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退而更化”：中国合作金融的改良之路
白钦先 秦援晋
（辽宁大学）
摘要：合作金融的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的一个大题目，但迄今并未得到满意的解决。从社会哲学上看，这涉及到如何处理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否定传统、移植西方体制的思维方式到底对不对？本文即从回答这个基本社会哲学问题入手，检讨中国传统合作金融组织——合会的珍贵遗产，申明自愿原则是合作金融的灵魂以及这个灵魂对当今中国合作金融的改良所具有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组建中国农村合作银行为核心的政策建议，而中国农业银行出售非农业务、回归农村，与农村信用社进行资本重组与业务整合，是现实可行的一条最佳途径。
关键词：合作金融 合会 自愿原则 中国农村合作银行
Abstract：The thesis，which how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finance would be achieved in china，is very important to Chinese intellectua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But up to now，this problem not be solved satisfactorily.In the sense of social philosophy，it is in connection with general culture which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below：how will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be relaxed？How do we examine and evaluate the efforts of intellectual's hard work？They had tried to give up the Chinese tradition，and at the same time，to transplan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from the western nations to China.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swer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At first，we will look back the trace of the Co-operative Society which existed in China as a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wo thousands years.We found that its soul，which can be defined as“on a voluntary basis”，is also vital to the modern co-operative finance.The intellectual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d made a mistak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After the above-mentioned reflection，we will put forward our view to policy-maker：to establish the Rural Co-operative Bank of China.
Keywords：Co-operative finance，the Co-operative Society，voluntary principle，the Rural Co-operative Bank of China
一、解题
“退而更化”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成语，它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有价值的方法论，要解决的是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回眸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国人之放弃“退而更化”的思维方法，是十分可惜的，也是对今天的改革和文化递进大有遗害的。本文以“合作金融”作为案例，考察一番“退而更化”的思维方法对当前中国之合作金融的改良有什么价值。
且说汉朝兴起之初，高祖刘邦是崇黄老而蔑儒学的。据说这个无赖子曾以儒生的礼帽作便溺之器，以示蔑视。但黄老的那一套“反智主义”、“无为而治”，事实上是担当不起国之政纲的重任的。就这样勉勉强强应付了七十年，在武帝刘彻的手中，这种思想鄙陋已极，其应付实际事务之捉襟见肘也已达于极端，政治局面实已无法维持。武帝刘彻便向董仲舒问策。董仲舒对答了下面一段话。为了理解“退而更化”之真正意义，且把这段话照录如下：
“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所谓“退”，就是退回到儒家的传统去。当年汉朝初兴，思想体系上继承了秦始皇的遗产：峻刑法、崇黄老、信方士之术。七十年后，才感到欲达“灾害日去，福禄日来”的升平境界，还得退回到儒家去，退回到孔子去。而孔子时代的儒家也不是平空而起的，乃是对周朝文化的继承。所谓“更化”，是继承传统的方法，不是率由旧章，一丝一毫不能更改，而是可以而且必须因时之需，变化传统。当年，董仲舒用“退”指出了“文治”的方向。用“更化”指出了“尽弃传统”与“泥于传统”两种倾向都是错的，而更新变化传统才是正途。变化传统以便使之适用于时代但又仍不失为传统，这是一种高级的思辩艺术，制策者如不具有明晰的历史观念，不具备清明的时代眼光，是用不好这种方法的。
可是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国文化思想界放弃了这个高级的思辩方法，在解答一个根本问题上表现尤甚。这个根本问题就是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那一代思想巨子，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大勇主义者，但却不是不折不扣的大智主义者。他们对传统中陋劣的方面敢于挑战，这是勇；但他们中许多人从西方思想武库中随便捡起一件武器，不管是古希腊罗马的大刀长矛还是现代英美的火药弹来福枪，就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乱打一通，必欲只手灭裂而后快，这却是不智的。事实上，中国自1871年开设“同文馆”开始有规模地输入西方学术以来，真正以非功利的姿态潜心于西方学术的中国学人几乎没有。自严复而至《新青年》同仁，都只得了些西方文化的皮毛。那时的争执是“本位文化”论的泥于传统与“全盘西化”论的尽弃传统的争执，保守主义者固然没有“退而更化”的高级思辩能力，而激进主义者也没有“进而更化”的高级思辩能力。第二代的新文化人物，他们的学术功力培养于二、三十年代，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始露头角，他们中有些人确实意识到上代人的偏激，想要有所更正的。例如史学家钱穆在1944年就曾说：“百年来的国事不振，处处不如人，一般知识阶级无形中有一种自卑心理。他们自诩脱离了‘天子圣明，臣罪当诛’的境界，却陷入了‘外国人圣明，中国人该死’的田地。在‘外国人的话总是对的’这大前提下，承认了一切西方学说”。殊不知西方学说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内部互相指谬，莫衷一是，我们却一概认为全部是真理，照单全收，如同对待圣旨，而且用不着找任何别的理由辩护，就因为该言论出自洋人之口。从钱穆说上述那番话的时代至今，又经过了六十多年，我国学术界的情形仍复如是。这种可悲、可悯亦复可笑、可恨的情形之所以发生，原因在于中国学术界的人没有真正的自信力；而没有自信力，多多少少又源于蔑视或根本不懂自己的传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最近有一篇文章反思“五四”，说那时的思想巨子对待中国传统，是“泼洗澡水把盆中的孩子也一起泼出去了，”现在学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泼出去的孩子捡回来（当然，那洗澡的脏水是不必收回的）。这就是说，要重视传统中优秀的价值，要因应时代的要求，光大这些优秀的传统价值。我们看，这种思想方法就是“退而更化”。
传统与现代化到底是什么关系？“五四”新文化那一代人的答案简捷而明确：打倒传统是现代化的前提。胡适曾经表彰蜀中老才子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适自己对传统文化之用力，主要也在于“捉妖打鬼”，而很少“同情之了解”。但怎样认定传统中的“妖”与“鬼”呢？那一面照妖镜就是西方思想。可是中国学人从西方拣拾的那些思想的碎片是否有资格充当照妖镜呢？这个一向不被怀疑的问题，事实上大有问题。西方学术界有些人持一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谬见，我国学者不自觉地也染上了这种谬见，所以总以中西对立、西胜于中的思维来对待传统。但“西方文化中心论”也只是部分的西方学者所坚持的。就在我国反传统如火如荼的时代，西方的哲学家罗素却说：试图把文化学术定于一尊，是民族自尊心的可笑的表现，以世界的眼光看，文化多元才是幸福。在二十世纪之末，近百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巴黎，探讨人类文化的未来，会议达成的《巴黎宣言》中称：“人类要生存于21世纪，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如果“五四”新文化那一代思想巨子能够起死回生，看到他们当年心心念念瞻望的西方原来也有这种“回归孔子”的思想在流传着，他们该作何感想呢？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个民族经过多少次异民族的打击、经过多少次本民族的革命而仍然消灭不了的根性精神。我们对于这种根性精神可以评价它的优劣，却无法消灭它。还应指出，各民族的根性精神看来如此不同，但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人性的表现而已。追究到人性的根本，人终究还是人，也正因如此，各民族传统之间才可以互相比较、融合、共存。比如国有企业，在中国往往是低效率和腐败的渊薮，数年来一直是改革的焦点；但观察二战后西欧各国在某些关键产业上纷纷攘攘的“国有化”、“私有化”的变幻，其原因无非也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腐败。地理上远隔万里，文化上又有巨大差异，为什么一旦同为国有企业便滋生同样的问题？原因无它，一语道尽，人类的人性是相同的。
所以截然判定中国文化是过时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中国的复兴必须以西方文化代替中国文化，认为因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这是一个多么天真而粗暴的看法啊！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固然要纳新，同时也要吐故，但现代化的实际动态过程，并不是像汽车坏了就换几个零件那么简单的新旧置换。新旧置换是机械，不是哲学，而更化传统需要的是哲学。事实上我们也做不到全盘西化，从民族文化建设的根系上看，现代化无非就是传统的“更化”。以韩国为例，世人都认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东亚的榜样，但韩国并没有，也不可能照搬美国模式。韩国学者李文永教授就认为韩国一直以来坚持的源于中国周朝的政体并不是被革除了，而是吸收了源于威尼斯的“市民议会”制度的长处，又着意保留和光大了东方伦理，这才形成了韩国今日的国家生活方式和国民生活方式。我们看，在这个案例中，现代化并不以消灭传统为前提，现代化恰是传统的“更化”。一味崇拜西方的学术家们，或许对这个现代化原理嗤之以鼻，那么我们可以说西方有些学者也是持这样的观点的，例如大名鼎鼎的西方史学家汤因比，他就认为，一个民族文明的进展，与其说是若干个与传统断裂的过程，毋宁说是对本民族传统的“退守与回归”（withdrawal and return）。这个以“退守与回归”定义的关于现代化的观念，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退而更化”；而且董仲舒之言，其所包含的思辩的智性还要更高一筹呢！
二、反思中国合作金融放弃民族传统的历史性失误
本文论述的领域是中国合作金融，为什么在文章之首却如此迂远地对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历程进行反思呢？对此不能用“杀鸡焉用牛刀”来指责，这是因为在大文化中，合作金融思想也许只是芥豆之微，但这粒芥豆上也反映着整个文化的误区。直率地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合作金融与整个文化一起犯着共同的错误，教训大于经验，如果不把文化大背景看清了，孤立地观察合作金融，恐怕很难有所创获。
我们首先检讨中国合作金融的传统。
有人认为合作主义是二十世纪初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中国国民自私，目光短浅，一向喜欢自封，所以中国历来没有合作主义的思想，也没有合作的历史遗迹。做出此种判断的人，他心中脑中就没有一部中国历史，他自然地要把华夏民族这个人种当作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异物”。但事实是合作乃人性使然，中国人何独不然？两千多年前，墨子就思索过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己亦在人中”。这个思想多么朴素！单个的人无法生存，既然处于人群之中，那么怎么可以不与人合作呢？同时代的古希腊人也是这样看待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