入局，就要说话，曾国藩该怎么办呢？
一开始的时候，他也经常反思，比如他也在日记里反省说：“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又说自己“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
反思了之后，就该想办法改正，所以他曾经也试过这样的办法，比如他说：“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也就是说让自己这个话唠一下子改做哑巴仓促间还真做不到，只有先从改变语态、语气这些习惯入手。
后来，好朋友陈岱云也指出他这个“话唠”的缺陷，并告诉他应该从一个“敬”字上下功夫，于是曾国藩又反思，说自己“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可反思归反思，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很苦恼地说：“自问亦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每日自旦至夜，瑟僩赫喧之意，曾不可得。”就是说虽然改变了语气、语态，虽然也从敬字上下足了功夫，可“话唠”这个毛病还是改得不彻底，以至于他不得不仰天长叹，感慨地说自己这个“言多尖刻，惹人厌烦”的毛病，到底“何时能拔此根株”？又说：“多言不知戒绝，无所谓省察者！志安在邪？耻安在邪？”（案：以上引文，俱出自《曾国藩全集·日记》。）
那么，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改掉了这个“话唠”的毛病的呢？他又是靠什么方法改掉这个毛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