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时井水“愈见浑浊，有妨食用”的现状，他首先将六井的入水口开掘得更为深广，以潴蓄更多的湖中之水，以资城内居民日常之用。同时还加固了引水阴窦，“石板甃砌，木楗外护，环以围墙，建立碑亭”，加强了保护管理的措施。第二步是进一步开浚港脉，使之变得深阔，便于湖中舟船的往来。待港脉疏通后，再划分地段，派人挖掘葑泥，以恢复西湖的旧貌。最后，他还花重金买回水口附近的荷荡。西湖边从涌金门北至钱塘门一带的荷荡，正是六井的水口，一直为豪势的府第占据，租佃牟利，填塞秽浊。为了都城发展的长远之利，他又支拨三万贯钱，花巨资买回被府第占据的涌金门至钱塘门一带的荷荡，尽除自六井至钱塘门、上船亭、西林桥、北山第一桥、高桥、苏堤、三塔、南新路、柳洲寺前等处的杂草以及菱、荷、茭等的根茎，澄滤湖水，不让它们存留在湖中腐烂后污染湖水；并立石为界，规定舟船不得入，滓秽不得侵，以保持饮用水源的长年清洁。
在治理西湖的同时，为了保证城中居民的日常用水不受旱灾的影响，赵与还在钱塘县尉司北侧地段，大约在今西湖望湖亭下开凿一渠，沟通西湖和余杭塘河，引天目山水（南苕溪），自余杭河，经蔡家渡口、清水港、下湖河、羊角梗、八字桥，最后到达溜水桥斗门，以补充西湖水量的不足。由于钱塘县尉司以北一带地势远远低于西湖的水平面，因此余杭塘河水不可能自行流入西湖。为此，他还令人在引水渠道上自北而南，按地势升高，逐段筑起一道道水坝，每道水坝间用桔槔运水而上，最后注入西湖，供城内居民的饮用。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西湖终于和过去一样，湖水充盈清澈。
治理西湖以外，赵与还以余力修治了城外的运河。当年夏天由于大旱，新开运河河水干涸，城内米价骤增，赵与又奏请朝廷，组织民工分两段疏浚：从武林门外北新桥至狗葬（今勾庄）为一段，开阔三尺，深四尺；从狗葬至奉口（今獐山），开阔一丈。
此外，淳祐二年（1242），赵与还主持兴筑了小新堤，堤呈东西走向，长二百五十丈，广皆十五尺，自北新路第二桥之东浦桥至曲院，以通灵隐、天竺。此堤两头分别与苏堤和灵隐天竺路相接，堤北为岳湖，堤西为金沙港，夹堤种植有各种花草和柳树等，与苏堤相似。在堤的中段还修建了一个四面堂，并在道路左边建了三个亭，以供游人休憩。这条堤，后来被民间尊称为“赵公堤”，以纪念赵与在杭州的功绩。同年，他还整修了西湖周边的名胜古迹，如修复唐代仆射韩皋在飞来峰建造的候仙亭，在冷泉建筑了壑雷亭等。
淳祐九年春，因连日大雨，西湖湖水泛滥，水溢堤上，冲决了小新堤。于是赵与又组织民工重行修筑，并比以前增高了二尺左右。自此，小新堤从北山至南山六百六十九丈，帮阔六丈五尺；至曲院小新路段一百九十七丈，帮阔三丈五尺。
咸淳五年（1269），朝廷拨款重修小新堤，再次增高堤路二尺许，拓宽为二十五尺，长二百五十丈。于是，这里遂成为山青水绿之处，“最堪观玩”。此后堤废，清代在此附近筑金沙堤。民国期间修建马路后，堤断续难辨，因旧时的曲院在今洪春桥旁，故可推知现金沙港路大致为原赵公堤走向。
咸淳四年（1268）闰正月，潜说友以朝散郎、直秘阁、两浙运副使除司农少卿，兼知临安府。潜说友，字君高，号赤壁子，淳祐元年（1241）进士，是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在知杭州期间，他兴修水利、整修西湖，惩办污染西湖之陋习，并大规模修建杭州的街道、楼宇、粮仓、饮用水井等，为杭州城市的建设作了很大的贡献。在职期间，他还主持编修了《咸淳临安志》，是杭州历史上保存最完备、卷数最多的一部地方志。
咸淳年间，有御药院内臣陈敏贤、刘公正包占西湖水面，盖造屋宇，洗涤秽物，并用湖水来洗马，并将污水注入湖中，污染湖水。于是殿中御史鲍度上书弹劾，劾奏二人严重污染西湖水域：“陈敏贤……广造屋宇于灵芝寺前水池，庖厨湢室，悉处其上，诸库酝造，由此池灌以入天地祖宗之祠，将不得蠲洁而亏歆受之福……刘公正，广造屋宇于李相国祠前水池，濯秽洗马，无所不施，一城食用，由此池灌注，以入亿兆黎元之生，将共饮污腻而起疾病之灾。”此劾奏得到朝廷的支持与御笔批准，并下旨令鲍度查办陈、刘等人，将陈敏贤降一官放罢，刘公正降为祠禄官（一种闲职）。同时，对西湖进行了疏浚，令临安府拆毁所盖屋宇，辟为水港，“拆除所占水口，付临安府交管”，并没收包占水面之所得。又对原由官府收取利租而允许种植的田户，给予除籍、免租、令其另谋生计的处理，从而杜绝了占湖种植行为的再次发生。
乘此大好时机，咸淳六年（1270），潜说友遂“申请于朝，乞行除拆湖中菱荷，毋得存留秽塞，侵占湖岸之间”，得到了御笔批示，于是开始对西湖进行疏浚，清除湖中菱荷，禁止人们乱抛粪土、栽菱荷及浣衣洗马，以保持湖水清洁。经过他的这次治理，西湖“草木润而鱼鸟乐”，保持了较好的生态环境。
在治理西湖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对六井水口的清理。派人摸清西湖水口污秽的情况，对六井的水口及水渠“壅者疏之，狭者光之，石渠之圮者改造之，堤岸之夷者陪筑之”，保证了水口的清洁与引水沟渠的流畅。又“更作石筒，袤一千七百尺，深广倍旧，外捍内锢，益坚缜，然后水大至，每五十尺，穴而封之，以备淘浣，且于水所从分之处，浚海子口以澄其源，井之上覆以巨石，为四穿，以便民汲。南为沟，以达于金文桥之河，俾船水以售者取焉，撤亭而新之，极宏敞，旁为神祠，置守者，使无敢污漫。又别为沟，疏恶水，行于路之北，所以为井虑者备焉”。
在治六井之外，潜说友又疏浚维修城内各处水井二十多处，深扩加固；井上加盖石盖，并建亭保护，改善百姓饮水条件。并遣民工开挖一口南北长达一百十尺的大水池，使皇宫以南的居民“皆恃此防虞以为安矣”。
对于苏堤，也作了修整。他命人“载砺运土”，将苏堤普遍填高二尺，增宽至六丈；堤上原建九亭，也加以刷新，堤之两岸又补种花木数百株。
城内诸河经过乾道年间的浚治，保持了六七十年的畅通期。但到了咸淳年间，重又出现淤塞现象。于是，潜说友又再次大规模开修河道，“一自断河至清湖桥，凡四千二百一十尺；一自观桥西至杨四姑桥，凡二千三百三十五尺。浅者浚、狭者拓、圮者筑、阙者补。楗以坚木，甃以巨石。阑垣门步，焕然一新。经术坦夷，人行砥上。断河地近吴山，每大雨，流潦挟草壤杂至，乃即其处穿海子口，深三丈余，置铁窗棂以酾之，使浮秽不入于海；置澄水闸以限之，使恶流不入于河。夹河人家濯清挹洁，与滨湖无异。鱼虾至，游泳其中。观桥西连礼闱太一宫，旧沿河皆矮土墙。乃易以砖石，中贯以木，其高七尺余，袤以尺计者一千九百八十，皆前所未有也”。
由此，潜说友对西湖、六井、城河等都作了全面的整治，还修过河上的各座桥梁，对杭州的水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综观宋代的历次疏浚，可以看出，两宋时期对于西湖的治理，基本上是前后一贯持续进行的，官员在具体的治理工作中也比较认真有效，官府查处违法占湖的措施也比较严厉而及时，对西湖水域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总体上来看，“终宋之世，湖无壅淤之患”。而之所以能形成并维持这样的局面与结果，显然与杭州、西湖作为吴越故都、南宋都城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同时，地方行政长官的长远眼光和务实态度，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在宋代的浚湖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比如政府所设立的西湖开撩机构，就往往陷于有名无实的局面。在北宋苏轼治理西湖时，曾设立了“开湖司公使库”，作为管理西湖的专职机构，此机构可以使用所收的菱荡课利以维持对西湖的日常管理，并以钱塘县尉兼管开湖司公事。可是在南宋初年，这一机构早就不存在了。因此在绍兴九年（1139）的治理过程中，知府张澄才请求招置厢兵二百人，由钱塘县尉兼领其事，专门负责浚湖。但十年以后的绍兴十九年（1149），人数就大大缩减到四十多人了，知府汤鹏举才不得不又再度“凑及元额”。至乾道五年（1169），安抚周淙又称撩湖军兵“见存止三十五名”，于是又增至一百人。然而，四年以后的乾道九年，又出现了“所存止二十有五人”的情形。其他种种禁令措施，亦往往始严而后弛，才使得每次疏浚过后，长不过三四十年，短的只有十几年，就要开始新一轮的疏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