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快”在“走”中的重要作用，徐向前认为，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藏”。那时部队行装简单，人人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制胜的目的。徐向前还以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长途转战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当时，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敌人，取得了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对于“打”，徐向前认为，我军更离不开快的特长。因为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又是因为，作战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战必然消耗大，我们耗不过敌人，所以，不能与敌持久对峙，更不能以耗对耗。而要对付敌人，我军一般是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胜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徐向前以鄂豫皖时期的两个战例为例来生动地说明这个“快”对于作战的重要作用。一个是商潢战役。此战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雨急行军，抵豆腐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打援。我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取得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军打得溃不成军。另一个是枣阳新集之战。此战中，我军丧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人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战例是屡见不鲜的。
在快的“打”法上，徐向前强调到：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制胜的重要法则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于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运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警备，高杭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以少胜多之效。红四方面军所打过的不少快速歼敌的胜仗，都是靠采取夜战手段奏效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来说，多是远距离的奔袭、奇袭，上半夜急行军，下半夜发起攻击。行动神速，正是保证夜袭成功的前提条件。
对于战时的快速作风如何进行培养，徐向前认为，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挥员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拉拉，慢慢腾腾，马马虎虎的习惯，实践证明，平时养成了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对于战斗作风要“猛”，徐向前指出，部队进若锋芒，战若雷霆的勇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两军相遇勇者胜”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地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皇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获数倍于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得吐了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如转圆不于干仞之山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徐向前强调到，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突破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力量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性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作用，归根结底，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如何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徐向前认为，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打击敌人。其次是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个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部队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的。又叫马儿跑的快，又叫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对于战斗作风的“活”，徐向前认为就是战斗中的“灵活机动性。它是指战员作战中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徐向前强调指出：这些内容和要求，不是指挥员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哪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红四方面军通过长时期的征战实践总结出来并被证明是有效的。徐向前认为，我们的部队是靠打游击战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法去迷惑敌人，诱击敌人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整套声东击西、飘忽不定、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军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得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关于“活”的道理，徐向前指出：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的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争取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们以弱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计划周密、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持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敌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徐向前在分析红四方面军培养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的基础时讲到：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规定的。******同志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是望尘莫及，难以匹比的。对此，徐向前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聚的宝贵结晶。
可以说，正是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精心培养和严格要求下，在以劣胜优的革命战争实践的磨炼和锻造下，红四方面军才形成了一整套的优良战斗作风，也正是这种优良的战斗作风，在敌强我弱的战争对抗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形成了巨大的精神战斗力，才使得红四方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越战越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