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两个孤儿
组成了家庭
会留下另一个孤儿
在那长长的
影子苍白的孤儿的行列中
所有喧嚣的花
都会结果
这个世界不得安宁
大地的羽翼纷纷脱落
孤儿们飞向天空
——北岛《孤儿》
今年三月，深夜京城，雍和宫西五道营胡同，友人赐我一本张承志的《心灵史》。触摸此书，满心欢悦，翻开的第一页，读到的第一行字，就令我心跳加快，眼眶几乎湿润——
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
而我想，从《谋杀似水年华》开始，我已站在这条山脊上很久了。但是，任何人想要越过这条分水岭，却如渡过生死河般艰难困苦。
因此，这篇《生死河》的后记，应当从我眺望这座山脊开始。
正如“司望”这个名字，除了一眼可知的谐音，也是因为这样远远的眺望。
1985年，我刚读小学一年级，在上海的北苏州路小学，位于闸北区苏州河边的弄堂里，靠近老闸桥（福建路桥）。记忆中有个老洋房的校舍，妈妈给我报了个美术班，也在这所小学，叫菲菲艺术学校。几年前，北苏州路小学连同我住过的外婆家的老房子，全被拆迁光了。
三年级时，我因为搬家而转学，转到普陀区的长寿路第一小学。这所学校的背后就是苏州河，至今还有留有一座行人的小桥。童年时看什么都觉得很高大，长大后回来看看又觉得很小。在我们小学的图书馆里，我读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虽然是缩写的绘图本。学校深处曲径通幽，转过一条暗道，可以进入一片小院子，隐藏着一栋三层的教学楼。我的四五年级都在那里度过。教学楼旁边就是民房，记得民房窗外栽种着许多竹子与无花果树，隔壁还有一个幼儿园。
1990年，我进入普陀区的五一中学读预备班。
苏州河就在学校后面，进门是个不大的操场，右边和正前方是教学楼，左边则是一条煤渣跑道，还有一排两层楼的低矮房子。那里就像一条长长的孤岛，远离教学楼和所有人。医务室在那排房子一楼，每次面对视力表，我总对自己没多少信心，因为整个假期都把眼睛奉献给了各种小说。还有体育老师的办公室，男生们总喜欢上体育课，有的人和老师关系不错，在旁边的沙坑练习跳远。音乐教室也在那，墙是隔音的，门窗对着大操场，可以眺望浅绿色的教学楼。教室里有具很老的钢琴，木头感觉颇像风琴。初一，新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音乐老师，刚从师范毕业分配进来。她姓祝，我还记得那个好听的名字。每个音乐老师都会弹琴，祝老师当然也弹得一手好钢琴。那时学校不重视音乐美术这些课，到了初三很少再上了，我对音乐课的印象，只剩隐藏在后排，听着她弹钢琴的时光。那时我在家学吹笛子，两次在学校表演过，但祝老师没注意到我这个特长，腼腆的我也从不拿出笛子。初中音乐课本已有五线谱了，我很长时间拿这些谱来练笛子。最后一次音乐课考试，是每人在祝老师钢琴伴奏下唱一首歌。照理说应该唱课本上的歌，有几个男生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比如《新鸳鸯蝴蝶梦》，比如四大天王，而祝老师坦然地伴奏钢琴。我选了一首课本里的《我的祖国》，虽然显得很老土，但我觉得那首歌旋律极优美。可惜，我唱到一半就不好意思继续了，但祝老师觉得我开头唱得还不错，好像给了我一个中等的分数。
毕业以后，我再没见过祝老师。
音乐教室的楼上，是学校的图书馆。经常出入一个年轻的女教职工，不知是老师还是图书管理员？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冬天很冷时，还穿着一条超短裙，露着修长雪白的大腿，惹得周围高年级的男生尖叫。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即便最热的夏天，马路上穿超短裙的女孩也不多。初一那年，我悄悄走上二楼台阶，钻进小小的图书馆，总共也只有三四排书架，但对我来说已足够。我兴奋地看着那些发黄的书脊，挑选了一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我如获至宝般地摸着书，在借书卡中记写下名字，小心翼翼地走下了楼。结果在楼梯口被两个高年级男生拦住，他们看了看我的书说：“这本书我看过，很好看的！”于是，我更加开心地捧着书回了教室。
在我毕业后不久，五一中学就被拆掉，门外变成了夜总会，现在是上海有名的声色场所。
而我的初中音乐老师，因为学校拆迁被分配到了附近的其他中学。后来，祝老师带过的一个学生，成为有名的歌星，就是尚雯婕。
再后来，我去了很远的地方读书，当时还是荒凉的工厂区，隔壁有一家鼓风机厂，我们经常在学校里踢足球，有时把球踢过围墙就要去捡。听说那家工厂曾经是著名的墓地，一代名伶阮玲玉就被埋葬其中。
再再后来，我就上班了。
从2002年到2007年初，我的上班地点在苏州河边，四川路桥北侧的邮政大楼，一栋1924年竣工有着科林斯式巨柱与巴洛克式穹顶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
再再再后来，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了。
巧合的是，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也一直住在苏州河边。
这是我的生死河。
2012年，六月，某个夜晚，我陪家人去家乐福购物，坐在永和大王吃饭时，忽然思维一跳——孩子的心底究竟在想什么？埋藏成年人无法想象的秘密？远远超出孩子的生活体验，抑或来自另一时空——当孩子们沉默不语，就是在回忆上辈子的前尘往事。
我转而想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来的，即便在忘川水边奈河桥下喝了孟婆汤，但在出生时仍然保有上辈子的记忆，只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受到所谓“教育”的侵入与污染，才逐渐遗忘了前世的一切，从悲欢离合到生老病死……
由此，便开始了《生死河》。
半年之后，当这本书已经完工80%，并已在《悬疑世界》杂志连载过六万字之后，我却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案——现在你们都没有看到过的一个人，他叫于雷，顾名思义就是《红与黑》里的于连，我这才发现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他啊，为何他不能渡过生死河？
于是，我面临一个极度艰难与残酷的抉择——要么按照原定的写作大纲，顺利完成最后的结尾；要么把主人公改成另一个人，并将绝大部分叙述视角，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结果就是全书要几乎重写一遍，我将要再付出数十个不眠之夜的代价。
这是我从未遭遇过的困境，就像站在一座小型的分水岭上，往后走是条平坦大道，但只能通往来时的埃及；往前去却是登山险径，却有可能进入造物主应许的迦南地。
然而，我相信一个写作者，如果能遭遇这样的十字路口，不管他怎样地选择，都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我选择了最难的那条路。
那是在2013年的春节，我放弃了所有的休息，埋头于《生死河》的第二遍创作，也就是从头到尾重写一遍。
于是，这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故事。
三月末，终于完成《生死河》的初稿，激动之下，我竟把完稿日期误写作2014年，似乎自己的生活，已随着司望穿越到了一年之后。
那一晚，我发了条微博——
《生死河》大功告成，真想要放声大哭一场！仿佛把自己的心揉碎了，再粘合在一起再揉碎一遍，最后一针一线地缝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耳边听着游鸿明的《孟婆汤》。小说的最后一句，请允许我引用顾城的诗。今晚，我想，生命不息，小说不止，永不封笔。
这里所说的顾城的诗，你们在本书的结尾，都已经看到了。
感谢本书的出版商磨铁图书，感谢出版人沈浩波先生，感谢策划编辑柳易与布狄，感谢看到这行字的你。
也感谢书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你们都是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在我的心里经历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当黄海警官殉职之时，我也是一边敲打键盘，一边跟着司望在哭泣，仿佛冰冷的雨点都砸落到我眼里。
昨夜，赐我《心灵史》的朋友从北京来看我。兴之所至，我带着他走过我的母校，也是《生死河》中写到的小学门口，一转身就到了苏州河边——司望发现河边藏着尸体的吉普车的位置。
这里有一座步行的桥，我们踏上台阶，俯视苏州河水。子夜时节，春风习习，幽暗中看不清水波，惟想象桥下静水深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蔡骏
2013年5月1日星期三于上海苏州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