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值得美国人倾听的声音 (1)
许多时候，随意翻开的书会给你很多惊喜和启迪。在课题研究之外，我觉得很享受的事情，就是在暖洋洋的阳光照射下，坐在露台的躺椅上，随便翻翻那些看上去与研究没有密切联系的书。
有意思的是，有时那些偶尔翻翻的书籍，恰恰十分有助于你理解现实问题。
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的《鲨鱼与海鸥——法国与美国的天下争锋》就很值得一读。
众所周知的是，法国是最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国家之一，而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法国这样做，就是在与美国叫板，是利益冲突，至少当初是这样的。但后来的情形是，法国人的很多看法都被事实验证了。
法国人的历史智慧，是值得美国人借鉴的。
从历史上看，法国参与了许多大型战争，有着丰富的征服和被征服的经验和教训，因而在类似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有着不一般的发言权。在这本书中，德维尔潘就很耐心地为美国人回忆了拿破仑在西班牙的失败，因为对法国人来说，征讨西班牙的例子最能表明征服精神会如何走入歧途。
还是在1808年，当时拿破仑的权势处于鼎盛时期。在取得奥斯特利茨、耶拿和弗里德兰战役的胜利后，他在欧洲大陆已不再有军事对手。也正是在这种舍我其谁的心理情境下，拿破仑的法国犯下了巨大的错误。
拿破仑利用西班牙王族内部的分裂策动了巴约讷劫持，强迫查理四世父子放弃王位，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弟弟约瑟夫。作为启蒙思想的忠实信徒，拿破仑坚信所有西班牙人都会满怀热情地欢呼西班牙的新生。但他大错特错了：他忽视了西班牙人民在抵抗穆斯林入侵中形成的民族骄傲，也忽视了该社会极为突出的保王主义和天主教特点。
让拿破仑始料未及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在西班牙遇到了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队员，他们采取肉搏和伏击的手段，让法国人无所适从。由于分散在民众中，占领军拿他们毫无办法。可怜的约瑟夫国王只能眼看着残忍的相互杀戮和酷刑四处泛滥，尽管他很想制止屠杀并得到“臣民”的尊敬。
经过5年作战，在造成40万人惨死后，法国大军渡过比达索亚河，灰头土脸地撤回法国。也就是从那时起，拿破仑王朝开始走向衰落。
但拿破仑也有值得推崇的具有创见的做法，比如他所建立的埃及学院就具有历史意义。这个学院反映出拿破仑富有远见的思想：他希望在尊重各自认同的前提下，以文化间的对话来代替军事统治，他号召自己的军队要尊重伊斯兰，并把职责赋予当地的精英。
尽管拿破仑最终惨败，但他的这种开放精神却产生了长期影响。在开罗异常活跃的法兰西学院就是有力的证明，穆罕默德？阿里就是在法国顾问的帮助下对埃及进行了改革。
在德维尔潘看来，伊拉克战争不仅具有地缘政治影响，还有着文化象征。
他担心的是，在海湾的博弈不仅牵扯美国和伊拉克的利益，还关系到国际社会能否实现消除民族间互不理解和信任的意愿。
缺乏理解和信任，恰恰是诸多国际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中海两岸关系的历史则否定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不能相互理解的论调。它表明，东西方关系的发展方式，主要是相互融合、襄助和分享，而不是对立。
事实上，在这个多变和充满矛盾的世界，相互欣赏和倾听，已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智慧，一种胸怀。
历史对现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德维尔潘所说的，“历史遗产决定着我们对待武力的态度”，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下来，就会转化为一种远见。
“任何人都不喜欢武装的传教士”——罗伯斯庇尔在两百年前说过的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
作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德维尔潘提出了一个人们在后“9.11”时代特别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人类在疏离集体命运意识的过程中感到团结互助将成为一种新的需求，它既是初露端倪的现实，又是应尽的责任。
尤其需要美国领导人注意的是，团结互助原则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在美国极力推行所谓的民主制度之前，有必要问问自己：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做了什么，做了多少？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告诫，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但总有人会侥幸地认为，别人在那里跌倒，不等于我也会。
在阿富汗，前苏联栽了个大跟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它的解体。15年后，美国人去了那里，扔掉历史书，自信地说，我们会胜利地走出来。
结果呢，一不留神，就在那里待出了个美国之最。
伊拉克和阿富汗是难兄难弟。
话说，当初布什政府发动这两场战争，都是打着反恐的旗号，结果呢，前者被证明是一场莫须有的反恐战争，后者则是一场“诈和”的反恐战争，把“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逼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后，美军就开始马放南山了，最终把阿富汗战争生生地做成了夹生饭。
让阿富汗人感到郁闷的是，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发动，在相当一段时间，阿富汗好像被遗忘了一样，直到奥巴马到来。
当然了，作为“交换”，伊拉克很快便饱尝了阿富汗的那种被遗忘的滋味。
奥巴马的阿富汗观，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这还要“感谢”美国媒体对阿富汗不离不弃的报道。
应该说，在伊拉克战争启动之前，美国媒体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被牵引到“倒萨”等问题上，并在一段时间内与布什政府形成一唱一和的默契。但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媒体并不像白宫那样一门心思地酝酿伊拉克战争，而是继续给予了阿富汗以必要的关注。
“9.11”一周年之际，沃尔特？沙皮罗在《今日美国报》发表的文章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作者看来，“反塔”战争虽然结束了，但阿富汗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布什政府不能就此扬长而去，眼睁睁地看着“基地”组织继续威胁阿富汗的正常生活，看着阿富汗长期处于贫困和纷争之中，否则美国将会被认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国家。
此前发生的卡尔扎伊遇刺事件和“基地”残余重返阿富汗的消息则加深了人们的这种疑虑，即“倒萨”正在使阿富汗失去优先地位。
此后，美国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忧心忡忡地指出，美国“解放”了的阿富汗，似乎又在向“过去的黑暗时代”进军。
美国媒体的担心，后来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首先是塔利班的死灰复燃。
旁观者清，在布什政府兴致勃勃地折腾伊拉克之际，大量媒体却在针对“失去阿富汗”的主题大做文章，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就预言，如果美国对阿富汗现状坐视不理，塔利班不久就会恢复实力，并将重新打开“权力之门”。
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不幸言中了。
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的媒体，在多数时候，都比深陷其中的政客冷静和客观。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美国将几乎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战争时，塔利班却在悄悄地进行着重组，在这个过程中，虚弱的卡尔扎伊政权及心不在焉的美国，都成为塔利班凝聚力量，重新东山再起的良好外部条件。
随着阿富汗的形势日益恶化，没过多久，连政客都意识到，美国可能在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副总统的拜登，就曾撰文警告说，由于人们过度聚焦伊拉克，一个忽视阿富汗的风险正在出现。随着混乱情况的加剧，重建的代价将会增大。并且，阿富汗有可能重新成为鸦片生产和输出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