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十天，第二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苏州召开。已绵延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准备盛装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苏州古典园林符合世界文化遗［此文发表于2003年4月。后因席卷中国的“非典”，第二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改在巴黎举行。直到2004年6月，第二十八届大会才在苏州召开。］产标准，并以拙政园、留园、网师园和环秀山庄四处为典型例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0年，又将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五处作为扩展项目列入该名录。至此，“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话语。
世界遗产分为文化和自然两部分。苏州园林作为人类遗留的物质存在，既是历史延续的物证，更是文化精神的载体。从表征看，苏州园林“魅力全在于它是过去的”；但从文化层面看，它是自然景观与审美传统及人文关怀关联所凝聚成的文化具象。
苏州为什么能留存园林这样的文化遗产？这是与苏州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分不开的。
在对环境和人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探讨之后，文化人类学家创立了多种理论模式，不过有一个观点几乎是一致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莫非将其概括为：“人对环境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影响更突出。”例如，生活在高寒环境中的北欧人，因其生存需要，一直都有强烈的物质需求，这种需求激发了人群不断制造、生产物质来满足生存需要的理念，这种理念最终上升为一种务实、自律、勤奋、进取的文化精神。就苏州而言，以“水”为特征的环境极大影响了区域人群的生存方式，这种柔性和安详的生存方式，又必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精神（如果区域是以城市为代表，这种文化精神就体现为城市精神），而园林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具体诠释。
苏州在伍子胥建城之初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只是在经历了吴越春秋、楚汉争霸、三国称雄的最终失败之后，历史给了苏州平复文化生态系统巨大失衡的机会。据史载，隋唐以降，苏州久无战事，“老死不见兵革”的吴地“率渐于礼”。大运河的开凿使苏州成为经济繁荣的“东南胜会”，“天高皇帝远”的社会条件又使苏州成为“大一统”体制下区域文化的摇篮。被称为“城市山林”的江南私家园林，正是在这种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诞生的。明清时期，苏州城十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曾集聚了近三百处大小园林，它对苏州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我们通常把人群聚居、且多数居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称作“城市”，但在文化人类学家眼里，城市是“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聚合，并构成了一种文化规则的区域”（[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表征来区分不同的文化背景，一是城市形象。譬如，苏州以江南园林和“小桥流水”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形象，体现了“水”为命脉的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聚合。二是区域人群。譬如，我们首先可以通过形体、语言等很容易地来判断欧洲人和亚洲人，甚至来自中国的北方或南方。其次可以通过举止、习俗等来判断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山区、平原或水乡）。但最终我们只能通过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来确认其所处的文化规则的区域，这就是文化的终极力量。假如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被一个城市的人群普遍自觉认同，就构成了该城市的文化能力，其理念层面的彰显就是城市精神。
园林成为苏州城市的代名词，因此，园林所诠释的城市精神应该而且只能是内敛、含蓄、温和、精致、小气。
历史翻过了一页。源自西方的工业文明深刻影响了人类发展的进程。国学大家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分析了文明基于文化而生的观点：“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惟文明偏在外，属于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于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向外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业而产生。”苏州城市的发展在顺应时代潮流、融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化之后，它的城市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东园西区的崛起，正在逐渐改变区域人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改变将使人和环境达到新的和谐。但谁也无法否认，假如没有依托二千五百多年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苏州现阶段的快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现象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积淀得厚实了便成为文化，而文化的意义则在于，它就像水一样，永远也割不断、取不竭。
综上所析，对于园林遗产与城市精神可以作出如下表述：苏州人在以“水”为特征的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生存理念，即城市精神，这种“群体内部精神积业”产生了独特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造就了以园林为典型的世界文化遗产。但园林遗产又成为苏州城市在“向外接受”文明并不断发展的助推器。新的城市发展格局必然生成一种新的生存理念。这种新的生存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园林遗产塑造的谦和虚心、宽容含蓄的心态与勤奋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要求相结合的新城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