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军统特务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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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军统针对日特“杉工作”展开的假币之战2

山本宪藏制造假币,大肆开展“杉工作”

那么,山本宪藏的“杉工作”究竟是怎样展开的呢?

军统特务们经过细致认真的调查,终于查出了“杉工作”的来龙去脉。

在1938年12月,东条英机下达了全面推进“杉工作”的命令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39年年初,以阪田诚盛名义注册资本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一家名为“诚达公司”的机构。该公司迅速扩张,没多久,就在沦陷区建立了53家分店,所谓的“诚达公司”,其实就是“杉工作”的秘密联络站,是“杉工作”得以全面实施的机构保障。

接下来,山本宪藏从面额较小的5元法币入手,开始制作第一批伪币。他迅速回到日本,找到井上源之承,与其一起研制了面额为5元的法币的印版,然后在日本国内伪造了数十万的5元法币,通过“诚达公司”输送到中国,妄图将这些伪币大量投入中国市场,以换取军用物资,扰乱中国市场。

然而,有趣的是,山本宪藏原本以为,选取面额较小的5元法币制作假币,投入市场后,不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也不容易引起百姓们对于假币的警惕。然而,等这些伪造的5元法币运到中国后,山本宪藏才发现,这种5元法币,早就已经作废了。也就是说,这种5元法币早就不在中国市场上流通了。谁叫山本宪藏从来不去中国市场上亲自购物,使用中国的法币呢?结果,这第一次“杉工作”的成果——伪造的数十万5元法币,就变成了一堆废纸,山本宪藏和井上源之承一起被日本高层领导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在伪造5元法币失败后,山本宪藏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潜心研究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各种货币,终于在1940年,他胸有成竹地故伎重演了。1940年4月,山本宪藏在日本国内,成批伪造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1元、5元、10元面额的伪币,共计500多万元。这一次,山本宪藏的确下了一番功夫。他并没有将印制好的伪币直接通过“诚达公司”投入中国市场,而是经过二次加工,将这些崭新的假币,变成了看起来皱皱巴巴的旧票,然后通过“诚达公司”的物流系统,运往了中国。经历了伪造5元法币的失败,山本宪藏变得极为狡猾,假币运抵中国后,他吩咐“诚达公司”总部以及各个分公司,将所有的假币和市场上流通的真币混杂在一起使用,以免引起国民党和百姓们的关注。

于是,日本的各个侵华机关,包括“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 松林党”,还有日本在沦陷区建立的各个“商社”,都开始使用这些假币。

然而,虽然山本宪藏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还是被军统的特务们发现了蛛丝马迹,并且顺藤摸瓜,查出了“杉工作”的整个来龙去脉。

军统与日特的假币之战

戴笠听到这个惊天的秘密后,格外重视,不仅迅速上报蒋介石,而且专门成立了“对敌经济作战室”,派出大量军统特务,查抄假币,并且严厉打击妄图利用假币抢购中国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日本特务机关。

于是,军统针对日特的“杉工作”,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假币之战。

针对日特的“杉工作”,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以假对假”的反击策略,由戴笠的军统局负责实施,全力阻击日特的金融掠夺。

虽然军统和国民党其他相关部门积极应对假币,但日特伪造的法币,还是在短时期内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抗战初期,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主要就是法币。追溯到1936年,当时100元的法币就可以买一头牛,然而到了1940年下半年,因为日特在中国市场大量投入伪造的法币,套购中国物资,导致法币严重贬值,物价不断上涨,法币越来越不值钱。当时,百姓们手里的钱,竟然会在一天内变得“薄”起来,上午还可以买20斤大米的法币,到了下午,就只能买12斤大米了。

更为恶劣的是,日特机关,比如“杉机关”,还利用“诚达公司”为凭借,从某些一味贪图钱财的中国商人手里购买大量的汽油、药品、火药等战时稀缺物资,以至于国民政府的军用物资紧缺,稀缺物资价格疯涨。

针对日特假币带来的严重的经济匮乏,在军统局局长戴笠的提议下,国民政府决定对法币的防伪技术进行改进。

然而,山本宪藏却根据法币防伪技术的改进,一次次改进伪币制造技术。

当时,照相制版技术已经发明,但山本宪藏发现,照相制版不够精致,做出来的伪钞并不理想,所以,山本宪藏决定还是采用原始的雕刻制版。为了侦破国民政府的法币防伪技术,山本宪藏还特意向上级申请,从日本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这两名雕刻技师,可帮了山本宪藏的大忙,作为成熟的雕刻技师,他们使用放大镜,将国民政府印制的法币的花纹和人像,丝毫不差地雕刻在钢制印板上,伪造出了极为逼真的法币。由于当时中国的法币采用美式规格制造,并不像现在的纸币那样,有难以防止的纸币底纹,所以,在雕刻技师做出了逼真的钢制印板后,经过日本国内在正面进行凹印,背面进行平板胶印,又一次次印制出和国民政府发放的法币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法币。

针对这些情况,戴笠再三斟酌,最后向国民政府提议,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这一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许可。

1941年,国民政府在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开始对法币进行大改版。军统和日特的假币之战,愈演愈烈。

事实上,军统和日特的假币大战,并没有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因为日特投入了大量的伪币,国民政府为了应对这些假币,又印制了大量的真币,导致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越来越多,货币量的急剧增多,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一次次升级。从1937年到1944年的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虽然这有效地抵制了日特伪币对当时中国物资的掠夺,但是却造成了中国百姓越来越没钱,越来越穷。

在这场假币之战中,军统局还实施了一个更有趣的“以假治假”的策略。在国民政府的密令下,军统局和英、美两大国的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的歌乐山秘密建成一座伪造货币的工厂。当然,戴笠并不是要伪造法币,戴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量伪造日本钞票,以扰乱日特的“杉工作”。

蒋介石也非常支持军统的“以假治假”的策略,不惜重金从美国造币公司进口纸张和设备,还支持戴笠从中国银行造币厂里挑选技术精英到歌乐山伪币厂,全力推进伪造日币的进程。

然而,歌乐山伪币厂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当时日本只有一家发钞银行,那就是日本银行,日本银行所发行的日币,不仅使用了桑皮纸,而且还在这种纸张里加入了一种只有日本本土才有的植物纤维,所以,日币非常难以仿造。

但不管怎样,通过改版法币,加大法币的投入量,以及“以假治假”的策略,军统终于在与日特的假币之战中占了上风,以至于山本宪藏在假币之战中,感慨万千,说“中国实在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