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光：党中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以后，“自给自足”的电视台经营体制将进一步被打破，为电视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大家意识到不应仅仅为自己台的播出而生产节目，而应该为市场销售而生产，自己制作的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争取最大的利润。自己需要的节目，也可以到市场去购买，只买播出权，价钱便宜，质量高，成本低，效益好。各台应有强有力的高水平的审片组，根据宣传口径统一进行审查。当然，要迈出这一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会碰到很多问题。如自己栏目现有的人员如何处理？自己制作的节目能否进入市场？购买节目的资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改革者来推动、解决。
理论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
杨乘虎：本土化生产创新之路的推进，必然要求理论研究的及时跟进。这一点上，您又一次表现出了高瞻远瞩的气魄。1995年，您就提出要大力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研究，可能在一些人看来，这一重大理论课题是一次政治名词的挪用。那么在您看来，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电视的实践中，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杨伟光：我们的电视事业发展很快，实践在呼唤有深度、成系统、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电视理论。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电视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与实践还存在着一些脱节的现象，有些人照搬西方电视理论的只言片语，用西方的观点评论我们自己的电视体制和节目，这是不对的。西方的电视理论是建立在他们的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不可能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视发展提出理论。所以，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确立了中国电视发展的整个纲要和方向。
杨乘虎：这就是一种理论体系的创新。我们既要认识、研究世界电视传播的共性，更要立足于中国特有国情，研究中国电视的性质、任务、功能和发展的规律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尤其我们的电视艺术理论研究一方面大多借用文学、戏剧、电影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理论积累和方法，另一方面多呈现出经验式的、感悟型的总结，理论性、系统性、前瞻性、针对性和实践性都要在创新中得到发展、深化和完善。
杨伟光：比如说，过去我们认为，电视属上层建筑范畴，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因而不承认电视产业、不承认电视节目具有的商品属性。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重喉舌功能，轻产业功能；重宣传工作，轻经营工作；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重国家投入、政府拨款，轻自收自支、自主经营。其实，电视的性质具有两重性，即意识形态的属性和产业的属性。电视节目同其他物质产品有差异，这是对的，但过分强调特殊性，不讲商品的共性，就可能阻碍进一步的认识，这里就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
杨乘虎：目前中国电视多元共生的局面，不仅表现为节目类型的多样化，媒体主导的价值观念也冲突不断，像湖南台的狂飙猛进，引领了一股娱乐化的旋风。各家电视台在市场化、娱乐化的竞争行为之间，出现了盲目追求短期回报和单纯收视率的迷乱、观望、摸索、试探等不同的媒介行为和态度。这就需要我们的理论及时做出有力的解答。
杨伟光：理论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在盲目的条件下实践，就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理论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就可以很主动、很明确，实践就会更加有把握。如果说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引导的功能，而忽视了、简单化了娱乐的功能，但是现在，娱乐却又压制了引导，使得引导和教育边缘化。这里面可能存在着这样的背景：过去是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是国家的政治要求，如今是市场做主，所以大家都转向市场的需求，突出的证明就是娱乐化。这又回归到了我们如何在引导和迎合之间掌握“度”的尺寸，提高传播的艺术。不能纯粹把收视率作为指挥棒，大家喜欢看什么我们就满足什么。如果这种需求是不健康的，消极的，我们还依然迎合，那就是失掉了我们电视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责任、职业道德，那就会危害一代人。
中国电视台的传播面如此之广，它承担着传播新闻、社会教育和文化娱乐功能。所以还是需要引导，将观众从简单、低级、庸俗的趣味中引导出来，当然，这种引导不能再是粗暴的、强硬的，甚至是压制的，而应该是讲究艺术、方法和策略的。对外要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媒体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对内要有利于凝聚党、政、群的和谐关系，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这些都需要中国电视理论研究进行创新，发展前瞻思维，不仅能有力地解答当下电视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而且能够有较强的指导性，大胆进行理论设想和研究，使得实践和理论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电视生产良性的生态格局的形成。
组织创新：电视艺术家协会
杨乘虎：自从1996年担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十年来，您把这一电视艺术界的人民团体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家园，一个极具理论色彩的专业协会，体现出了颇具个性的组织创新特色，如何看待视协对推动电视艺术的生产实践和理论研究，以及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杨伟光：1985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成立，这一年，我受命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中央电视台任副台长，这是巧合。20多年来，中国视协得到了快速健康的发展。1991年，视协创办“大众电视金鹰奖”；1997年升格为“中国电视金鹰奖”；1998年，开始主办两年一次的“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评选；2000年，我们在湖南主办了“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从中可以看出，评奖、办节、评“百佳”，中国视协始终在扩大自己的作为，使自己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电视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大大加强了视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我们以金鹰节为主要创新点，突出了这样几个特点：民族性，弘扬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全国性，是对国内电视艺术创作的整体评选；学术性，高规格的学术活动和论文评选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大众化，群众参与，2001年金鹰奖共收到观众的有效投票290多万张，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投票评选影视节目的最高纪录。这几个特色将金鹰节打造成为全国电视艺术界盛会的品牌。
对于未来，中国视协将进一步贯彻“联络、协调、服务”的宗旨，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强化精品意识，创作传播中华文化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不朽之作，使中国电视艺术作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结语
1988年，杨伟光提出“摆脱广播、报纸、电影影响，办好电视新闻”，倡议建立中国电视学，展露出他理论思维的前瞻性。1992年，他提出将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一流大台的宏伟目标，表现出他作为中国电视把关人的气度和国际视野。1995年，他首倡精品意识，精品战略深刻地指引了整个广播影视界的创作走向。20多年来，在中国电视的热运行中，杨伟光从未停下理论思考的脚步：1993年他主编出版了《电视丛书》（12本）；1998年主编出版了《跨世纪电视丛书》（9本）；经他提议，从1994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出版《中央电视台年鉴》；他个人还先后出版了《电视新闻改革论集》、《电视改革论集》、《电视论集》等重要著作。正是凭借着对于电视实践的高度创造力，理论研究的深刻洞察力和前瞻性，杨伟光完成了自己横跨中国电视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形象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