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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黄方原本是可以逃脱的。

黄方被熊克武推出门后,和张培爵立即返回楼上客房,各自换了一身破旧的长衫,拿帕子把头一包,便从后门溜了出去,叫了两顶轿子,一直来到武侯祠外。有巡警见轿子捂得严实,心中起疑,遂将轿子拦下。拉开帘子一看,发现二人坐着体面轿子却身穿破旧长衫,更是疑窦横生。于是不由分说,要将二人拿下。黄方眼快手疾,撂翻两个巡警后,一个纵步跃上了围墙。回头见张培爵已被巡警擒住了双臂,难于脱身,情急之下又跳下围墙,拔出手枪迎了上去。巡警们见状,丢下张培爵,发疯似的扑了上来……

“其实,黄方的手枪里并没有子弹,不过是想吓唬巡警。”谢持神情沮丧,接着说,“就在昨天,打入新军的伍安全在凤凰山营地被捕杀,其他被捕的同志也很有可能在近期被处决。”

“必须马上设法营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杀害。”熊克武果断地说。

“可是目前形势如此严峻,我们自身尚且难保,如何救得了他们?”谢持有些为难。

熊克武思索了片刻,忽然眼睛一亮:“有了!国学馆有位我井研的同乡,这人在成都很有声望。请他帮忙,应该没有问题。”

谢持说:“你是说廖平先生吧?我知道此人,成都学界的名流,张之洞的高足,‘一生不做官,桃李满四川’。若是他肯出面,也许会有一线希望。”

熊克武说:“对,就去找他。”

谢持说:“那么好吧,你看我能做点什么?”

熊克武说:“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设法去查一查,看看是谁出卖了我们。这人必须尽快除掉,要不然后患无穷。”

谢持说:“好。我也正有此意。”

从廖平先生那里得知,官府扬言将按名册拿人,在成都绅、商、学、军界引起极大的恐慌。尤其是学界,平日里慷慨激昂的那些人,有的装病不出,有的三缄其口,有的逢人就发表声明,说自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好先生,还有不少的人不辞而别,销声匿迹,弄得好几所学校陷于半瘫痪状态,教学秩序全被打乱。高等学校总理—— 一位与总督平起平坐,且受到总督相当尊敬的翰林院编修胡雨岚闻讯后,大为恼火,正打算邀集省城各学堂监督和有名望的绅士,商量如何应付官场败类,抵制他们“假公济私,摧残士气”。在他看来,所谓的“革命党”不过是一些求治心切的浮躁青年,并不是官吏们想象的破坏分子,更不是所谓的暴徒。只要各地官吏一心一意奉行新政,励精图治,政治一清明,民智一开通,这些浮躁青年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所谓的“革命党”也便不剿自灭。

通过廖平先生引荐,熊克武拜会了胡雨岚总理。听说成都县衙还打算把案情扩大,想趁机在学界多逮些人,杀一杀学界的嚣张气焰,并借此机会多开几个保案,多升几个官,多立几次功,这位儒雅的学界元老禁不住脱口骂道:“这些过场都是王棪那狗官搞出来的!看到这几年的学界出了些风头,他眼睛红了,良心黑了,竟然想拿四川读书人的血来染红他的顶子!好吧,他有胆量让他只管搞,我倒要去问问赵总督,如果他也有着同样的盘算,大不了上一趟京城,告一次御状。我就不信,四川这片天空他们能够一手遮完。”

胡雨岚当即约上翰林学士伍菘生等人,直赴总督府,面见赵尔丰,痛陈利害,力主宽仁。胡雨岚说:“政治不良,年轻人谋求改革是出于爱国之心,若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动辄杀人,后果将不堪设想。”

赵尔丰十分清楚胡雨岚等人在四川的分量,怕事态扩大,难以收场。从名册上看,不仅有大量学界人士,军界的人数也不少:其中有武学堂学生,有新军弁目队军士,还有派到巡防营任哨长、哨官的下级军官。而目前所获,除一份名册之外,没有任何足以证明这些人谋反叛逆的证据,比如印信、旗帜、谕帖、公文、信函之类。抓获的人身上,除黄方有一把仅作摆设的手枪外,并没有刀枪、炸弹之类的凶器,甚至江湖人所必需的解手小刀都没有一把。以至于幕僚们也说,几个赤手空拳的斯文人,哪里像造反的。如果说他们也是革命党,那才是天大的冤枉哩。

胡雨岚说:“那个名册说不定是个别官员有意假造来加重案情,邀功请赏的;或者是破坏分子使出的反间计,以混淆视听,制造混乱。如果按名缉拿,必定会弄得人心惶惶,把人逼上梁山。”

赵尔丰权衡再三,决定采纳众议,不再株连,只把案子限于捕获的几人身上。而黄方等人虽然自认是革命党,却又查不出他们作乱的确证,只得交承审局讯办。

黄方等人终于逃过一劫。