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是谋略策划的前提。简单地说，就是要根据时间的推移，对客观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尤其是在战略决策时，这种审时度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审时度势，要有很宽广的战略视野，要善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对“势”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这是由于“势”的成因很多，并且往往是综合作用的，仅就一段时间、一个方面和局限于某个领域，是不可能对“势”作出正确判断的。因为审时度势，还要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从大量的综合比较、分析中，找出规律，依据规律判断趋势，为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因为审时度势，还要洞悉“势”之成因，细察“势”之发端，这样才能早做准备，提前运筹，争取主动，占据有利之“势”，以利于依“势”而谋，随“势”而为，因“势”而备。审时度势，是中国谋略思想的基本要求，简单地说，就是要根据时间的推移，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尤其是在战略决策时，这种审时度势，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列宁所说：“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以此为根据，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善于纵观国际风云、洞悉各派力量重组、熟谙发展大势的邓小平，审时度势，纵论世界格局。
——题记
一、世界主题的历史性转变
所谓主题，即主要矛盾或主要任务。世界主题，则是指世界范围内最重要、最突出的基本矛盾或根本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世界主题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对立和激烈斗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主要矛盾。这一时期，世界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但是自60年代后期，特别是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所谓格局，是指事物内在的结构、规模或状态。世界格局，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一种世界格局的形成，是世界各种力量经过不断的消长变化和重新分化组合，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的结果。一种世界格局的解体，则是由于这种均势逐渐被打破，再也无法保持下去了，最终向一种新的格局状态转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9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风云变幻，世界格局的发展经历了从两极格局形成、发展到最终瓦解的变化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美、英三国首脑先后召开了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这些会议的核心议题是重新划分美苏在欧洲和远东的势力范围，规划了战后世界秩序的蓝图，史称“雅尔塔体制。”在“雅尔塔体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美苏为核心的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两极格局。两极对峙格局的主要特征：一是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峙，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为称霸世界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争夺；二是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尖锐对立，致使双方不断扩军备战；三是表现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已经波及到了全世界。以美苏划线，分别与其他国家形成双边或多边的结盟关系。
两极格局的形成和持续，虽然代表着战后世界各种力量的均势，使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在战后40多年的抗衡过程中，不论从全球范围看，还是在美苏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两极格局都在不断地受到巨大冲击。
首先是由于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两极的力量对比，打破了“雅尔塔体制”关于亚洲格局的设想。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并且很快就打破了美、英、苏的核垄断。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世界格局就形成了“美苏中大三角关系”。
其次是第三世界反霸斗争的冲击。自50年代中期起，亚非拉地区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不仅范围更广了，规模更大了，并且纷纷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不结盟原则。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和反霸斗争，大大缩小了新老殖民主义和集团政治的活动范围，牵制了帝国主义国家相当一部分力量，对两极格局也产生了重要的冲击作用。
再次，美苏两大集团内部之间发生了挑战。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60年代至70年代，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各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成了美、欧、日三大中心，随着欧日经济实力同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不断地缩小，使得它们在政治上的独立倾向也日渐发展。1966年先有法国撤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这无疑是向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1969年又有联邦德国改变了一边倒向美国的政策，提出了与苏联、东欧缓和对话的“新东方政策”。日本也一直谋求将美日依赖从属关系改变为自主平等关系，图谋成为政治大国。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由于从60年代起，苏联逐渐从大国沙文主义发展到霸权主义，它一方面加紧控制东欧国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扼杀其社会改革；另一方面还想控制中国，甚至侵犯中国主权，致使社会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大分裂。
另外，美苏力量的相对衰落也是两极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力量在战后初期曾经达到顶峰，充当了“世界宪兵”和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但它不久就开始走下坡路，经过朝鲜战争，特别是越南战争的失败，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转折，实力地位大为削弱。60年代末“尼克松主义”的出台即是美国霸权主义地位衰落的产物。与此同时，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却在迅速增长。其经济实力已达到美国的1/2，军事力量急剧膨胀，战略核力量已赶上美国。此时的苏联开始走上霸权主义道路，同美国展开了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它打着“天然盟友”的旗号大肆向第三世界扩张，70年代末又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甚至出兵侵占阿富汗，霸权主义扩张达到了顶峰。但此时它的经济也开始滑向危机。六、七十年代，美苏先后表现出来的相对衰落的过程，也就是它们在各自集团内的盟主地位下降，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能力开始削弱的过程。
六、七十年代世界力量的变化使两极格局不断受到冲击。同时也逐渐孕育着多极化因素的生成。尼克松1971年在堪萨斯演讲中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论”，即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是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五大力量。毛泽东也于1974年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都反映了世界格局从两极向多极演化的趋向。但此时世界力量的对比还没有发展到打破两极格局的地步。
两极格局的最终瓦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因为：一是东欧国家剧变，脱离苏联势力范围。1989年下半年，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相继发生剧烈变化，纷纷脱离苏联，变更政体，倾向西方。战后以来东欧六国始终是苏联的卫星国，同为经互会和华约组织的成员国，是苏联与美国对峙的“前沿”。这些国家的剧变，极大地改变了两极对抗的力量对比，使苏联失去了与美国进行对抗的“势力范围”，从而使两极格局中东西欧对峙丧失了基础。二是东德并入西德，实现德国统一。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连锁反应中，民主德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联邦德国政府抓住时机，积极促进统一的进程。1990年10月，民主德国正式并入西德，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彻底结束了美苏英法四大国分治德国的状态，也结束了东西德作为美苏在东西方对峙的“前沿阵地”的历史。三是华约解体。随着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的发展，原来作为支撑苏东联盟的政治、军事同盟的华约组织已失去存在的意义，苏联的战略收缩也使华约失去了维系力量，转向西方的华约成员国纷纷要求撤走在本国的苏联驻军。1991年4月华沙条约组织所有军事机构宣布解散，同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由于东方政治、军事同盟组织自行解散，两极格局中的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峙也随之化为乌有了。四是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瓦解。在东欧剧变的背景下，1989年12月，美苏两国首脑在马耳他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局势问题，并在此问题上双方达成“谅解”，苏联重申不加干预，美国则表示无意从中谋求单方面好处。苏联领导人还表示，虽然“冷战”时期许多东西仍残留着，但“冷战的方法已遭到失败”。此次会晤被认为是“向世界宣布了冷战的结束。”与此同时，随着苏联国内“新思维”的出台，政治上推行西方的多党制，意识形态上实行自由化和多元化，经济上推行西方经济改革方案，致使国内政治、经济、民族危机全面爆发。在1991年8月事变后，苏联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国家的联盟体制顷刻瓦解，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不复存在，由此使两极格局最终瓦解。
二、邓小平审时度势的科学判断
邓小平曾多次讲到：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维护和平是有希望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随形势变化和认识深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
建国初期，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看法是讲两句话，即“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基本态度是倾向于乐观主义而反对悲观主义。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指出，尽管存在着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制止战争、避免战争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很快，只要促使这一力量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的报告时再次指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同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这种判断，大致延续到60年代初期。
6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安全环境随之也出现了严重恶化的局面。中苏关系由破裂进而走上了尖锐对抗的道路，我国面临着来自北方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军事威胁。美国也提出了“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把我国作为其备战的主要对象之一，并把战火烧到我国的南大门，加重了对我国的战争威胁。与此同时，周边的各种敌对势力也在伺机而动，在几个局部方向上形成了十分紧张的气氛。面对这样的严重形势，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逐步趋于严峻。1964年10月，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此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
到70年代，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形成了以下几个主要的观点：一是认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包括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和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迫在眉睫；二是认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来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美苏对世界霸权的激烈争夺终将导致新的世界大战，而对我国来说，战争威胁的主要方向已从东面转移到北面，70年代以来奉行全球积极进攻战略的霸权主义苏联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三是认为战争与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或者是战争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如果新的世界大战一旦爆发，那只会大大加速世界各种矛盾的发展，推动世界人民起来埋葬帝、修、反。
以上观点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斗争背景。它反映了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展和我国安全环境恶化的一面，从而唤起了我们党和人民对正在增长的战争危险的注意和警惕，对在激烈、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巩固国家安全，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时的认识和判断也存在着缺陷，主要是对战争危险看重了、看大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评价的：过去60年代、70年代我们有个估计，把战争危险看得过大，其原因是超级大国咄咄逼人，疯狂地搞军备竞赛，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甚至于武装侵略，所以当时作出的判断是战争危险非常值得警惕；那时，我们心里很不踏实，整个70年代我们有很大的忧虑，因为如果真正发生战争，对中国很不利。“现在情况不同了，那时我们的判断也有缺陷，所以就改变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邓小平的启示和推动下，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经过七、八年的观察和酝酿，逐步形成了新的认识和判断。其间，认识上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