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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原生态唱法进入主流媒体的过程和意义

田 青*

昨天在中央音乐学院有学生问我:为什么有一个原生态唱法,有什么用?我当时想:央视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已举办了12届24年,是中央宣传部批准的唯一国家级大赛,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它的收视率有1亿人,团体赛在央视黄金时段整整播出20天,是声乐界的一件大事。但以往只有美声、民族和流行三种唱法,2006年增加了原生态唱法。我认为,2006年的原生态唱法就是那些让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牧民、农民能够进入主流媒体,我觉得这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大意义的一个胜利。在2005年准备大奖赛的时候,当时导演组请我提建议,我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应该增加原生态唱法。我打动他们的一个理由是因为超女这样的节目出来以后,我们这种一本正经的节目看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少,为增加收视率,我希望你们增加原生态唱法。正好2006年元宵节由文化部牵头,9个部委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国博展出,影响非常大,据统计有30多万人参观,三次延期。当时我请央视青歌大赛导演组的全体人员来参观展览,他们参观完后触动非常大。的确,全民族在进入新的世纪特别是2006年以来,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仿佛是“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夜之间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有个作家在文章中把2006年称作“非遗元年”。实际上这是在座的大家多年来孜孜不倦的工作结果,但是,不管怎么样,如烧水一样,从0℃到99℃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99℃到100℃只是一瞬间,仿佛是全社会忽然意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这种情况也使央视下定决心把原生态唱法作为新生事物引进大奖赛。大奖赛开赛前夕,有许多著名的声乐专家纷纷通过媒体发表看法,反对原生态唱法进入比赛,他们的理由是:原生态唱法各有各的唱法,不够规范,没法进入比赛。在比赛过程中也有许多主要是民族唱法的评委和我辩论,有的评委言辞比较激烈。说二人转这样的唱法是对声乐的侮辱,他认为只有一种声乐,就是规范和科学的唱法。但是从大奖赛进入到第三天后,我们注意到了网上,特别是媒体上有许多人发言,赞赏这件事情。很多人讲我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唱法,而且有很多唱法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感受到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伟大。20天后,原来那些反对设立原生态唱法组的的人不再坚持他们的观点,如李谷一原来坚决反对,后来跟我说:原生态唱法还是不能比,因为原生态唱法太精彩了,如果比的话,都是第一名!这让我哭笑不得。这件事应该是我们所有致力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同志多年来努力工作的结果,任何一个新的事物,要能够被大家接受,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刚才有位专家谈到生物多样性问题,人类从茹毛饮血开始,我们就把所有的生物都当作自己的食品,这样有多少年历史,恐怕是从有人类开始。但千百年后直到1990年联合国公布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人类进入文明几千年后,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和其他生物有这样的关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需要我们许多人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努力,把这个门缝一点点地挤大。一件小小的事情,比如唱歌比赛,增加了原生态唱法,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引起了界内人士的激烈辩论。比如电视台请我去做个节目,他们本来是想让我和另外一个学院派声乐教授当场辩论,但那位教授不屑于和我辩论,于是就两个节目分头做。当时请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许多学生来做“托”,专门来提反对意见。其中一个学生就说:“田老师,你说我们学院派用规范的方法培养罐头歌手,这是错误的,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从来都是因材施教的。”我没办法和他辩论,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学生。我问他是几年级的,他说是一年级的,我说你再过四年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说,因为他还没受过这样的教育。这反映了许多人不理解这样的事情,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我们要对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民歌、原生态唱法倾注这么大的热情,一定要推到主流媒体。今天,我们许多专家讨论如何界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非常好。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事情,包括办展览、开会、写文章,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使全社会都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我们这个保护工作才有可能做得好一点,才能有希望,如果仅仅凭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学者是不可能实现的。刚才也提到领导、政府、传承人层次一起来做,而且全社会共同关注,从一点一滴做起,我认为今天我们中国人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是我们中国人认识上近百年来的一个飞跃。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鲁迅先生错了。鲁迅曾在1925年说过一句话,他的话高屋建瓴,包括说这话的气势,我年轻时读得热泪盈眶,十分感动,所以我一直记着。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之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这是1925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的认识,是认为我们落后,我们挨打,我们积贫积弱。而为什么我们弱,为什么我们挨打,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连累了我们,所以当时提出要砸烂孔家店,提出要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我想我们今天在座所有人,包括我,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一定也是这样的观点,而且也可能这样地冲在文化革命的前头。但是我想说的是,真理也有不同的层次,我们人类每进一步,都要付出许许多多的代价。刚才讲到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工业化、现代化带给我们的负面的影响,是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阶段,我们才能认识到。举一个我常举的例子,我们这一年纪的人都会唱一首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牛羊随着驼铃响,远方的工厂冒青烟……”当时把远方的工厂冒青烟写进歌里去唱,写进歌里的都是理想,都是美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步,近百年来,所有的仁人志士,所有落后国家、落后民族的领袖,想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如何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列宁到孙中山、毛泽东,都在做这件事。20世纪50年代,我们想的就是工业化,工业化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理想。今天,我们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之后,我们才知道,工厂冒青烟那是污染,白烟还凑合,青烟很厉害。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的渔民坐着轮船去捕鱼,因此没了渔歌;牧民骑着摩托车去放羊,因此没了牧歌;我们的林区用机械化伐木,机械化运木,因此没有了伐木的号子,抬木的号子,上坡的号子,下坡的号子。当这些东西被连根拔掉以后,我们才忽然意识到,我们人类所有的文明传到今天的文化遗产,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从唐诗宋词到今天的昆曲、古琴、长调,而我们今天努力做的一件事情,我们100多年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摆脱农业社会,走入工业社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忘记了,这些文明本来应该随着我们一起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但是我们为了现代化,把这些东西抛弃了。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办一个展览,有30多万人来看,无论文化部还是我们艺术研究院,谁都没有想到,一个老太太会拉着一个4岁孩子,踮着小脚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写下:何晶晶,4岁。这块留言板题目就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望精神家园”。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进步,是在座的大家的功劳,而且我们应该感到一点欣慰。我过去写文章,作演讲,我常常称自己是一个本质上的悲观主义者,我说我们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是在和现代化拧着劲地干,而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我们最难逾越的,是我们整个民族意识的变化。前几天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做的一个报告,题目是“一个丢失了审美记忆的民族”。我们现在整个的审美记忆都没有了,我从萧山高速公路上看到周围的房子再也不是白墙黑瓦,再也不是李可染画中的江南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审美记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丢失了。从建筑到表演艺术,我们中国人集体没有审美的主动性了,现在有几个人会听我们的地方戏?我们的电视台根本不播。我们连穿衣服都不会了,每年春季都搞什么时装发布会,一个时尚的词就代替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记忆和审美传统。我们所有的艺术、所有的文化都存在着断层,包括所谓民族唱法,完全是西洋美声唱法拿过来唱中国歌而已。这次大奖赛团体赛20天,美声唱法的上百个选手,只唱了一首中国歌曲,其他唱的都是外国歌剧,但声乐界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其实这严重地脱离了百姓的生活,而且和我们整个的历史传承完全脱节了。我虽然不是搞声乐的,但我从普通的一名文化工作者的角度,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从第九届大奖赛开始我就提出批评,主张个性。我说过去,听王昆就是王昆,黄宏就是黄宏,郭兰英就是郭兰英,才旦卓玛就是才旦卓玛,现在所有的歌手听起来都一样,我取了个名字叫“罐头歌手”。现在中国有多少音乐学院?说出来不相信,现在中国有700多个音乐学院,所有师范学校的音乐系都叫音乐学院,每年制造着成千上万的和我们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歌手在唱着所谓的民族歌曲。所以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是一老一少的事情,绝不是专家学者的事情,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和文化的未来,和我们整个国家的未来,都密切相关。我们在通向现代化的路上飞跑,一边跑一边掉东西,把我们爷爷奶奶偷偷塞在我们贴身衣服里的传家宝都丢失了。有一天我们现代化了,但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已不是中国人了。除了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没改变之外,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包括我们的审美记忆,包括我们的口味。我问过年轻一代是真的喜欢麦当劳还是喜欢它的文化氛围,回答说就是喜欢吃这个。从口味这种最生理性的东西到艺术的欣赏(一半也是生理性的),年轻人就是喜欢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和西方的强势文化来争夺这些孩子。我们的整个教育、整个社会,从小学幼儿园就双语教育,考重点中学、研究生、博士,晋升副教授、教授,你可以不会说汉语,但英语必须过关,这是一条硬杠杠。我们整个国家的体制,就是强调你的英语,你不懂京剧、不懂昆曲,甚至不会说中国话都没有关系,你写的汉字丑陋不堪没有关系,只要你英语过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我们不能够指责我们的孩子:你只想吃麦当劳,只想穿阿迪达斯,只想看欧洲足球赛、NBA;你不懂中国的文化。我们没有去告诉孩子们,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好在哪里。有人把2006年称“非遗元年”,我们所有有志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学者们应该借这股东风,借社会的这个势头,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先呼吁,做宣传,然后用国家主导、群众参与等各种方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好,能做多少做多少。说到底,我们除了责任之外,还有感情。前几天和余秋雨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我在大奖赛上拼命地做统战工作,和所有有发言权的人交流,我就希望他们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原生态。余秋雨在凤凰台上曾说过:“地方戏不用保护,就像人有生老病死一样,死的就让他死去吧!”我就跟他讲,这里面还有个感情问题。我对他说,如果马兰(余秋雨妻子)生病住院了,你救不救?生老病死是正常的,病了也是正常的,但当我们的老人、父母在病床弥留之际,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当医生问你抢救不抢救时你会说不抢救?当然特殊情况除外,假如能够抢救,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抢救。我们那个时候不会说,释迦牟尼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生老病死是正常的,让他死去吧!因为我们是人,有理智,有感情。无论从理智还是感情,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有一份推不掉的责任。

今天我们的会在杭州召开,能够提出这样一个主题,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高到一个战略的高度来看,维护国家安全这句话不是耸人听闻之词,的确是每一个热爱我们的民族,为民族文化感到自豪的人应该考虑的事情,毕竟,我们是产生过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民族,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