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五经》：诏、命、策、檄，产生于《尚书》；序、述、论、议，产生于《周易》；歌、咏、赋、颂，产生于《诗经》；祭、祀、哀、诔，产生于《礼经》；书、奏、箴、铭，产生于《春秋》。朝廷中的典章法制，军队里的誓辞诰文，传布和发扬仁义，阐发和彰明功德，统治人民，建设国家，文章的用途多种多样。至于以文章陶冶情操，或婉言劝勉他人，进入特别的美感，也是一件乐事。在遵奉忠孝仁义尚有过剩精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学写文章。但是自古以来的文人，大多陷于轻薄：屈原显露才华，宣扬自己，揭露国君的过失；宋玉相貌艳丽，被当作俳优对待；东方朔言行滑稽，缺乏雅致；司马相如攫取卓王孙的钱财，不讲节操；王褒私入寡妇之门，在《僮约》中自我暴露；扬雄在《剧秦美新》中歌颂王莽，损害自己的品德；李陵向外族投降受辱；刘歆在王莽的新朝反覆无常；傅毅依附权贵；班固剽窃父亲的《史记后传》；赵元叔过分倨傲；冯敬通秉性浮华遭压抑；马季长谄媚权贵遭讥讽；蔡伯喈与恶人同受惩罚；吴质横行乡里；曹植傲慢犯法；杜笃向人索求，不知满足；路粹心胸过分狭隘；陈琳确实粗枝大叶；繁钦不知检点约束；刘桢性格倔强，被罚做苦工；王粲轻率急躁，遭人嫌弃；孔融、祢衡放诞倨傲，招致杀身之祸；杨修、丁廙鼓动曹操立曹植为太子，反而自取灭亡；阮籍蔑视礼教，伤风败俗；嵇康盛气凌人，不得善终；傅玄负气争斗，被免官职；孙楚恃才自负，冒犯上司；陆机违反正道，自走绝路；潘岳唯利是图，遭到伤害；颜延年意气用事，致遭废黜；谢灵运空虚粗疏，扰乱朝纪；王元长凶恶残忍，自取恶果；谢朓轻忽傲慢，遭到陷害。以上这些，都是出类拔萃的文人，我不能全都记载下来，大致如此吧。至于帝王，有时也难幸免。过去有才华的天子，只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等数人，但他们都遭到世人的议论，并不是具有美德的君主。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等人，有盛名而又能避免过失的，不时也可以听到，但他们中遭到祸患的人还是占多数。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推究其中所蕴含的道理，文章的本质，是揭示兴味、抒发感情的，因而容易使人恃才自夸，忽视节操，急于追逐名利。当代的文人，这个缺点更加突出，若是一个典故用得妥当，一句诗文写得新奇，就神采飞扬，直达九霄，心气高傲，雄视千载，独自吟诵，独自叹赏，不觉世上还有旁人。尤其是言辞所造成的伤害，比矛、戟等更加惨酷，讽刺带来的灾祸，比狂风闪电还迅速。你们应该特别防备，以保大福。
做学问有敏捷与迟钝的分别，写文章有精巧与拙劣的分别。
做学问迟钝的人，肯不断努力，不会妨碍他达到精通熟练；文章写得拙劣的人，尽管钻研思考，终会归于粗野鄙陋。只要能成为有学之士，也足以在世上为人了。如果确实缺乏写作天才，就不要勉强握笔作文。我看见世上某些人，极无才思，却说自己的文章清新华美，让丑陋拙劣的东西到处流传，这种人也太多了，江南一带称他们为“讠令痴符”。最近并州有一位士族，喜欢写一些可笑的诗赋，向邢邵、魏收诸人挑逗，大家嘲弄这位士族，假意称赞他，他就杀牛酾酒，宴请客人，以招延声誉。他的妻子是一位明白事理的妇人，哭着劝阻他。他叹息说：“我的才华不被妻子所容，何况陌生路人呢!”他至死也没有觉悟。自己能了解自己，才算得上聪明，做到这点，确实不容易啊。
学习写文章，应先找亲友征求意见，求得他们的批评裁断，知道可以在别人面前公开了，然后才脱稿。千万不要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免得被人耻笑。自古以来执笔写文章的人，多得说不完，但能达到宏伟精美的，不过几十篇而已。只要文章不脱离它应有的结构规范，辞意可观，就可称为才士了；一定要使自己的文章惊动众人，超越当世，怕要等到黄河变清才有可能吧!
不屈身于两个王朝，是伯夷、叔齐的气节；可以侍奉任何君主，是伊尹、箕子的道理。自春秋以来，士大夫家族奔窜流亡，邦国也时常被吞并灭亡，国君与臣子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名分。然而君子之间的交情，即使断绝也不会相互攻击辱骂，一旦屈膝侍奉别人，怎能因对方的存亡而改变初衷呢?陈孔璋为袁绍撰文，称曹操为豺狼；在魏国草檄，就视袁绍为毒蛇。因为这是受当时君主之命，自己不能作主。但这也是文人的大缺憾，你们应该认真斟酌。
有人问扬雄说：“您年轻时喜欢作赋吗?”扬雄说：“是的。作赋好比儿童学写虫书和刻符，成年人是不会干的。”我私下反驳他说：虞舜吟唱《南风》诗，周公写《鸱鸮》诗，尹吉甫、史克写了《雅》、《颂》中的一些美好篇章，没听说过他们在幼年时代因此损伤了品行。
孔子说：“不学《诗》，就不善辞令。”又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把《诗》的乐曲进行订正，使《雅》乐和《颂》乐都各得其所。”孔子为了宏扬孝道，就引用《诗》中的诗句来验证。扬雄怎么敢忽视这些事实呢?如果说到“诗人的赋华丽而规范，辞人的赋华丽而过分”这句话，只不过表明扬雄懂得辨别二者的区别而已，却不知道他作为成年人该怎样去选择?扬雄写了《剧秦美新》，却胡胡涂涂从天禄阁上往下跳，惊慌恐惧，不能通达天命，这才是孩童的行为啊。桓谭认为扬雄超过了老子，葛洪拿扬雄与孔子相提并论，这实在让人叹息。扬雄只不过通晓算术，懂得阴阳学，所以写了《太玄经》，那几个人就被他迷惑了。他的遗言余行，连荀况、屈原都赶不上，哪里敢望大圣人的项背呢?况且，《太玄经》在今天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不过用来盖酱瓿罢了。
齐朝在位叫席毗的人，是位清明干练的士人，官至行台尚书。
他讥笑和鄙视文学，嘲讽刘逖说：“你们的辞藻，好比朝菌，供片刻观赏，不是大材料，哪能比得上我辈这样的千丈松树，尽管常有风霜侵袭，也不会凋零憔悴!”刘逖回答他说：“既是耐寒的树木，又能开放春花，怎么样呢?”席毗笑着说：“那当然可以了!”
大凡写文章，好比骑着骐骥，即使马有超群的气质，也应当让它口衔铁勒来控制它，不要使它乱跑越轨，随意行动，以致陷入沟坑中。
文章应当以义理情致为心肾，以气韵才调为筋骨，以事实典故为皮肤，以华辞丽句为冠帽。今人继承前人，趋向枝节，放弃根本，所写文章大多浮浅华艳。文辞与义理相比较时，文辞强而义理弱；内容与才华争高低时，内容繁杂而才华亏损。放纵者的文章，随意散漫，忘却了旨归；雕琢者的文章，材料如补丁加补丁，而文采不足。时俗是这样的，人们怎能独独避免呢?只是必须除去过分的华艳罢了。如果有人既有大才能、大名声，又改革文章体制，这实在是我所希望的。
古人的文章，有重大的题材，有超群的气势，它的体势和风格，距今天的文章实在相距甚远；只是词章简略质朴，不够严密细致。
现在，文章的音韵格律和谐华丽，篇章语句配偶对称，避讳精确详尽，比过去强多了。应当以古人的体制剪裁为根本，以今人的文辞音调为末梢，求得两者并存，不可偏废。
先父的文章，十分典雅纯正，不随意跟从社会上流行的风气。
梁孝元帝为湘东王时，编成《西府新文》，先父的文章竟没有一篇被收录，这也是因为他的文章不合世人的口味，没有郑、卫之音的缘故。他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共二十卷，我们几兄弟正在守丧，都没有来得及编辑整理，就碰上火灾被烧光了，终于不能流传于世。我怀此悲苦遗憾，痛彻心肺骨髓!先父的节操品行，见于《梁史·文士传》及孝元帝的《怀旧志》。
沈约说：“文章应当遵从‘三易’的原则：容易了解典故，这是第一点；容易认识文字，这是第二点；容易诵读，这是第三点。”邢子才常说：“沈约的文章，用典让人感觉不出来，好似发自内心的话。”因此深深佩服他。祖孝征也曾经对我说：“沈约有诗说：‘崖倾护石髓’，这难道像在用典吗?”
邢子才和魏收都名声很大，当时人将他们作为榜样，当成宗师。邢子才欣赏和佩服沈约而轻视任昉，魏收爱慕任昉而诋毁沈约，他们每次在宴会谈论时，言辞激烈，争辩得改变了脸色。邺下人物众多，各有朋党。祖孝征曾对我说：“任昉和沈约的是非，实际上就是邢子才和魏收的优劣。”
《吴均集》中有《破镜赋》。古时候有座城邑名“朝歌”，颜渊不在这里停留；有个小村名“胜母”，曾子到此赶紧整饬衣襟：他们大约是担心这些不好的名称损伤了事物的内涵。破镜是一种凶恶的野兽，它的典故见于《汉书》，希望你们写文章时避开这个名词。近代常常看见有人和诗，题上“敬同”二字，《孝经》上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这两个字是不能随便说的。梁朝费旭的诗说：“不知是耶非。”殷沄的诗说：“摇飏云母舟。”简文帝讥讽他们说：“费旭既不认识他的父亲，殷沄又让他的母亲四处飘荡。”这些虽然都是旧事，也不可以随便乱用。有人在文章中引用“伐鼓渊渊”的诗句，《宋书》对这类不考虑反切的引语屡有讥讽。以此类推，希望他们一定要避免使用这类词语。有人尚在侍奉母亲，分别舅舅时却吟唱《渭阳》诗；有人父亲尚健在，送别兄长时却引用“桓山之鸟”的典故，这些都是大大的失误。举出以上部分例子，你们就应该知道处处慎重了。
江南人写文章，要求别人指正，知道了毛病之所在，立刻改正，曹植从丁廙那里感受到了这种好风气。山东地区的风俗，不允许别人批评自己的文章。我刚到邺城的时候，曾因此而触犯了一些人，至今后悔。你们一定不要轻率地议论别人的文章。
凡是为别人写文章，都使用对方的语气，道理上应该如此。至于涉及哀悼伤痛、死亡灾祸一类的文章，不可随便代笔。蔡邕替胡金盈写的《母灵表颂》说：“悲痛母亲寿不长久，为何丢弃我们早逝?”又替胡颢写他父亲的墓志铭说：“埋葬先父议郎君。”还有《袁三公颂》说：“我们德高望重的祖先，封于有妫。”王粲替潘文则写的《思亲诗》说：“您亲自如此劳苦，抚育我辈儿女；希望我们的亡母，能够保养长寿。”这些都刊载在蔡邕、王粲的文集中，例子很多。古人是这样写的，今天就被认为是犯讳了。曹植在《武帝诔》中用“永蛰”表示对父亲的思念；潘岳在《悼亡赋》中用“手泽”抒发看见亡妻遗物而引起的伤感；这是把父亲比做昆虫，把妻子等同于亡父。蔡邕的《杨秉碑》说：“总管天下的重大事务。”潘尼的《赠卢景宣诗》说：“皇位正盼有飞龙出现。”孙楚的《王骠骑诔》说：“迅速登遐。”陆机的《父诔》说：“百姓归心，百官和睦。”《姊诔》说：“她像天女一样。”如果在今天，谁写这些话，就是朝廷的罪人了。王粲的《赠杨德祖诗》说：“我君设宴送别，悠闲快乐。”这种话是不可以胡乱用于一般人的孩子的，何况是太子呢?
挽歌辞，有人说是古代的《虞殡》歌，有人说出自田横的门客，都是用来追悼死者、表达哀思的。陆机写的《挽歌诗》大多是死者自叹之辞，诗的体例中既没有这种例子，又违背了作诗的本意。
大凡诗人的作品，讽谕的、规谏的、赞美的、颂扬的，各有各的源流，不曾混杂，以至善和恶同处一篇之中。陆机作《齐讴行》，前面部分叙述山川、物产、风俗、教化的兴盛，后面部分突然抒发轻视山川的情感，大大背离了此诗的风格。他写《吴趋行》，为什么不陈述阖庐、夫差的事情呢?写《京洛行》，为什么不陈述周赧王、汉灵帝的事情呢?
自古以来，有宏才博学的人，错用典故的事是有的；诸子百家的学说，内容各不相同，书籍如已湮灭，后人见不到，所以不敢随便谈论它们。现在且指出肯定是错谬的事例，略举一两件，让你们引以为戒。《诗经》说：“野鸡鸣叫。”又说：“野鸡叫着找求雄性。”《毛诗古训传》也说：“唯鸟，是雌雉的叫声。”又说：“野鸡早晨鸣叫，还在寻找雌性。”郑玄注解《月令》也说：“鸲，雄雉的鸣叫声。”潘岳的赋却说：“野鸡唯鸟唯鸟地在早晨鸣叫。”这就混淆雌雄的区别了。《诗经》说：“孔怀兄弟。”孔：很；怀：思念。孔怀：十分想念。陆机《与长沙顾母书》，叙述从祖弟士璜之死，却说：“痛心绞脑，好像孔怀一样。”
内心既然悲痛，就是十分思念，为什么才说“好像”呢?看他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亲兄弟是“孔怀”。《诗经》说：“父母很近。”把父母亲称为“孔迩”，在意义上说得通吗?《异物志》说：“拥剑的形状像螃蟹，但有一对螯偏大。”何逊的诗说：“鱼跳跃得像拥剑。”这是没有分辨鱼和螃蟹的区别。《汉书》说：“御史府中栽种许多柏树，常常有几千野鸟，栖宿在树上，晨去暮来，被称为‘朝夕鸟’。”而文人们往往把它误作“乌鸢”来使用。《抱朴子》说，项曼都诈称遇见了仙人，自言：“仙人拿一杯流霞给我喝，我从不饥渴。”而梁简文帝的诗说：“霞流是抱朴子的碗。”这也好像郭象把惠施的辩说当成庄周的话了。《后汉书》说：“用锒铛把司徒崔烈囚禁起来。”锒铛，是大铁锁链，世上大多把“锒”字误写成金银的“银”字。武烈太子也是饱读数千卷书的学者了，曾经作诗说：“用银锁锁住三公的脚，用刀撞击仆射的头。”这是被世俗的写法误导了。
文章中涉及地理的，必须恰当。梁简文帝的《雁门太守行》竟说：“鹅军攻击日逐王，燕骑扫荡康居国，大宛送来善马，小月送来降书。”肖子晖的《陇头水》说：“天寒陇水湍急，都散漫地分泻，北边流注到黄龙，东边与白马渡相接。”这些也都是明珠中的毛病，美玉中的瑕疵，应该慎重对待。
王籍的《入若耶溪》诗说：“蝉的叫声衬托得森林更加清静，鸟的叫声衬托得大山更加幽深。”江南文人认为这两句诗已达到极点，没有人持异议。梁简文帝常常咏吟，不能忘记这两句诗，梁孝元帝讽读玩味，也认为再无人能写得出来，以至他在《怀旧志》中把这两句诗记载在《王籍传》中。范阳人卢询祖，是邺下的俊才，却说：“这两句不算诗，怎么说他有才能呢?”魏收也同意他的评论。
《诗经》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诗故训传》说：“此诗意在安静而不嘈杂。”我时常赞叹这个解释有情致，王籍的诗句就是由此产生的。
兰陵人萧悫，是梁朝上黄侯萧晔的儿子。他曾有《秋诗》说：“芙蓉花在露水中落下，杨柳中的月光稀疏。”当时没有人欣赏这两句诗。我却爱它清雅闲散，其情其景宛然如在眼前。颍川人荀仲举、琅邪人诸葛汉也认为是这样的。但卢思道一班人，对这两句诗很不惬意。
何逊的诗确实清雅奇巧，较多形象的语句；扬都的议论者恨他常有苦辛之病，多贫寒之气，赶不上刘孝绰的温文尔雅。虽然这样，刘孝绰还很忌刻他，平时读何逊的诗，常常说：“‘蘧伯玉的车声响彻北阙’，这是一种乖离情理、没有礼节的车子。”他又撰《诗苑》，其中只选取何逊的两首诗，当时人们都讥笑他取材不广。刘孝绰既有大名声，又不谦让，只佩服谢朓，常常把谢朓的诗放在几案上，起居作息动辄诵读玩味一番。梁简文帝爱陶渊明的文章，也是这样。江南人说：“梁朝有三个姓何的，子朗的诗最多。”三个姓何的，指何逊和何思澄、何子朗。子朗的诗确实清雅奇巧。何思澄游庐山时，常有佳作问世，也是冠绝群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