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信修海塘，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海潮，捍卫杭州城市的安全，而对于西湖，并未作直接的治理，最多只能说由于海塘的筑成，促进了西湖的发展。根据史料的记载，真正对西湖进行具体的治理措施，是从唐代白居易开始的。而在白居易治理西湖之前，李泌修建城内“六井”的举措，则是史料记载中最早对西湖水的利用。
一、李泌修六井
开杭州、西湖水利建设之先的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大谋略家李泌。李泌（722—789），字长源，唐陕西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时，官至宰相，封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大历年间（766—779），李泌因受到代宗的重用，又不肯依附权贵，因此接连受到权臣的排斥，先是为权相元载所忌，将他外放到江西。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被诛，李泌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权臣常衮的排斥，先被放到澧朗峡（在今湖南省澧县）当团练使，不久，就调任为杭州刺史。
当时的杭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在不断扩大，西湖东面的城区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但杭州城区是由浅海湾演变成的陆地，虽然号称水乡，地下水却十分咸苦，不能直接饮用，老百姓只能到西湖中取水，生活十分不便。
李泌向来对地方的水利情况比较关心，他在任陕虢观察使期间，就曾派人挖山开路，以便饷漕。来到杭州后，他首先就对当地的市情作了调查了解，在得知杭州百姓的用水之苦后，亲掬西湖水品尝，感到此水可以养民。于是，为了解决城内居民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从地下引水入城的方法，组织民工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了六口井。这六井，与常见的普通水井不同，而是一种很有创造性的蓄水池。首先，他命人先在西湖东岸进行局部疏浚，然后在疏浚过的湖底挖了入水口，砌上砖石，外面打上木桩护栏，在水口中蓄积清澈的湖水。在有的地方还设有水闸，可以随时启闭。然后采用“开阴窦”的方法，掘地为沟，沟内砌石槽，石槽内安装竹管（至北宋改用瓦筒），将西湖水通过竹管引入城内挖好的六井中。整个系统由入水口、地下沟管、出水口三部分组成。因此六井名字叫“井”，实际上是六个大蓄水池，里面蓄积的是通过管道引来的清澈的西湖水。
六井中最大的为相国井（相国即指李泌，因其曾官至宰相），在甘泉坊清河中，今天的井亭桥一带；其西面是西井，又叫化成井；相国井的西北面是金牛池，或叫金牛井；金牛池再往西北向沿着湖岸修建的是方井，俗称四眼井；而白龟井则又继往西北，在钱塘门里，即原先的钱塘县治旁，今天的龙翔桥附近。关于白龟井，后来南宋咸淳年间治理过六井的临安知府潜说友曾说，“此水不堪汲饮，止可防虞”。后来清人许承祖也有记载，“不堪汲饮，止资洗灌”。但是在苏轼的《钱塘六井记》中并未提及白龟井不堪汲饮，据此估计至少在北宋苏轼时，白龟井水应该还是和其他几口井一样清澈的，只是到了后世井水才逐渐变得浑浊不能饮用了。小方井在最北面，俗称六眼井，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历经千余年的风霜，现在六井已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还在解放路井亭桥西。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城市给水系统。六井的修建，解决了城中居民的日常用水困难，疏通了城市发展的瓶颈，使杭州的城市区域不再局限于南部的山麓地区，而是逐步向城北开阔地带拓展，渐渐地从一个边地小郡发展成为东南部的繁华名郡。从此以后，“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六井为杭州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西湖也因民生所系而变得日益重要。李泌以后，后世的杭州地方官吏都将解决城市居民的饮水问题作为疏浚西湖的一个重要理由。因此，六井的修建，起初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杭州百姓的生活之需，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自身能够继续存在的关键。
在修六井以外，李泌又修建了石函三闸以蓄泄湖水。杭州历来春夏多雨，湖水经常泛滥。为了解决湖水易满溢的问题，李泌乃于钱塘门外凿石函，修建了石函三闸：一名圣塘闸，一名涧水闸，一名石函闸，以分西湖之水。石函可以随时启闭，平时关闭着，当西湖水位升高时，便开启石闸，使湖水北流以泄之，使城中免受西湖水溢的影响。当地百姓为了感谢李泌之恩，特意在涌金门内为他立祠以作纪念，后称为嘉泽祠。明代杨孟瑛时，扩建白苏二公祠为“四贤祠”，使之与白居易、苏轼、林逋并受祀，以纪念他对杭州人民的功劳。
六井始末：由于六井对于杭州城市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从唐朝李泌开始一直到两宋，杭州的地方官和统治者无不将浚湖凿井作为重要事务。
李泌修六井四十多年后，由于湖水中所含泥沙的堵塞，六井与西湖的输水管道已经严重淤塞。长庆年间白居易知杭州时，在疏浚西湖之前，首先就派人疏通了六井。这次疏通的主要内容是“重甃逐笕”，即把西湖通往六井的输水管重新调换了一遍，使井口出水更多，大大缓解了城中居民的用水困难。他还在《钱塘湖石记》中向后任者交代，“（六井）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湮塞，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
唐以下至五代，钱镠祖孙三代都以杭州为都城建吴越国。钱镠和他的继承人不仅再次疏通六井涵管，使西湖水源源不断流入六井，还在杭州各地另凿新井，供民饮用。杭州的“百井坊巷”，传说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王开的，故称钱王井。后来钱王的第七子元瓘命金华将军曹杲在城内新增了三处水井，仿照李泌修六井的方式，引西湖水入城，为“涌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饮用，并可便舟行。
北宋时期，城区的地下水已逐渐淡化，可以用作饮用了，因此引西湖水之井与地下水井并用。六井中的金牛井很早就湮废了，到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知州沈遘为满足城内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用水需求，在六井南面人口较集中的美俗坊，又新凿了一口供水量特别大的南井，引西湖水入城，便民饮用，后人称之沈公井，又名惠迁井。
神宗熙宁中，六井及沈公井皆废，知州陈襄遂派人检查六井的源流，并选派僧人子珪、仲文、如正、思坦等修浚了钱塘六井及沈公井，由于方井“近于浊恶”，出水口附近比较脏，所以将它稍稍往西面移动了一些。后来叶祖洽撰《先生行状》（《陈襄行状》）曰：“杭虽号水乡，而地斥卤，可食之水常不继，唐相国李长源旧为六井，引西湖以饮民，井既久废不修，水遂不应民用。公命工讨其源流，渫而之，井遂可食，虽遇旱岁民用沛然，皆诵佛以祝命。”苏轼还特意为此次疏通六井之事，撰写了《钱塘六井记》，一一标明了六井的位置和在西湖中对应的水口，以及这次疏通的具体经过。
苏轼在熙宁年间通判杭州时，曾和知州陈襄一起修治过六井。元祐四年（1089）出任杭州知府，在治理西湖之前，首先就于元祐五年疏浚了运河，彻底修理了六井和沈公井。在修缮六井的同时，又新凿二井，“控引余波，至仁和门外，及威果、雄节等指挥五营之间，创为二井，皆自来去井最远、难得水处。西湖甘水殆遍一城”，以满足居民的饮用水之需。
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城市进一步扩大，又络绎新开水井数百口。对于六井，乾道、淳祐、咸淳间，安抚周淙、赵与、潜说友等人都相继修治过，并各撰记志其事。
乾道五年（1169），临安知府周淙在治理完西湖后，又修葺了六井。他首先重筑治理北宋知府沈遘所开的惠迁井，改用新石，重筑坚厚高广，过昔数倍；接着修治唐代李泌六井，修完六井后，继又修浚城内其余尚有泉水的古井，为城内居民饮水提供了方便，受到百姓的赞誉。
淳祐七年（1247），临安知府赵与针对六井之水逐渐混浊、有碍饮用的情况，将六井的入水口开掘得更为深阔，以便蓄积更多的井水，供都城内居民的日常饮用。从涌金门至钱塘门一带的荷荡，正是六井的水口，为了澄滤湖水，他又支拨三万贯钱，花巨资买回被占据的这一段地方，加以修治，以保持六井水源的长年清洁。
咸淳六年（1270），知府潜说友对六井又作了一次修治。他首先摸清了西湖水口的污秽情况，为了保证水口的清洁与导水石渠流畅，对六井的水口及水渠“壅者疏之，狭者光之，石渠之圮者改造之，堤岸之夷者陪筑之”，使六井又焕然一新了。
元明以来，钱塘江主干道离城区渐行渐远，杭州的地下水质已逐渐变好，城区向东扩展，市民不再依赖西湖水，水井随聚居而任意开挖。由于人们就地掘井涌出的井水也能饮用，原有六井的功能遂渐渐减退了。到了明代，城中诸井无虑数万，已基本上不需依赖六井。六井中的四口井都已坏废，只有相国井和西井还存在。到了清代，相国井和西井也都废弃而被填埋。至此，唐开六井全废。关于六井的始末，清代《湖山便览》有这样的综述：六井皆在城内，应皆有导入之所，而志载水口仅三，白龟则坏为浊池，金牛竟至全废……知州陈襄重围渫治，且迁方井少西，苏轼为倅，详记其事，刻石相国井亭上。及元祐中出守，南井已坏，乃更为规画，用瓦筒石槽以易竹管，并他井皆致力焉。乾道安抚周淙仿苏遗法，重修诸井。时旧记已漫漶，复砻石刻之，且自为记附其后。淳祐安抚赵与清理水口。咸淳安抚潜说友修复石筩，治井之事自此而止。元、明以来，言水利者不闻复及于井……国朝……仰水之众倍于昔时，而杭城随处凿井，皆得甘泉。盖古者江与城近，捍御偶忽，碱水每每奔溢入城，而民患斥卤。今……江海效顺。皇上复以塘工重务，……金堤百里，隔越咸水，永不侵城。是以输汇得宜……
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后，人们在井亭桥畔相国井原址处用红砖砌了一个大井栏，留下了一个相国井的标记，使后人记住李泌的功绩。1987年，杭州市政府在原址修建了相国井井圈护栏，并在旁边立石碑记其事。相国井被列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白居易筑堤修湖
李泌以后，他的后任“只管催刻，并不问及民间疾苦，日积月累，遂致六井依然湮塞，民间又饮咸苦之水，生聚仍复萧条”。直到穆宗长庆年间，杭州才迎来了对西湖的治理作出卓越贡献的大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他在少年时随家人避乱江南，曾到过杭州。据其《吴郡诗石记》的记载：“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从小就向往能到杭州和苏州做官，后来也果然一一如愿了。
白居易为人耿介正直，敢于上书直谏，并曾因此而被贬江州，但终不改其性。长庆二年（822）十月，年过半百的白居易由于“累上疏论事，天子不能用”，积极上书议政而终不被唐穆宗所采纳。加上当时朝廷中朋党倾轧，使他深感仕途险恶，遂主动请求外任，很快就得到同意，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出为杭州刺史，至长庆四年夏离任。官场失意的他在看到西湖山水时，精神为之一振，到杭州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写了《杭州刺史谢上表》，从此开始了这位大诗人与美丽西湖的千古佳话。
在任期间，白居易在杭州的政绩多不胜数，但其中最突出的是疏通六井和治理西湖。他兴修水利，拓建石函，疏通了李泌四十多年前开凿的六井。接着他又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
白居易非常重视西湖对杭州城市的重要作用。他初上任时，正是西湖日渐淤塞，湖水干涸，农田苦旱，人民生活和城市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特别是自长庆二年至长庆四年七月，杭州一直久旱无雨，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西湖水位也大为降低，无法往外引水，使运河水浅，城内外的物资无法运送。迫于严重的旱情，在多次祈雨无望的情况下，为了改善杭州百姓的生存状况，也为了解决下游农田的水利灌溉问题，白居易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宗旨，冲破重重阻力，决定整治杭城的水利以抗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