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两军交战，要战胜敌人，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具备不被敌人所战胜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应该包括自身建设质量的优劣，士气斗志的高低，作战能力的强弱，作战指挥的正误，保障能力的大小等等。正如《明太祖实录》所说：“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备谓也。”其意是说，用兵的道理，在于必须先稳固自己的根基，根基稳固就会在多次战争中少遭失败。根基是什么？就是内部，内部最好是治理得坚实，坚实才难以被攻破。什么叫坚实，就是有周密的准备。《孙子兵法·形篇》也说：“先为不可胜。”即首先创造条件，使自己不可战胜。“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即能够战胜强大敌人的，必须自己先创造各种不被敌人战胜的内部条件。邓小平在领导革命战争中，善于根据决定作战胜负的诸多因素，着眼于不被敌人战胜，从各方面来加强部队建设，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固本强根，从而保证做到了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推进着革命战争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第一节善谋全局 争取主动
中国有句古话，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意思是说，不善于考虑长远利益的人就不能策划好眼前的利益；不懂得谋划全局利益的人，就不会谋划好局部的利益。尤其在充满慨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战场上，谋万事、谋全局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战争是由一个一个战役、战斗组成的，只有从战略利益的高度着眼，才能谋划好每一次战役、每一场战斗。反之，谋划好每一次战役、每一场战斗，必须着眼于战略利益，着眼于战略全局，非此则难以制胜。
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总是善于站在斗争的全局上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筹划问题，善于围绕着全局的需要和可能出主意、想办法、定计划，积极完成好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任务。可谓是善谋全局的大师，这也是他与敌军事斗争艺术中的精彩之笔。
一、具有强烈的大局意识，坚持从大局需要出发
江泽民同志在论述邓小平鲜明的革命斗争风格时曾高度评价说：“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善于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且总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着眼大局，顾全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邓小平这一风格，早在战争年代的对敌斗争中，从理论到实践，就为全党同志树立了关注大局、洞悉大局、驾驭大局、推进大局的光辉典范，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明确告诫部队：“大家要从大局着眼。”他还针对一些指挥员的大局意识不强，思想方法不对头的问题在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所作的《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可见，大局意识，不仅仅是个思想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观念问题。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尤其是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这不仅关系到军事斗争的胜败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斗争全局的发展问题。所以，邓小平在与敌斗争中，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更加强调要有强烈的大局意识，要坚持从大局需要出发，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以从斗争的总体和全局上，谋求军事斗争的主动。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后，对此，蒋介石一面借助美国的海空军力量从大西南、大西北等大后方向华北、华东和东北解放区调运大批的军事力量，并迅速抢占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以及战略要地，积极争取形成实施全面内战的战略部署。另一面又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早已心中有数。蒋的用意无非是“一举三得”：如果不去重庆谈判，蒋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顾大局”、“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大帽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如果去重庆谈判，蒋又可以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另外，也还可以利用谈判交涉争取一些时间加紧进行内战准备。对此，毛泽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首先是接连发表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等文章，义正词严地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是时间早晚的事，要求全党必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并号召各解放区在对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的同时，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充分做好自己作战的准备；其次，党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分析毛泽东去还是不去重庆谈判的利弊关系，最后决定还是去重庆谈判，以实际行动做出希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姿态。
战局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党中央的意料：此时的国民党各路军队正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方向，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进犯。其中，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8月下旬出动了7个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以其主力进占了同蒲路沿线，并以其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5个师16000人，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占据了襄垣、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企图以此迫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更大的让步。面对这一事关党和人民前途命运的严重形势，具有强烈大局意识的邓小平已经预感到自己率领的部队所应承担和可能承担的责任的重大。首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锡山所部进入长治部队”的指示，召开了研究部署上党战役的会议。在会上，邓小平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在如何反击来犯之敌，如何处理好打好上党战役与毛泽东重庆谈判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更是强调部队必须从大局出发，站在事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上党战役的重要，他告诫所属部队的官兵：“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刘伯承、邓小平从大局出发，为了确保打好上党战役，争取战略主动权，他们亲自到部队、到解放区进行战斗动员，号召大家“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与此同时，他们还共同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全面分析了阎锡山部队的作战特点，详细介绍了城市战斗和野战各阶段的战术要领，对即将进行的上党战役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各部队接到这一重要指示后，纷纷照此要求加紧战前练兵，提前做好战役准备，为最后赢得解放战争第一仗的胜利，争取了主动，奠定了基础。可见，邓小平同志的大局意识是很强的，所以在与敌军事斗争中，做到了遇事先想大局，谋事先为大局，处事先顾大局，从而增强了斗争的预见性，争取了斗争的主动性，达到了斗争的有效性。尤其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忍苦负重，宁肯牺牲自己，坚决顾全大局的精神，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鼓舞。陈锡联回忆邓小平曾告诉他：“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这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一些，他们就可以放手歼敌，对全局有利。”
二、科学分析战争局势，对大局作出准确判断
具有强烈的大局意识重要，但能否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对大局作出准确的判断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认识到什么是大局，才能更好地从大局出发，服从它，服务它。邓小平同志总是善于从敌我双方斗争的战略高度上、总体态势上、发展趋势上、宏观利益上来洞悉大局，关注大局，进而从中对大局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解放战争时期，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针对部分指挥员不理解军委战略意图的问题就明确指出：“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事实说明，……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邓小平的分析，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入情入理，精辟有加。一是在纷繁复杂的战局中准确地分析判断出了什么是大局，找准了大局的焦点就是大别山，控制了大别山就等于控制了战局中的大局。因为这一战略要地，从地理位置看，似一把“尖刀”直插蒋介石的心腹，所以是牵动战局转变的“枢纽”；二是为实现控制战略要地、把握大局的目的，采取了坚决、勇猛、迅速的作战行动；虽然局部放弃了一些地盘，虽然自己的部队吃了不少苦头，担负着沉重的压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最终毕竟是以局部利益为代价，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为取得大局上的胜利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